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书籍的输入，尤其是佛教经卷的输入，使西夏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与宋朝交往的过程中，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必然促使印刷业的出现。到了崇宁以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学术文化也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西夏建立自己的刻版印刷业便势在必行。其实，西夏的印刷业，就是在崇宁统治时期发展起来的。
首先，西夏在接受印刷术的同时，也仿照宋朝的体制设立印刷管理的专门机构。据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颁布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10卷《司次行文门》记载，西夏的中央官制分为五等（五品），五品都设有若干司。第五品所辖就有刻字司、造纸院等。刻字司作为中央政府机构管理印刷事业。西夏的印刷术引进较晚，却发展很快，印刷技术已达到与宋、辽、金相抗衡的程度。造纸院，管理造纸手工作坊。西夏一面在同宋朝的贸易中输入纸张，一面又从宋朝引进工匠和造纸技术。到仁宗时，西夏的印刷业已发展到极盛。
其次，是西夏印刷业的空前发展。佛教经卷的印刷，是宋朝印刷术繁荣和发展的重要途径；印刷的书籍，大量的仍是佛经。西夏接受中原文化的印刷品，初期主要也是佛经。在发展西夏印刷业的过程中，也是借鉴了宋朝这种行之有效的方式，走一条与宋朝印刷业发展同步的路子，就是在西夏印刷术发展起来后，印刷的书籍，重头也是佛经，依旧分汉文与西夏文等版本印行。佛经在西夏印刷业中占有很大比重。其原因之一是西夏统治者信奉佛教，重视寺院建设、经常举行佛事的缘故。
据史书记载，1189年（乾祜二十年），仁宗在一次法会上施印汉文经15万卷。在所施印的《观弥勒上升兜率天经》施经发愿文中有“镂板斯经”的话，更能说明西夏刻印佛经的能力极强。仁宗朝乾祜年间）（1170-1193）是西夏刻印佛经的最盛时期。在贺兰山佛祖院雕印了全部汉文大藏经版。
除佛经外，一是字书，即西夏创建的自己的文字。文字的创建，是发展印刷业的第一步；西夏印刷业基础的奠定，就是西夏文字的面世。因此，字书的印刷出版，自然是十分风行的事。从民族交往、文化繁荣的角度看，字书的出版印行也是其必然。骨勒茂才在其《番汉合时掌中珠》一书的序文中说：“不学番语，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情。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者，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骨勒茂才虽是从学习语言、促进交流方面说的，而这一做法的客观作用，却是极大地推动了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先后有以声母分类的西夏文字典《音同》、以韵母分类的西夏文字典《文海》《五声切韵》《文海杂类》《三才杂字》等字汇、字典和字韵表的印行。这些都反映了西夏雕版印刷技术的发达，尤其是《五声切韵》一书，是仿宋人司马光的彻韵指掌图》编纂的西夏字韵表；还有以西夏文、汉文音义对照双解辞典《番汉合时掌中珠》等。由此可见，宋朝对西夏的影响，不但在印刷术本身，也体现了对印刷内容方面的直接影响。
二是儒学着作，儒学着作是西夏各级学校学生的主要学习内容。西夏建国初期，主要是从宋朝购进汉文儒学书籍，当西夏接受和掌握了印刷术后，即着手将儒学着作陆续翻译成西夏文印刷出版。在内蒙古额济纳旗西夏黑水城出土的印刷品中，就有《孝经》《类林》《论语》《孟子》等西夏文译本。
三是历史、政治及兵书类。西夏立国的过程，战争是其伴生物。或者说，西夏是在不断的战争环境中发展和生存的，因而非常重视历史、政治类，尤其是兵书的翻译和出版。据有关资料载记，现存的西夏文兵书的译本有《孙子兵法三注》《六韬》《黄公石三略》《孙子传》等。这不仅反映了西夏对军事思想建设的重视，也可从中看出西夏军事思想的形成，在接受和借鉴中国历代军事典籍的渊源及其发展的程度，也是受汉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政治、历史类的译本有：《三国志》《十二国史略》《贞观要文》《贞观政要》节译本）、《类林》等。
四是律令法典和天文历法等书。西夏至仁孝时期，经济、文化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文化。以西夏文字编纂和印刷的西夏书籍渐趋繁荣起来。《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就是仁孝时期印刷的一部西夏时期的最重要的国家法典，是西夏政令的汇编。《贞观玉镜统》，是崇宗贞观年间（1101-1113）编写刊印的军事法典。
从受宋朝汉文化影响的角度讲，《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编写，继承和借鉴了中原历代王朝的法典，尤其是唐、宋法典而成。如《唐律疏义》《宋刑统》，对西夏《天盛律令》成型产生过重大影响。
除以上几大类印刷书籍外，还有文学方面的诗歌、医书等。黑水城遗址发现的西夏文中，有多种西夏文诗歌集，刊本有诗体类书《圣立义海》、诗文集《智贤集》等。传世的谚语着作汇集是着名的《亲斤集锦合辞》《西夏谚语》等。与中原宋代一样，西夏也有私人印刷作坊施印佛经，从业者散布于各个阶层。
西夏的出版物，印刷地大都在京城兴庆府。由于政府已设有专门刻印机构，所以，有的书籍已注明“刻字司刻印”字样。西夏书籍的装订形式，直接受宋朝的影响，与中原大体一致，有卷轴装、经折装和蝴蝶装等，常用的是经折装，尤其是佛经，大都为经折装。在装帧方面，直接受宋代佛经及其他书籍插图影响。宋代编辑的书籍，在插图方面向前推进了一步，不仅佛教的印刷品大量使用插图，而且历史故事、小说平话类书籍，都配有插图；甚至儒家经典书籍中，也配有插图。西夏文、汉文佛经和世俗着作中有不少精美的木刻插图以及连环画本。这些插图和画本也同样反映了西夏雕印佛经画的技术水平。到了公元12世纪中叶，西夏的印刷事业已相当发展，印刷技术大为提高。
总体说来，西夏的印刷规模和工艺水平，虽不能与集历代印刷术之大成的宋朝相比，但对于经济、文化落后于中原的少数民族地区来说，能先后印出如以上门类较全、技术水平较高的各类典籍，应该说在我国古代印刷史上，是做出过历史性贡献的。同时，西夏印刷技术对后世也产生过重要影响，在元代就已经显示了它的历史作用。宁夏贺兰发现的我国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更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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