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很多人来说，知道洛川是因为洛川的苹果。对我来说，更多一层缘由，那就是因为洛川有个段双印。
我是20多年前认识段双印的，大约是1987年或1988年。那时候，他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文博专业毕业，刚刚完成了由一名文艺战士（县文化馆创作员）到一名文博工作者的转变。两年的大学生活，对不少具有相同经历的人来说只不过仅仅意味着一个大学专科学历。可对老段来说，那样太浪费了，他要充分利用这两年，让这两年发出更多的光芒。
天道酬勤，天不负段双印。后来的实际一步步证明了他的价值。
20世纪80年代，中国博物馆进入复苏、探索的时期。大学刚刚毕业的段双印立即全身心投入到了探索者的行列。我在和他的交往中，常常听到他说起建立洛川民俗博物馆的设想。说实话，当时也就听听而已。因为毕竟当时只有四亩大的一块地，毕竟还没有几件像样的民俗文物。还有，毕竟建馆是要银子的。后来，当民俗博物馆大兴于中国，一座像模像样的洛川民俗博物馆也于1993年正式开馆，并成为210国道旁一个不俗的景点时，我惊讶于段双印的敏锐，惊讶于段双印的坚韧。
如今，15年过去了，洛川民俗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依然保持着土色土香的风格，却毫无落伍之感。每次到这里，我都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段双印能成功？为什么后来省内不少的同类博物馆却常常显得过于粗制滥造？直到有一天，段双印将这本20万字的厚厚的书稿递到我手上，我才豁然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在做人认真、做事坚韧不拔之外，他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个步骤都有坚实的理论支撑点。
段双印在人民大学曾系统地学习过中、外历史、考古学、文物学、民族学、博物馆学，还师从张铭远先生研习了民俗学。张铭远是中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的高徒。加之他平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懈钻研，具备比较系统的知识结构和较扎实的理论功底。所以，从他的文集中我感觉到，他自如地运用学到的知识，用独特的眼光去审视他所熟悉的陕北文化，从历史学、考001古学、文化人类学的多学科角度，探索陕北文化的多元化特征，作出了令人信服的阐释。
段双印不光自己埋头钻研学问，他更明白一个称职的博物馆馆长应该做什么事。有一个细节我一直不能忘记：一次去延安途中，因为事先没有打算在洛川停留，所以并未给他打招呼。路上塞车时间长了，临时决定在洛川停一下。到了馆里，段双印正给职工讲课。我原以为是那种完成任务式的政治学习。而当我在他的办公室见到专门为职工编写的业务培训讲义时，我才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应景之举。其用心之良苦，立意之高远可见一斑。
照理说，段双印可以干更多的事情。但中国人太多了，能坐的交椅又太少了。尽管博物馆馆长也是不入流的无品级官，但地方有自己的土政策：51岁退二线，腾板凳。尽管如此，县上对他还是个例外，又多留任了3年。2003年，段双印不再担任馆长职务，但他却退而不休。因为身心比较自由了，他的“业务”范围反而更为拓展，单就为兄弟县博物馆编写的陈列方案，据我所知就有五六个之多。后来聘借到延安市文物局，整理文物“四有”档案、为全市第三次文物普查搞宣传、办简报，也干得有板有眼。2005年，还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全国文物档案备案工作先进个人”。联想到他曾经获得的“陕西省优秀民间文学家”、“陕西省德艺双馨优秀会员”等称号，我想应该把以前经常开他的玩笑的“双印、双印，一身挂两颗印”这句话改成“双印双馨”。这时，我脑子里猛然跃出“耆宿”、“耆艾”两个古词汇。
古人称60岁为耆，50岁为艾。耆宿指年高而有道德学问之人。段双印生于洛川农家，虽非书香子弟却也跃了龙门。服务桑梓，弘扬先贤，道德文章，甲于一方。以“耆宿”名之，实至名归。《礼记·儒行》说“君子之学也博，其行也乡”，岂段双印之谓欤？
最后，我还得老实交待一点背景：论学问我不及段双印多矣，论年齿更小他10岁。捵颜为序，又直呼兄讳，实大不敬也。然蒙双印兄宽容大度，20余年肆无忌惮，今若骤改，不惟不符历史，更将我恶行阴掩。倒不如原样照搬，我心自惭，亦诫他人。·
然洛川段双印已印入我心、已印入陕西文物保护、博物馆发展之历史则已为不移之论也。
触摸陕北文化
段双印同志是我市一名老文博工作者，数十年来醉心于陕北文化的多层面研究。今年，他把一本20余万言的《陕北古事钩沉》书稿交给我，并嘱我为之作序。作为本书的第一个读者，我谈一点读后感，权且为之序。
广义的陕北文化，包括物质的（显在的）和精神的（非物质的）两大类，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近年来，众多的有识之士关注它，研究它，已有不少成果问世。我觉得段双印同志研究陕北文化的视觉是独到的。他从探讨陕北文化特征的大处着眼，从细微处入手，运用历史、民族、民俗、民间文化艺术、考古等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从人们耳熟能详、司空见惯的姓氏、地名、方言俗语、风俗习惯等方面，稽古钩沉，追根溯源，梳理出陕北历史上民族融合的细枝末节，拓宽了陕北文化研究的视野。他长期从事文博工作，对陕北的历史和文化遗存比较了解，经常留心考古发掘和金石文物中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实物佐证，丰富了陕北文化研究的内容。正是这种多学科、多层面的研究，使得陕北文化多元性特征的阐释，显得细节丰满，有血有肉，证据充分，令人信服。
段双印同志也非常热心延安文物的系统全面的介绍与研究，积极倡议编撰出版“延安文物研究丛书”，拟定了古文化遗址、边塞胜迹、延安古塔、延安石窟寺、延安画像砖、延安青铜器、延安革命旧址等10余个选题，涵盖了延安文物的主要方面。市文物局热情支持了这个建议。目前，这项工程已经启动，各卷的编撰工作正在进行。我相信，在这些研究课题的带动下，将会进一步加强延安文物研究的深度，夯实延安文物工作的基础，提升延安文物工作的总体水平。我热忱期望有更多的延安文物研究成果问世。
陕北文化多元性特征的探索
近些年来，陕北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一大批热爱陕北文化、关注陕北文化的有志之士对它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在陕北文化的界定、研究范围、基本特征和具体的文化现象诸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狭义的陕北，泛指榆林、延安两个地区。如果从文化研究的角度上讲，陕北文化也应涵盖它的周边地区，即陇东、宁夏东南部、内蒙河套南北，大致相当于陕甘宁边区的范围。这是一个文化面貌相近，历史渊源联系密切的文化圈。如果筒单地把它们割裂开来，会束缚我们的手脚，屏蔽我们的视野。
关于陕北文化的特征，众多的研究者从不同的层面予以阐述，诸如开放性与多元性；军事文化色彩浓厚；原始性和历史延续性等。其中的多元性特征，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同，也喜欢用“民族融合的旋涡地带”“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文化混交林与文化次生林”等语言予以表述。这种高屋建瓴的宏观概括无疑是精辟的。但是，构成这些文化特征的细枝末节是怎样的？如何使陕北文化的研究丰满扎实，有血有肉？这就需要我们从大处着眼，从细微处入手，科学记述那些微观的文化现象，追溯它的来龙去脉，为宏观研究提供科学详实的资料和有力的理论支撑。也许这种微观研究是添砖添瓦。但是没有这些砖和瓦，很难构建起陕北文化研究理论的大厦。
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由民俗研究入手，开始关注陕北文化，在《陕北民俗事象中的生殖崇拜》中，对民俗和民间美术中的相关问题进行阐释。进入大学学习以后，知识结构更为系统，视野更为开阔，把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引入陕北文化研究，发表了《陕北民俗的多元化特征》，从陕北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陕北民俗中的多民族文化积淀、陕北地名姓氏中的多民族文化残余诸方面，大体勾勒了陕北文化特征的轮廓。这是一个提纲式的东西，也为自己出了好多题目。此后近20年来，我便寻找这些题目的答案，于是便有了民俗探微、胡姓源流、方言钩沉一类的数十篇文字。我长期从事文博工作，也时时留心文物中的多民族文化因素，发现青铜器、碑碣、墓志等陕北文物中，匈奴、氐羌、鲜卑、党项等民族，005在不经意间留下许多各自的文化印记。这些尘封的新鲜资料，成为我研究中的有力佐证。数十年艰苦探索，才有了这本小册子。
当然，陕北文化的多元化特征，是一个大课题，涉及历史、民族、民俗、宗教、哲学、民间艺术、文化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等诸多方面，非几人之力，数年之功可以研究清楚的。陕北文化还有其他许多特征，我只是提出了其中的一个命题，做了一份差强人意的答卷罢了。我期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共同完成陕北文化研究这个大课题，使答卷更臻完美充实。
这本小册子，记录了我数十年间探索陕北文化多元性特征的跋涉历程，内容拉拉杂杂，很难冠以一个恰当的名字，权且命名为《陕北古事钩沉》吧。我深知，后来的路还很长，还得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陕北及周边地区是我国西北地区民族融合的漩涡地带那股强大的融合湖流，曾长期冲击西北髙原甚至华北大地。古代陕北民族成份的多元性，是我国汉民族不断融合其他兄弟民族而·“滚雪球”般发展壮大的历史缩影。在漫长的融合同化过程中，各民族固有的风俗习愤顽强的表现并相互影响，形成了陕北民俗的多元化特征。陕北文化展现的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相互影咱，相互吸收的结合体。这个特征早已蒙上厚厚的岁月尘埃，深深地埋藏在衣、食、住、行、岁时节令、民间艺术以及地名、姓氏等民俗亊象之中，成为深层次的文化积淀。剖析阐释那些民俗亊象的文化内涵，我们也许能掲开这片深处的一些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