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汤问》：“北国之人，鞴巾而裘；中国之人，冠冕而裳。”这里的中国人指中原华夏民族；北国之人指北方少数民族。掲巾而裘，是说包着头帕，穿着皮衣。
鞴巾，《方言》云：“俗人帕头是也；帕头，缲头也。”又说：“自河以北赵魏之间曰缲头。”这是汉代学者杨雄的见解，并明确指出其流行于黄河以北赵魏之间，包括陕北在内的广大地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说明游牧民族服饰对华夏人服饰发展的影响。如今陕北人头上的毛巾，即由北国之人的鞴巾演变而来。河南省汲山县山彪镇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上，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些身穿胡服的战士头上的包巾样式，与陕北人包头巾的样子十分相近。它们之间的脉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陕北人尚白的习俗，也和白狄尚白的宗教心理有关。
狄为春秋时代北方游牧民族的泛称。公元前几世纪，他们信奉原始的萨满巫术。萨满巫师以青、赤、白、黑四种颜色象征东、南、西、北四个方位。这种原始的宗教信仰后来变成部落牧民对于某种颜色的爱好心理，并从他们的帐幕、旗帜、衣饰、马饰的颜色上表现出来，故以崇尚的颜色不同而分为赤狄、白狄等（详见马长寿《北狄与匈奴》）。藏族、蒙族至今仍以白色作为圣洁的象征，可谓源远流长。陕北自古为白狄之地，这种尚白的习俗深深地融化在陕北人的潜意识中，支配他们的心理前后达几千年之久。
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如前所述，陕北长期是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地方，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虽有秦汉之际的农耕开发，但到了南北朝时，游牧民族又大量迁入。在与农耕民族的长期杂居中，虽然逐渐有了农业，却仍未脱离游牧生涯。
“安定北地上郡，其人性犹质直，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蔷，多畜牧，无复寇盗。”（《隋书·地理志》）这种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到了宋元时期，也没有多大改变。西夏开国皇帝元昊曾说过“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使”的话。只是到了明清时代，人为的一道长城，似乎成了农耕与畜牧的分界线，又大量移民充边，发军卒屯垦，农业生产始居主要地位。但由于传统的生产方式及地理环境诸因素的影响，畜牧业仍占很大比重。延至现在，仍然如此。这种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直接影响了陕北人的饮食生活习惯。
少事烹饪的熬煮食风火的发现与使用，使人类结束了茹毛饮血的饮食历史。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原农耕民族的饮食日趋艺术化。这是因为他们有稳定的定居生活、可靠的食物来源。同时，他们长期在一块土地上劳作，养成了深耕细作的习惯，在生活上也养成了精细琢磨的习惯。在吃上更不含糊，把各种能吃的东西都吃到了，把各种可能的吃法也琢磨到家了。殷周时代的人，就有了炮、烧、炖、扒、烩、烤等烹调方法。经过数千年的创造发展，形成我国的四大菜系。它不仅能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同时把绘画、雕塑、文学、艺术等审美情趣渗透到饮食文化中去，给人多方面美的享受。
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则不然。“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汉书·匈奴传》）“男女并衣裘褐，仍披大毡，畜牛、马、驴、羊，以供其食。”(《新唐书·党项传》）以畜肉为主要食物来源。长期漂忽不定的游牧生涯，使他们无遐琢磨怎么吃得更精细、更艺术化些，烹饪水平老停留在以熬、煮、烧、烤为主的初级阶段。即使后来有了一定的农业经济，其粮食制品也是制作简单，便于携带的炒米、炒面之类。所以史书上说，他们食用肉类“或燔或煮或生脔。”（《金史》）“食止糜粥、炒鞴。”(《契丹国志》）陕北人饮食习惯中的游牧民族食风，从以下几方面可窥一斑：
一曰，烹饪以熬煮为主。熬南瓜、熬洋芋是乡间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主菜；风味小吃熬羊肉、羊杂碎等，也是佐以调料熬煮而成；还有一种叫粉汤的小吃，即把粉条、肉丸、肉片烩在一起；即使逢年过节或红白喜事，也很少有人变着花样炒几个菜，一般都是把肉、粉条、蔬菜烩在一锅，每人一碗。这种以熬煮为主的吃法，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一些少数民族的“一锅煮”食风。如果待贵宾，就烤一只乳羊或乳猪便是规格最高的礼遇了。
二曰，以炒米炒面为干粮。这种干粮，多以糜子为原料。吃炒面时需和水调成稠团。炒米则可随便吞食。出外放牧，上山劳动带着它，吃起来十分省事。笔者搞文物普查时，曾在老乡家用这种“食至糜粥、炒横”的干粮充过饥。
三曰，腌酸菜。陕北气候较冷，冬季无新鲜蔬菜可食。群众多在秋季腌几大缸酸菜。吃饭时，和在粥中，吃得津津有味。冬季一进陕北群众窑里，即可闻到一股刺鼻的酸菜味。酸菜古代称菹。《说文》云：“菹，酢菜也。”又云：“酸酸也。”金代诗人赵秉文诗中也有“辽阳富冬菹”的诗句。
总之，陕北人的饮食，虽少事烹任，制作简单，但吃着实在，让人感受到有股游牧民族那种淳朴、慷慨、豪爽的传统风尚。
节俗中的戎狄文化因素
陕北年节习俗的形成，有着多种文化因素。其中，受游牧民族风俗习惯的影响，尤为明显，试举几例：
出行：吴起、志丹一带和延安南部各县在大年初一有“出行”的风俗。
《吴起县志》记述说，早饭或午饭后，全家人出动，给牲畜鬃尾扎上彩色布，称“彩红”，然后全部赶出圈，让其自由游窜撒欢。全村人集中在一块较大、较平坦的地方“出行”。出行主要是祭四方神，每年选大流年中的吉利方位，祈求神灵保佑人畜平安。放羊人手拿一串油馍，见土坑扔一个，意即祈羊免遭坑祸，然后放鞭炮。出行结束后，开始“压马”。年轻人骑在大牲畜背上，尽情奔跑，直到人困马乏为止。这种情景，与蒙古、羌族的敬牛羊神和赛马等习俗几乎同出一辙，耐人寻味。
跳火：古代许多民族，出于对火的崇拜，形成蒙古族的“年火节11、苗族的“祭火星节”、彝族的“火把节”等。陕北各地正月里也有所谓跳火的习俗。有的地方在正月十六，有的地方在正月二十三，延安南部各县则在正月底，谓之“燎干，或“炼疳”，各地风俗大同小异。届时天黑后，在院内或大门外生一堆火，将家什灶具在火上燎绕数回，大人小孩都要跳过火堆或在火焰上燎一下，据说可主一年百事兴旺。最后将余火送到村外，称作“送疾”或“送蚰蜓”。这同蒙古族对火格外崇敬，认为火可以给予人类幸福和财富的民俗心理基本相一致。
戏秋千：荡秋千的习俗全国各地许多民族都有，但从历史上看，西北地区戎狄民族的秋千却是最早的。《古今艺术图》载：“秋千，北方山戒之戏……齐桓公伐山戎还，始传中国。陕北各地戏秋千，多在清明节前后举行，一般寒食节时就开始，几乎村村都有一两个大型的，有人还在自家门前搞小型的秋千。戏秋千主要是年轻女子和娃娃们的游戏。老太太也要趁清早时去荡一下，据说可主眼窝明亮。从有关记载来看，这种山戎之戏，在陕北高原流传了两千年之久，至今仍为人们所喜爱。
穴居陋处的民居特色
旧时陕北人多穴居陋处，有浓厚的原始遗风。乡间穷苦人多住土窑洞。
修筑窑洞多依山靠崖。还有人把天然的石穴安上门居住。房子多为半边盖的厦子，亦十分简陋。这就使人想起“上古穴居而野处”的原始民居。还有一种庵棚，多搭于田间，几根木一支，苫以茅草，看管庄稼园圃时居住。大有“狄王之自为室也，堂高三尺，壌陛三垒，茅茨弗剪，采椽弗刮。”（贾谊《新书退让篇》）“北方曰戎，衣羽毛，穴居……”“戎狄荐居（即草居）”的戎狄民居遗风。这种穴居陋处的民居风习，固然有地理环境、经济·条件诸方面的原因，受狄人文化影响也是重要因素。
三、陕北地名姓氏中的多民族文化残余
长期活跃在陕北大地上众多的游牧民族，在华夏族高度文明的浸灌下，逐渐融入汉族大家庭。他们的族称从历史上消失了。但是，那些以他们的姓氏、语言命名的村落、地名却一代又一代地延用至今，成为民俗学与地名学中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
羌族村落名称
杜甫居住过的羌村，以其《羌村三首》而为众多之人所熟知。其地在今富县城西岔口乡。你可曾知道，这里曾是羌族聚居的村落？富县的屈男村(今讹为曲南）、钳铒（讹为铒儿）、弥家川、党亥、折家埝；隽蒙（旧讹称进蒙，今旧县镇）、雷家角、党家庄、党川、罕井（今讹为候井）；黄陵县的阿党、党家沟等等，也曾经是羌族聚居过的村落。
据姚薇元《北朝胡姓考》、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关中部族》考证，雷氏为西羌嫘姐氏的后裔，钳铒为西羌虔人部落的后裔。党也为羌姓。《后汉书·西羌传》中有当熬、当阒诸种。当、党同音，当是音译之异。《广韵》云：“西羌复姓有隽蒙氏。”弥氏为弥姐氏之省称；折氏亦为莫折氏或折掘氏之简化。以上诸羌姓氏，在渭北和陕北的前秦至隋初佛教造像碑中曾多次出现，证明南北朝时羌族确实在这一带活动，并留下了自己的遗迹。
鲜荦族地名
洛川县朱牛乡有乞弗、普乃（讹为堡乃）等古怪村名，长期不得其解。读《北史》、《隋书》诸史人物传，其中有不少姓乞弗、普乃的鲜卑人，可知这两个村子是以鲜卑族乞弗、普乃氏命名的村落。
延安、延长、延川等地名来历，也与鲜卑有关。《元和郡县志·关内道》延州条下说，三地皆以界内吐延水为名。据武沐《匈奴史研究·吐延屠延为匈奴语南北考》（民族出版社，2005，3)考证，发源于陕北白于山北麓的屠延水（今无定河）为匈奴语北水之意，发源于白于山南麓的吐延水(今延河）为匈奴语南水之意。后来，这些匈奴语也杂入鲜卑语之中。延水当为吐延水省称，延州亦以水名。延州始名于西魏废帝，初治延长县境。后又在丘头塬置广安县。隋仁寿三年（601)，避炀帝杨广之讳，改为延安，延州也改为延安郡。“贞观六年（632)又移置于府北去斤川。”去斤川，即今延河水，当时谓之清水。“清水，俗名去斤水。北自金明县（今安塞）界流入。《地理志》谓之清水，其肥可燃。鲜卑谓清水为去斤水。”（《元和郡县志·延州》）
高丽族地名
富县与黄陵县接壤处有仙寺村，当为高丽似先氏村落。1978年，黄陵县双龙乡西峪村出土的西魏大统十四年（550)似先难及造像碑上，题名者主要是似先和盖姓。黄陵县香坊石窟造像主题名中也有似先、盖等姓氏。邓铭世《古今姓氏书辨证》：“似先，高丽扶余种也。”盖姓也自高丽（详见本书卷四《陕北文物中的多民族文化印痕》）可知似先氏、盖氏是随鲜卑族从东北迁来的高丽扶余部落。以其姓氏命名的聚居地，代远年湮，音讹为寺仙。澄城县的寺仙村亦是如此。
匈奴地名
塞内南匈奴东汉末年入居陇东、河套、陕北等地，历魏晋南北朝，遍布陕北各县。匈奴铁弗氏赫连勃勃建立大夏，都靖边县白城子，时称“统万城”。南北朝后期，其余部融合其它游牧民族，以稽胡的名称出现，直至唐代。数百年间，他们在陕北大地顽强地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和烙印。前面所引《太平寰宇记》中的库硝川、库利川、滑牙川皆为稽胡语地名。洛川县朱牛乡有独不着村，槐柏乡有度古村，疑为独孤氏之音讹。独孤氏源出匈奴，后逐渐鲜卑化。隋唐之际有独孤皇后（隋炀帝之母）、文学家独孤及等重要人物。今子长县有赫家堡，宜川县有丘林（讹为秋林），延安市有兰家坪。《后汉书·匈奴传》：“单于姓虚连，异姓有呼衍（即呼延）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中国名族，常与单于婚。”可见上述地名是以匈奴赫连氏、丘林氏、兰氏命名的村落。郝姓亦为匈奴大姓：《晋书·惠帝记》：“元康四年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党，杀长史。八月，郝散率众降，冯翊都尉杀之。”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匈奴人郝温·盖吴又领导屠各匈奴、卢水诸胡在杏城（今黄境内）起义。陕北是匈奴聚居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如今的郝姓村庄当与匈奴有关。
姓氏中的多民族成分
俗话说，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姓氏上面表现出来的民族特性，往往是难以改变的。如今，陕北人中的有些少数民族姓氏还比较容易识别，如呼延、赫连、宇文、慕容、尉迟等。还有些常见姓氏，如薛、侯、慕、费、折、艾、白、米、康、石、兰等，尽管巳和汉族姓氏没有什么区别，但只要考诸史籍，稍加分辨，仍能追溯其来龙去脉。
《魏书·官氏志》记载，北魏孝文帝改革，其中有一项，就是令鲜卑人改称汉姓。皇室贵族拓跋氏改姓元氏，其它叱干氏改姓薛，费连氏改姓费，若干氏姓改苟，口引氏姓改侯，去斤氏改姓艾，贺拔氏改姓何等。匈奴在迁入内地后，贺赖氏改姓贺，独孤氏改姓刘，须卜氏改姓卜，丘林氏改姓丘或林。
陕北白、石、康、米诸姓，与西域诸族有关。《汉书·地理志》载，上郡有龟兹县。颜师古注云：“龟兹国人来降附者，处之于此，故以名云。”龟兹即今新疆库车县一带。其国王姓白，国人皆以白为姓，号为白国。汉之上郡龟兹县，在今榆林城北古城滩村（一说在今米脂县境）。北周时的白郁久同，唐高宗时的白铁余，前者为银州或延州人。后者为绥州人。如今，清涧、米脂、绥德一带白姓分布很广，为陕北望族，其渊源可谓久远。
从汉代起至南北朝，中亚阿姆河、锡尔河流域的月氏胡入居西北，并逐渐向陕北迁徙。《邓太尉祠碑》载，前秦冯翊护军郑能进“统和宁戎、邾城、洛川、定阳五部属各，上郡夫施黑羌、白羌、高凉西羌、卢水、白虏(即白部鲜卑）、支胡、粟特、苦水杂户七千，夷类十二种。”其中的支胡即月氏人。粟特人的祖先原居中亚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阿姆河东北地区，古称康居国。国人以康、石为姓。后赵石勒之祖即康居石姓。隋唐时，中亚的康、安、曹、石、米、史、何、戎地、火寻所谓“昭武九姓”之国归附唐朝，先居河西走廊，后逐渐内迁。他们以国为姓，如康姓即康国人，米姓源于米国，安、曹、石、何、等亦然。掀起“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史思明就是西域胡人。随着历史的发展，后代延续，这些“昭武九姓”之国的姓氏，便融合到汉姓中去了，甚至昭武也成了百家姓中的一员。
另外，陕北人中的员姓（今改为炱）、也有来自蒙古族的。
洛川县朱牛乡炱姓户面很大。《洛川县志》载，炱德，仁和里人，七世同居。其曾孙负不花夕，为元朝的武勇将军。负不花为蒙语，意为公牛。《元史》中姓贪不花的蒙古人很多。炱姓当为员不花之省称。
廉姓中也有维吾尔人成分。《元史·布鲁海牙传》说，布鲁海牙被任命为廉访使之日，恰逢其子又出生。他高兴地说：“古代有以官职为氏的。今曰双喜临门，是不是天意如此，以廉氏作为我家传宗姓氏呢？”于是其子取名廉希宪，子孙后代皆姓廉。这个布鲁海牙正是维吾尔人。
以上所述陕北少数民族地名、姓氏的分布状况，与他们内迁后的聚居地区基本吻合。大体说来，氐族集中在扶风郡和咸阳郡的西北，即关中西部；羌族集中在冯翊郡，即今渭北高塬。洛川、黄陵、富县以至大荔、二华，皆冯翊郡辖地，故羌村很多。匈奴分布在今内蒙古南部，接到吕梁山以西，至宜川以北，即汉时的西河郡。冯翊郡西部、北部则为屠各、卢水胡、西域胡、西羌、北羌所杂居。
古代的少数民族‘村落，村名与姓氏大体上是一致的，有如汉族的高家庄、李家村等。代远年湮，沧桑变化，近世的少数民族村落，徒有其名，而无其姓，以至人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不加考察，顺便以一二同音字代之，以讹传讹，掩盖了它们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