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一兼论民俗学学科体系的建立
当代中国民俗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边缘科学，巳经确立了自己的学科地位。一般来说，研究领域（对象）的明确界定与理论体系的建立，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遗憾的是，我国民俗学至今还未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因而仍然是一门不成熟的学科。这一点，已引起民俗学界的普遍关注与讨论。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长期以来没有摆脱外国模式的羁缚；几十年间学术研究活动的停顿与冷落，等等。我们还认为，民俗、研究领域的不正确限定与研究对象的单一，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中《氏洛学必须冲破所谓“现在柱”的羊一棋武，使仑不再史为现代氏俗录咅彔像简羊翩权的综合。
所谓“现在性，模式，是指“民俗学的记述和研究，是以国家民族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现象为对象的”。并且还认为“民俗学在现代社会科学中，无疑是一种‘现在的，学问，而不是‘历史的’学问”。（钟敬文《民俗学入门序》）前些年来这个覌点经过一些民俗学专家的一再阐述，遂成为一种所谓的“现在性”模式。
在这一模式的指导与影响下，我国的民俗学研究，总是在搜集歌谣、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各种民间习俗和仪礼的表层之上徘徊。这种情况，最近几年有所改变。比如：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本土文化丛书》（第一辑）侧重于原始信仰及习俗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中国风俗丛书，侧重于古代民俗的研究。还有一批中青年学者以民俗研究为出发点而进行整体的民族文化的研究，如张铭远的《黄色文明》等。一些学者关于建立中国民俗学学科体系的建设性主张，集中收录于陈勤建先生主编的《当代中国民俗学》之中。目前，我国的民俗学研究，正在冲破“现在性”的单一模式，朝多层面、深层次的方向发展。
我们提出要冲破所谓“现在性”的单一模式，并不想否定对活生生的民俗事象进行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也无意否定几十年来，特别是重建民俗学数十年来，我国民俗学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相反，我们认为那些经过千千万万个民俗学同仁抢救、搜集、整理的民俗调查资料，是一笔丰厚而珍贵的民族文化宝藏。那些科学调查记录的第一手资料，给民俗学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他们的许多研究成果也得益于此。这种抢救性的民俗调查研究工作，同“保护自然环境”、“保护濒临灭绝的动植物”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那些洋洋种种的科学资料，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库”。这不但表示了我们对祖先生活智慧的尊重，还将造福子孙后代，实在是功德无量。所以，还要动员无数民俗学同仁继续有计划的、刻不容缓地去抢救那些活生生的民俗资料。
我们之所以提出要冲破所谓“现在性”模式，是考虑到民俗学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现代国家民族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现象”。它还应包括基础理论、民俗发展史、民俗学史以及随着时代发展变化应运而生的应用性质的民俗。因此，在研究对象上，民俗学的范围是十分广阔的。我们应进一步拓宽领域，开展全方位、多层面、深层次的研究，为建立中国民俗学的学科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氏俗学，轧不是“现在的”学问，也不是“房走的”学问，仑是也族古今氏俗事象与侍承的学阿。现代社会俜承的氏洛事象、氏傜文欢、考古发楣中的氏俗类杨资料，却左进入研光者的旄野。
我们之所以提出要拓宽民俗学的研究领域，还考虑到中国民俗学的如下特点：
第一、我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民俗资源的丰饶，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比拟的。由于地区间、民族间的差异，以及各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我国民俗又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多彩面貌。就我国民俗的面貌而言，各个历史阶段的民俗同时并存。我们如果借助民族学、考古学、文献学的资料，甚至可以排列出从原始社会、奴隶（农奴）社会、封建社会以至近现代社会民俗发展史的完整序列。
第二、我国不但拥有丰富多釆的民俗宝藏，而且存在无以伦比的民俗文献典籍，还有不少文字记载或口头流传的少数民族诗歌、古歌。那些无文字记载的民俗传承，由于民俗生态环境的被破坏，有的残缺不全，有的濒临绝境。在这样的情况下，无文字记载的民俗生活传承为我们恢复某些民俗的原状，提供了历史根据。
第三、我国民俗尽管源远流长，但由于历史变迁、社会动荡、异族统治及民族迁徙融合等原因，民俗传承的基础几度遭到破坏，历史上大量的民俗实物资料已经深深地埋藏在地下。就目前的情况看，考古发现的古代社会经济、生产生活、饮食服饰、文化艺术、民间信仰等方面的实物资料，足以编撰一部门类齐全，卷帙浩瀚的“民俗发展史图录”。而且，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还会有更新、更丰富的资料源源不断的补充进来。它不但能印证民俗文献的记载，弥补民俗文献记载的缺佚，还能与现代民俗实物进行比较，使人们看到社会历史进步的轨迹。因此，考古学资料又是一个应引起民俗研究者足够重视的领域。
以上三点，是中国民俗学最显着的特征。它表明，我国民俗演进史，也是一部上下五千年不中断的社会发展史。它不仅沟通了历史，也联结着过去、现在与将来。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横向的、民俗现状的搜集整理上面，还要采取历史式的、纵向的研究，再现民俗的真实原貌与传承历史。这样，我们不仅能“取今论古”，还能“溯古知今”，从而发现民俗中隐藏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层积淀，把民俗学研究引向纵深的层次。
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是存在于我国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为民众所创造所享用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中的民俗传承。它是包容古今民俗事象与传承的学问。我们的研究工作，仅仅依靠现代传承的民俗资料是不够的。只有把活生生的民俗事象与文献记载的历代生活风俗传承和考古资料中的民俗实物结合起来综合考察，我们才能比较完整地恢复民俗的原貌，准确地剖析它的来龙去脉及传承演变规律。因此，民俗学工作者，不但要投身于活生生的民俗事象中去亲身体验，调查研究，而且要深入到沉默的历史文献中去稽古钩沉。同时还要把目光投向广袤的田野，关注地上地下文物的新发现，以考古学资料中有关民俗的遗迹遗物为对象，通过对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实物资料进行研究，为传承民俗事象、民俗文献记载提供历史的实物佐证，从而全面探索民俗事象的源流及传承演变规律，弄清我国精神文明的由来。
中S氏洛学学科体糸的建立，要臾出中啭民俗的点，先合考虑氏俗学发表趁势，站在宏的aife高皮，确走全方隹、多展面、涑层次的理构o中国民俗学理论构架的标高，是自立于世界民俗学之林。我们拥有序列完整、门类齐全的现代传承的民俗宝藏与民俗史实物（主要是考古资料中的）和无以伦比的文字记载的民俗文献（包括少数民族史诗、古歌），这是中国民俗学的优势所在，特色所在。
最近几年来，经过广大民俗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国民俗学学科体系构架的眉目，逐渐明晰起来。属于基础理论的有乌丙安教授的《中国民俗学概论》、张紫晨教授的《中国民俗与民俗学》、陶立蕃教授的《民俗学概论》等。我们还认为，作为民俗学科的基础理论，光有“概论”一类，似乎庞杂了些，应再专一些，深一点。我们盼望诸如民俗发展史、民俗学史、民俗学方法论、民俗调查学等专着相继问世。
民俗学是一门与其他社会科学有广泛联系的学科，它们互相交叉，又各自独立。中国民俗学在自己的科学体系下，还应建立分支学科，如经济民俗学、地理民俗学、心理民俗学、文艺民俗学、民俗语言学、民俗文献学，等等，以此来指导民俗学的多层面研究。
随着时代前进和形势的发展，不少行业也都运用民俗知识进行开拓性的工作，应用性质的民俗学的建立，也势在必行，如旅游民俗学、商业民俗学、饮食民俗学、建筑民俗学等。另外，都市民俗已引起研究者的关注，都市民俗学巳在酝酿之中。·
以上这些民俗学的分支，目前尚处雏形，有待概念与范围的明确界定和理论上的完善充实。
我还想特别提出的是，已往被认为与民俗学关系不大的考古学，也进入了民俗研究者的视野，并取得一些成果。高国藩先生的力作《敦煌民俗学》、《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中国民俗探微》业已问世；在南昌召开的第四界全国民俗学学术会上，也出现一批以考古学资料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如林河先生的《两千年前的楚越佳肴》、莫高先生的《河姆渡原始民俗初探》等。他们分别以敦煌出土的文书、长沙马王堆汉墓、河姆渡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为对象，探索古代社会生活、生产、饮食、服饰、丧葬、文化艺术、民间信仰等方面的习俗。事实证明，考古学资料不但能成为，而且已经成为民俗学研究的一个领域。可以展望，以考古发掘资料中有关民俗遗迹遗物为研究对象的民俗学分支考古民俗学将会出现在民俗学科学体系中。
民俗学研究的任务，不仅仅是为了移风易俗。我们的目的，是从民俗研究入手，以此为起点，而最后的归宿，却在于整体的民族文化，在于保护民俗中的优良文化元素，在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与挑战中，以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旺盛生命力和独特个性，参与整个世界文化，从而从人类文化元素中，挑选新的组合，开创民族的新文化。在这方面，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已取得的成果与继续进行的研究，是民俗学的深层次研究，理所当然地应列入中国民俗学的学科体系中。
总之，中国民俗学研究对象的扩展与它的学科体系的建立密切相关。我们站在高山之巅，鸟瞰这一学科，它的研究领域与对象是广阔的。我们的民俗学研究，应进一步提高深度、广度、厚度和高度，以独特的风姿，自立于世界民俗学之林。
附记：这是1991年5月，向在山东泰安召开的全国民俗学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文中提出的建立考古民俗学的想法，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随后，山东省民俗学会和山东大学联合举行了全国性的考古民俗学学术讨论会。时隔十余年，中国民俗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已取得很大进展，现状远非本文写作时的情况。目前，钟敬文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民俗史》、各省（区）的地域性民俗志、图说中国社会生活史等方面的着作纷纷出版，民俗学研究呈现出全方位、多层面、深层次的蓬勃局面。但本文当时的理论价值至今仍有借鉴意义，故收录于文集中备查。
陕北民俗的多元化特征
陕北，泛指延安、榆林地区。北临内蒙、宁夏，南接渭北高原，西与关陇接壤，东与三晋隔河相望，古称戎狄之地。这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大致界定。如果从文化上考虑，陕北及其周边地区，则均可纳入陕北黄土文化圈这一范畴。这里所说的陕北民俗的多元化特征，同样涵盖了陕北周边地区。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姑且统称之为陕北。
殷周以至宋元的30多个世纪里，陕北高原先后有猃狁、鬼方、土方、囿方、戎、狄、楼烦、匈奴、羌、氐、鲜卑、稽胡、党项、吐谷浑、女真、蒙古、高丽及来自西域的龟兹人、粟特人等20多个北方游牧民族，与华夏族错居杂处。在温情脉脉的联姻混血与惊心动魄的战争撕杀中，各民族不断交流融合，逐渐同化为今天的陕北人。陕北居民的族源是多元化的。
在漫长的同化融合过程中，各民族固有的风俗习惯顽强地表现，并相互影响，形成陕北民俗的多元化特征。虽代远年湮，戎狄之风尚存，在衣、食、住、行、岁时节令、民间艺术及地名、姓氏中，仍有蛛丝马迹可寻。
陕北及其周边地区是我国西北地区民族融合的旋涡地带。那股强大的融合潮流，曾长期地冲击西北高原甚至华北大地。陕北民族成份的复杂性，民俗的多元性，是我国汉民族“滚雪球”般发展壮大历史的缩影；陕北展现的是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互相影响、互相吸收的结合体。这在全国其它各地是不多见的，有一定的典型性。陕北大地是我国西北地区民族关系史和民俗发展史上一个浩瀚的资料库。探索陕北民俗的多元化特征，对于进一步研究西北地区民俗发展史和民族关系史，从而增强各民族间的团结合作，进一步拓展陕北文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均有重要的典型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陕北民族同化与民俗融合的历程
陕北民族融合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据张岂之先生的看法，黄帝出生于陕北黄土高原（见《黄帝与陕北黄土高原，载《西北民俗》90-01)。此说尚可进一步探讨，但不无道理。黄帝时代处于由部族或部落联盟向民族过渡时期。据《左传》《史记》等史籍记载，黄帝部落联盟在发展壮大过程中，曾北逐熏鬻（即猃狁），与炎帝战于阪泉，又伐蚩尤于琢鹿之野。地域也由陕北黄土高原发展到今天的河南、山东西部和河北、山西南部一带，从而奠定了华夏族的基础。黄帝仙化于荆山之阳，而葬于陕北高原的桥山，亦符合华夏民族“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传统民俗心理。关于桥山，一说在今黄陵县（见《汉书》)，一说在阳周，（今子长县，见《路史》）。黄陵也罢，阳周也罢，两地均在陕北高原却是无疑的。
商周至春秋的两千年间，猃狁、鬼方、土方、围方、戎狄等西北游牧部落构成陕北族民的主体。这里几乎是一片“化外之地”，中原华夏族王朝始终没有建立有效统治。
猃狁亦作熏鬻在黄帝时已出现。商周之际，主要分布在陕北及甘肃北部、内蒙西部。鬼方，亦称隗氏，春秋时成为隗性之狄，当时活动于陕北和山西北部。甲骨文中也有鬼方活动的记载。近些年来，清涧县李家崖商周文化遗址曾出土鬼字陶文，榆林、延安一些县也发现被认为是鬼方文化的遗物。这些都为鬼方在陕北的存在提供了实物佐证。固方居于囿水流域。《史记·匈奴传》：“晋文公攘戎狄于囿洛之间”。囿水出自汉代上郡白土县(今横山县）西，东流入黄河。今总称无定河。洛水即北洛河。河西指黄河在陕西境内自北向南一段的西岸，包括陕北大部分地区。戎狄，在春秋时代活动于陕北和晋国境内，猃狁、鬼方、固方与它都有族源关系。戎狄诸部落以其帐幕、旗帜、服饰及马饰颜色的不同，又分为赤狄、白狄等。其中以白狄的势力最大，主要分布在陕北及山西西部。郑樵《通志》说：“今邝坊、绥、延皆古白狄地。”所以，历代史书也称陕北为戎狄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