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文学是回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口头或书面的文学作品，是回族人民心血的结晶。早在五代时期，回回先民就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到了元、明、清时期，则涌现了一大批回族诗人和文学家，他们以汉语为创作载体，创作了许多不朽的文学作品，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缺少的部分。
（第一节）元、明、清时期的回族文学家及其成就
唐五代的李珣是有作品传世的最早的回回文学家。李珣（约855—930年），字德润，祖籍波斯，也称“李波斯”，生于四川梓州。擅长诗词，精通医学，着有《琼瑶集》（今已佚）。《花间集》、《樽前集》中共存录其作品50余首，为唐五代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词人之一。《历代词人考略》认为他“以清疏之笔，下开北宋人体格”况周颐：《历代词人考略》，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他的妹妹李舜，也是五代时期着名的女词人，有作品传世。
元代是回回民族的形成期，也是回族文学的形成期。回回作家异军突起，“各逞才华，标奇竞秀，亦可谓极一时之盛者”［清］顾嗣：《元诗选》，中华书局，1987年。元代回族作家文学的主要创作形式是诗歌和散曲。其中代表人物有萨都剌和马九皋。
萨都剌（约1308—？），字天锡，号直斋，答失蛮氏。萨都剌以他丰厚的诗作，过人的才思，刚柔相济的风格独占元代文学的鳌头。萨都剌的诗在元代有着极高的声誉，在元诗由宋返唐的进程中，萨都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诗作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民间疾苦，被称为一代“诗史”。他的词“清而不佻，丽而不缛，真能于袁、赵、虞、杨之外，别开生面者也。”柯绍忞：《新元史》，中国书店，1988年。萨都剌主要作品有《雁门集》。
马九皋，字昂夫，又名“薛超吾”或“薛超吾儿”，祖籍西域（今新疆），江苏南京人。青年时曾拜汉学家刘辰翁为师，研习中国诗歌创作。曾在元代做过京官和地方官。以散曲名显一时，与元代戏曲家马致远齐名，合称“二马”。传世有小令和套曲60余首，内容丰富，风格豪放诙谐。有《九皋诗集》《太平乐府》等着作存世。
明代，回族知识分子随着对汉文化的进一步学习，“回而兼儒”的人物不断增加，在文学领域也出现了以丁鹤年为代表的诗词大家。
丁鹤年（1335—1424年），号友鹤山人，武昌人。他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宦之家，而遭逢元末明初的社会动乱，半生颠沛流离，徒怀满腔抱负。其诗文多书写凄清悲苦怀国怀乡之感，亦时而有清新俏丽之笔。他的作品现在仅存《丁鹤年集》中的300多首诗歌。这些作品反映了身处动乱之中的广大知识分子的反思与苦闷，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代表了元明之际回族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
金大车、金大舆也是明代取得较高成就的回族诗人，金大车有《子有集》，金大舆有《子坤集》。此外，海瑞、马继龙、闪继迪等也都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清朝不仅涌现出很多兼通伊斯兰教、儒教、佛教、道教的回儒大师，在文坛上，回回诗人也不乏才俊。其中着名的有马世俊、沙琛等。
马世俊（？—1665年），字章民，初号野臣，后号甸臣，江苏镇江府溧阳县人。顺治十八年（1661年）状元，官翰林侍读。马世俊精于书画，有“二右”之誉（即书法如右军王羲之、绘画如右丞王维）。生前着作甚丰，有《十三经汇解》《禹贡注》《理学渊源录》《匡庵文集》《匡庵诗集》《华阳游志》《李杜诗汇注》等。
沙琛（1759—1821年），字献如，号雪湖，又号点苍山人，云南大理太和人，着名诗人。着有《点苍山人诗抄》《皖江集》等，存诗1300余首。其诗多贴近生活，农事诗描写生产过程及农夫、农妇的勤劳淳朴，着名的有《悯农》《慨农》《民事诗五首》等。是一位杰出的富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诗人。
（第二节）回族的绘画、书法、建筑与音乐艺术
回族不仅创造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创造了绚丽多彩的艺术文化。数百年来，回族艺术家们在文艺的百花园里不断耕耘，倾情奉献，推动了祖国艺术的发展与繁荣。
一、绘画与书法
回族三画家——高克恭、改琦、马贻
从元代到“中华民国”，中国画坛出现了不少颇具影响的回族书画家。其中元代的高克恭、清代的改琦、民国时期的马贻，他们被合称为“回族三画家”。
高克恭（1248—1310年），字彦敬，号房山，祖籍西域。高克恭师承广泛，同时又长期接触江南山水，师法自然，其画作形神兼备，神韵浑厚，雄奇苍莽，有动有静，情境交融，极富天趣。无论是其山水之作还是墨竹小品，均受到历代画家的赞誉。他的《云横秀岭图》，奇峰兀起，层峦起伏，云雾缀绕于山腰，笔法凝重，墨色沉重，苍茫浑成，代表了元代发展了的米氏山水写意风格。
改琦（1774—1829年），字伯蕴，号香白，又号七芗，别号玉壶外史，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区）人。改琦在画法上师承广泛，所绘山水花草兰竹等小品画，飘逸自然，自成一家。改琦所作48幅《红楼梦图咏》，是《红楼梦插图》中评价最高的精妙之作，形神兼备，惟妙惟肖。改琦的儿子改篑，女儿改允绵，都在父亲的影响和教导下，继承家学，成为绘画花卉的能手。《红玉醉颜图》乃是改篑的代表作。改氏一家当时被称为“改派”，父子女三人同是我国清代画坛上的着名画家。
马贻（1886—1938年），原名马騵，号企周，别号环中子，四川西昌人。先后师从周境、曾熙（农髯）等，与张善子、张大千兄弟同学书法、文学、诗词。他和张善子结为“金兰之交”，执教于上海国立美术专科学校，与黄宾虹、徐悲鸿、刘海粟等共事。马贻精妙地将人物、山水、花鸟、仕女、翎毛、花卉等13种国画融古今中西名法为一体，尤擅“博古花卉”，有“画学博士”和“世界画笔”之美誉。“九·一八”事变后，马贻以画笔为利器，组织学生作画宣传抗日，参加义卖捐款、捐物支援前线。上海沦陷后，忧国忧民的马贻贫病交加，于1938年2月2日病逝在上海法租界西门路寓所。他最着名的作品是《马贻画宝》三集，被誉为《芥子园画谱》之后的又一部杰作。
二、阿拉伯文书法
在书法领域，回族最突出的贡献是引入并发展了中国的阿拉伯文书法，是回族对祖国艺术事业的独特贡献之一。阿拉伯文是一种字母文字，本身具有一种独特的线条感，可以随意变化其形状而形成蜿蜒曲折的装饰花纹。阿拉伯文书法用硬笔（“革兰”）书写，主要书法形式有纳斯赫体（誊抄体）、库法体、苏鲁斯体（三一体）、波斯体、卢格尔体、迪瓦尼体（公文体）、马格里布体等10余种。
回族继承和发展了伊斯兰世界的这种独特的书法艺术，也称其为经字画。它吸收了汉字的特点和汉文书法的形式，以阿拉伯文字或阿拉伯字母的灵活变体写成中堂、对联或横幅，字形为方块字或图案，在书写时使用“革兰”，同时也使用自制硬笔，也大量使用中国传统的毛笔，实现了阿拉伯文书法的中国化，发展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书写方法和审美情趣。1938年，着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河州（今临夏）赞扬阿拉伯文书法说：“其字以竹帚书写，顿若山岳，扬若轻烟，有似散花之美。”顾颉刚：《河州视察记》，转引自《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经字画用途广泛。回族家庭将其装裱，悬于居室，或更广泛地将其应用在清真寺及其他宗教建筑上，尽显庄严、肃穆、神圣的宗教气氛。回族工艺家们还以丰富的想象力，创造性地将阿拉伯文雕刻成石雕、木雕、砖雕，或烧制在瓷器皿上，或铸刻在铜香炉等金属器皿上，以及装饰在各类建筑的藻井、门窗、柱梁上，构思奇妙，古朴雅致，尽显回族工艺家的艺术才华和审美情趣。另外，回族妇女在刺绣、剪纸艺术中，也时常以阿拉伯经文为其主题，成为回族民俗工艺品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西北地区，民间流传的阿拉伯书法作品很多，其中尤以手写的《古兰经》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民委曾在甘肃临夏购买三套被称为“无价之宝”的手抄本《古兰经》，由临夏第一批朝勤人员作为礼物赠送给沙特王国。青年书法家陈坤的作品曾在巴基斯坦获得书法和设计两个一等奖，并被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收藏。199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程全盛，则把阿拉伯文书法与绘画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经字画。他的作品《宇宙的回声》运用阿拉伯文与色彩、图案的结合，表达了伊斯兰认主独一的宗教信念及宇宙的深邃、神秘与和谐之美。
三、独特的回族建筑艺术
中国建筑、伊斯兰建筑、欧洲建筑被公认为世界三大建筑体系。而回族建筑艺术是将中国建筑艺术和伊斯兰建筑艺术融为一体的独特的建筑艺术。中国穆斯林的建筑艺术主要反映在清真寺的建造中。
清真寺是穆斯林举行礼拜、宗教功课、举办宗教教育和宣教等活动的中心场所，是阿拉伯语“麦斯吉德”（即叩拜之处）的意译。唐宋时期称为“堂”、“礼堂”、“礼拜堂”等，元代以后称“寺”、“回回堂”、“礼拜寺”。目前所知最早取名清真的礼拜寺是北京东四清真寺。该寺初名“礼拜寺”，又名“法明寺”。明景泰元年（1450年），代宗皇帝朱祁钰敕题“清真寺”匾额。佟洵：《伊斯兰教与北京清真寺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从不少伊斯兰教的碑刻匾额和地方志等文献看，大约明末清初，各地新建或重修的礼拜寺，已经普遍称作清真寺。
中国回族在继承阿拉伯—伊斯兰建筑风格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吸收和融汇了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艺术的丰富形式，形成了具有中国气象的回族清真寺建筑艺术风格。回族的清真寺建筑艺术既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建筑艺术宝库，又充实和丰富了源远流长的世界穆斯林国家和地区的建筑艺术风格。丁克家：《至真至美的回族艺术》，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
唐宋时期是阿拉伯—伊斯兰建筑在中国的移植时期。穆斯林先民在东南沿海修建了广州怀圣寺、泉州圣友寺、杭州真教寺、扬州仙鹤寺等四大名寺。从外观造型上看，这一时期的清真寺建筑基本上是阿拉伯—伊斯兰风格。建筑大都采取砖石结构，在原料的应用上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土木结构，对我国后来的建筑技术产生了重要影响。
泉州圣友寺长方形的寺门，葱头形的尖拱，其形制和中世纪阿拉伯世界普遍流行的清真寺式样相似。圣友寺大门及大殿石墙的砌法也很独特，系长石条及正方形丁头交替使用法，使石墙外观每隔一层即是一方块形物，殿面极富装饰趣味。这种砌石法，常见于伊朗、中亚一带。另外，广州怀圣寺光塔，塔身上下全用砖石砌成，形如一支兀立苍穹的巨大蜡烛。塔为双层砖壁筒式结构，下层如烛身，上层如烛心，内壁之中用土填实，成为塔心柱。双壁间砌蹬道两条，相对盘旋而上，从底至顶各为154级砖阶。每上数阶，即设一窗口以采光。塔身内外均墁白灰，故外表光洁古朴，“望之如银笔”岳珂：《桯史》，中华书局，2005年。
这些早期的中国清真寺建筑，一方面为中国古代建筑增添了新法式、新内容，同时也为伊斯兰教建筑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到元代，这种尝试更趋于大胆，已开始吸取中国传统建筑的平面布局和木结构体系，出现了从阿拉伯式建筑向中国建筑的过渡形式或中阿混合形式的清真寺。到明清时代，回族建筑在实现了中国化的同时又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征，主要体现在建筑布局，大殿的位置与功能以及殿内外的雕刻装饰上。
从建筑布局上看，清真寺都是坐西向东，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南北向布局。在所有建筑中，特别突出大殿的位置与功能。例如，为了容纳不断增加的礼拜人数，清真寺大殿往往使用“勾连搭”式的建筑，即把数重中国式殿宇连接起来，形成进深很大的内部空间。清代修建的山东济宁西大寺，“……大殿，是全国起脊式的伊斯兰教清真寺大殿中最大的一个。它的规模仅次于北京清宫太和殿，是全国最大的大殿建筑之一”路秉杰：《中国伊斯兰教建筑》，上海三联出版社，2005年。该寺建于清初顺治年间，有前殿5间11檀，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加建中殿7间11檀，乾隆时又增建后殿5间，又有卷棚3大间，殿内一片木柱，如入森林。在礼拜殿内部装饰上，则大量使用阿拉伯文书法和伊斯兰式样的植物纹饰。另外如北京牛街礼拜寺，外观完全是中国传统建筑，但大殿内部的木柱间广泛使用装饰有阿拉伯文的拱卷，具有鲜明的伊斯兰教特点。这样，融合伊斯兰建筑艺术与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独特的回族建筑风格形成了，为中国建筑艺术宝库增添了新的门类。
回族先民对中国建筑的另一大贡献是修建元大都。亦黑迭尔丁为元初人，在忽必烈时代，被委任为掌管土木工程及工匠的茶迭儿局总管府达鲁花赤。他曾奏请修建琼华岛（今北海公园前身），以3年时间完成广寒殿，由此得到皇帝的赏识，奉命与张柔、段天佑等修筑宫殿。他跟刘秉忠、郭守敬等密切配合，共同建造了别具风格的大都城的宫殿建筑，其中糅合了不少域外的建筑技巧和建筑风格，奠定了元、明、清三代北京城的基本布局。
四、回族的雕刻艺术雕刻部分参考了洪梅青、刘伟着《回族雕刻艺术》（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
回族独具风格的砖雕、木雕的石刻艺术与建筑艺术水乳交融，相辅相成，成为中国回族建筑的一枝奇葩。雕刻艺术通过对各种物质原料精雕细琢来反映人类的智慧、时代艺术风格与美学追求。
（一）砖雕艺术
砖雕是回族最有民族特色的雕刻艺术。回族砖雕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唐、宋时回族先民们所建清真寺和他们墓地的建筑中。元代所建的杭州真教寺大殿，砖砌的墙面上伊斯兰风格的砖雕，非常精美，显示了回族先民们高超的砖雕艺术。明清以来，回族在吸收我国汉族传统的砖雕艺术的基础上，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
全国各地回族的清真寺，几乎都有用砖雕作品做装饰的传统。砖雕在西北回族民居建筑中也很常见。回族砖雕，不雕人物、偶像，而是以树木花卉、山水景物为表现对象，同时借鉴汉族等传统雕塑图案，如龙凤呈祥、孔雀开屏、麒麟高长、狮子戏球、仙鹤长寿、高山流水，松柏长寿等。这些砖雕雕镂精细，构图严谨，立意新颖，形象生动，古朴多姿，富于极强的想象和表现力，具有强烈的生活趣味、艺术价值和审美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