宋代的印刷业，已纳入政府管理范围。政府印刷分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官办学校三种类型。中央政府出版机构主要是国子监、崇文院、秘书监、司天监等部门。国子监是主管学校和教育的部门，并代表皇帝发布有关教育的政令，也主管校勘、印刷书籍。其印书的范围是从儒家经典开始的，主要是经、史、子、集，此后印刷范围不断扩大，也涉及医学等方面的书籍。国子监的印书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地方政府印刷业的发展。此外，德寿殿、左廊司局等中央机构也都从事书籍的印刷，内容大都与自身的业务有关。如秘书省内就设有印历所，专门从事历书的雕印；德寿殿有专设的刻版工匠等。
地方政府印刷业在州、县两级，还有州之上所设的中央派出机构“路”。这一机构刻印的书籍有茶盐司本、庚司本、漕司本、安抚司本等，也是地方政府印刷的主要版本，一般称为“公使库本”。地方政府所办的学校机构，有书院、州学、郡学和县学，也是印刷书籍的主要部门，属地方政府印刷的一部分，所印书籍被称为郡府学本、县学本、书院本等。此外，宋代的民间印刷，即私刻，也是一支极为重要的力量，它是在唐后期、五代以来兴起的民间印刷作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代的民间书籍印刷，分为家刻本、家熟本和坊刻本，它不像国子监等官府印刷机构，可大规模地刻书，也不像书坊那样不间断地刻书，它可以根据个人爱好，精益求精地刻好几部书，流传于世。
宋代文化的繁荣，印刷术的发展是一个基础。陈寅恪先生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明先生也说：“两宋时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因为宋代文化相对普及，文化不再被极少数世家大族所垄断，即由士阶层逐渐普及到农工商阶层，寒门子弟亦有书可读。宋代文化为什么能普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物质条件——印刷术的进步和发展，书籍刊刻量大、内容丰富、各种类型的书籍源源问世的缘故。“印刷技术”与“印刷革命”的同步发展，为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同时，印刷技术是一场“信息革命”，大量的书籍问世，不仅给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输送了更多的文化典籍，尤为重要的是为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了印刷技术和传播信息。西夏印刷业的起步和兴旺发展，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形成的。
（二）宋代的佛经印刷
前面已讲过，佛教僧侣对印刷术的发明、发展及推广应用，都做出过重大贡献，产生过重大影响。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都是佛教的经书。进入宋代以后，佛教书籍的印刷有了一个历史性的发展。其表现在：一是印刷规模增大，不但寺院印刷佛经，而且印刷作坊也刻印；二是政府十分重视，已经投入资金刻印佛经总集。历时12年，于太平兴国八年（893）完成的《开宝藏》或《蜀藏》，就是政府行为的结晶。它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印刷的规模最大的佛经总集。《开宝藏》的印行，在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宋代印刷业的发展，造就了一批刻版、印刷的能工巧匠。同时，也为西夏的雕版印刷提供了可资凭借和利用的大型佛经版本。
（三）西夏印刷术
公元1038年10月，党项族首领李元吴建立了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大夏王朝——西夏。西夏地处今宁夏大部、陕西西北部和甘肃东北部，立国近200年。期间，在与宋朝对峙的同时，西夏统治者不断向中原地区扩张势力，在前期的近百年中，宋、夏双方基本处在交战状态，以战争形式吸收和获取先进的文化，中原地区的印刷术是其重要的内容之一。这不仅涉及中原传统的儒家文化，而且重视提倡佛教。经过近百年汉文化熏陶的党项族，他们在汉族文明相当发达的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封建国家。因此，西夏的政治、法律、军事等制度基本上仿照中原传统。其中，中原的印刷术是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手段。西夏统治者不但重视印刷技术的接受和运用，而且注重发展。首先接受的还是佛经印刷，这同中原雕版印刷的开始如出一辙。
依史金波先生的《西夏佛教史·西夏佛经》看，现存的西夏文佛经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多。仅1909年俄国人科兹洛夫在我国黑水古城遗址（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就掘出大量西夏文佛经约300种近2000卷。出自宁夏、甘肃境内的西夏文佛经已确定经名的约20种，130余卷。国外则以俄罗斯所藏为最多，法国、瑞典、日本、德国等国所藏西夏文佛经的总量，约有300多种，内容极为丰富，是研究西夏印刷业发展程度的珍贵资料。
此外，西夏在雕印大量的西夏文佛经的同时，也雕印汉文佛经传世。西夏前期的《大藏经》，原来是由宋朝赐送的；后来，西夏自己开始刻印汉文《大藏经》。仁宗朝数次大量刊印汉文佛经，广为流传。西夏能用西夏文雕版印刷汉文《大藏经》以及其他汉文佛经，说明西夏雕版印刷技术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西夏除雕印西夏文、汉文佛经外，还雕有藏文佛经。同时，西夏还把一些藏文佛经译成西夏文、汉文。这种现象表明，西夏佛教发展过程中藏文佛经是西夏佛教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说明西夏印刷业的快速发展，佛经雕版印刷的宽泛，印刷技术的日臻成熟。
1991年秋，在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中发现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9册约10万字，系西夏后期雕刻印刷，属藏传佛经译为西夏文佛经。此佛经的发现，不仅是内容上——藏传佛经与西夏文化的融会，而且说明西夏印刷技术的高超。据牛达生先生研究：此佛经为木活字印刷，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这不仅是研究西夏印刷术的资料，也是研究中国印刷史、世界印刷史的极为珍贵的资料。
强盛时期的西夏，其地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依贺兰山以为固”。在这样一个广阔的空间内建立起来的西夏政权，它一开始就接受汉族文化，且有渊源。西夏是在吸收汉文化的同时，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只有接受和不断吸收中原文化，才能使其农业、手工业、商业很快发展起来。文化，更是如此。
西夏在与宋朝的广泛交往中，使自己的文化渗透了很多浓厚的中原文化色彩，诸如设立学校，建立科举制度等。西夏建国时，李元吴就仿照北宋的官制设立中央官制和行政机构，实质上是实行一套与宋朝大同小异的相当完备的官吏体系。
西夏除通行汉文外，也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西夏文。但西夏文字先天性地接受了汉字的特点，增加了笔画的重叠和繁杂。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夏全方位接受宋朝的印刷术是必然的。宋代的木活字印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活字印刷技术已经传到了少数民族聚居的西夏。1991年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中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印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就是佐证。
西夏建国初期（1029-1072）的40多年间，曾六次向北宋购买书籍，其中包括《九经》《册府元龟》，以及国子监刊印的其他书籍，但数量最多的还是佛教经卷。除购买的途径而外，有时宋朝也无偿赠送。如《开宝藏》印成后，就赠送于西夏，以示友好。所以，佛教的传播不但成为西夏文创制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促成和发展了印刷术，刺激了印刷业的兴盛。所刻印的佛经有西夏文，也有汉文、藏文；印刷版式不一，字样各异，表现了不同的雕版印刷艺术风格。早期的西夏文译本选自中原，而且译经的方式和规模也仿自中原，译场规模大，分工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