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那些姓少数民族姓氏的人们，有的不知其姓氏族源所出，俨然以汉胄自居；有的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少数民族成分。无可讳言，他们身上确实流淌着众多民族的血。就是笔者的段姓，也与鲜卑族有关。西晋时段氏鲜卑首领段务目尘受晋封“辽西公”，所领凡三万余家。从北魏开始到隋代，中国北方，一直到黄河流域，基本上是鲜卑族的天下。段氏鲜卑迁徙陕北也是可能的。现在，我们之所以要把他们分辨考察，追根溯源，除了想探索陕北民族融合与姓氏融合的历史，进而窥视陕北民俗的多元化特征之外，并无其他意思。如今，谁还能说这些汉姓少数民族后裔不是汉人呢？谁还能说这些保存下来的少数民族姓氏不是汉族百家姓中的一员呢？
民族的融合，必然带来民俗、姓氏等文化的融合；文化的融合，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这是上下数千年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必然的结果。
延安民俗的地理与文化坐标
在自然地理的坐标上，延安是一块充满神奇色彩的地方。它头枕长城，北面与榆林地区接壤；东邻黄河，与山西省吕梁地区隔河相望；足蹬黄龙山脉，南与渭南市毗连；西以子午岭为界，与甘肃省的庆阳地区为邻。滚滚延河，自西而东汇入黄河；滔滔洛水，纵横南北由渭入黄。地形地貌更具特色。大约以甘泉为界，北部沟谷交错，梁峁起伏，为黄土丘陵沟壑地带；南部地势多平直开阔，原地与平梁相间，为黄土高原沟壑地带；在它的东南黄河沿岸和黄龙山、子午岭一带，则岩基裸露，缓梁低丘波状起伏，又是石质低山丘陵地区。造物主是公平的，它虽然没有赐给延安四季如春的气候和山明水秀的外表，却在一望无际，莽莽苍苍的山峁沟壑下面埋藏了71亿吨煤炭，4·3亿吨石油，33亿吨天然气以及5千万吨紫砂陶土。如果说延安的地上地下是一座天然的地质公园，也许一点也不过分。
在我国广袤浩瀚的版图上，延安确实不大，总面积3”7037平方公里，辖13个县（区）。约200万人口，大体与宝岛台湾省相当，却比东欧的阿尔巴尼亚、西亚的科威特、卡塔尔、巴林等这些国家还大了一些。但它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影响，又很大很大。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谈到。
在历史的坐标上，延安也是中华民族版图上一块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
走进这片黄土地，人们首先油然地产生一种庄严肃穆的神圣感。人文初祖轩辕黄帝的陵寝，在苍松翠柏的簇拥中，静卧在桥山之阳。他所代表的英雄时代，奏响了中华民族文明史的第一华章。古往今来，黄帝陵便成为华夏儿女心目中的圣地。革命圣地延安，曾经以她贫瘠的腹体和甘美的乳汁孕育了我们共和国的胚胎，也哺育了千千万万个革命志士，从而成为一切革命者和全国人民向往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默默的孕育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她慈祥沉静地泻到壶口以后，突然怒吼起来，飞腾起来，带着自己的发明与创造，冲出龙门，一泻千里，这不正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敢于创造，开拓进取，勇往直前的精神写照么！黄帝、黄河、黄土地，在这里三位一体地组合着。这种神奇的组合，共同培育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延安精神，使她不但是民族的圣地，也是革命的圣地。
延安的历史文化结构中，还有一个显着的特征，即多元化。殷商以至宋元的30多个世纪里，这里先后有猃狁、鬼方、戎狄、楼烦、匈奴、羌、氏、鲜卑、稽胡、党项、吐谷浑、女真、蒙古、高丽以及来自西域的龟兹人、粟特人等20多个民族，与华夏族错居杂处。在延安古道上，既有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也有出征将士的猎猎军幡；既有惊心动魄的战争撕杀，又有温情脉脉的联姻混血。在历史的阵痛过后，产生了多民族的融合，也产生了多元特征的文化，可以说，延安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混交林和次生林。
明白了延安民俗文化产生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环境，我们再来鸟瞰延安的民情风俗，可以粗线条地概括为：
第一、地域差异性。
甘泉县以北的黄土丘陵沟壑区，地理上又同榆林地区接壌，两地共同构成陕北方言区。各县方言虽有差异，但彼此可以沟通交流。风俗习惯也大体相同。特别是陕甘宁边区时代，榆林各县移民大量迁入延安，两地风俗交流融合，又大大地缩小了原有差异。在经济上，这里亦农亦牧，但牧业经济的色彩更浓一些。粮食作物主要是糜子、谷子、荞麦。大体是一幅“高塬入秋漫黍稷，远坡乘晚下牛羊”的风情画卷。我们可称之为延安北部民俗文化区0甘泉县以南的富县、洛川、黄陵、黄龙、宜川五县为黄土高原沟壑区，地理上同关中平原接壤，各县方言基本与渭北高原相同，语言学家把它划入滑北方言区。风俗习惯上，对延安北部和渭北高原两地的风俗兼收并蓄，形成鲜明的地方特色。这里是传统的农业区，土地宽广肥沃，粮食作物以小麦为主，兼种五谷杂粮，虽然也有畜牧业，但占的比重较小。这里的风情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地接关辅风承周秦，境临洛渭俗融戎狄”我们不妨把它称之为延安南部民俗文化区。
第二、原始古老性。
024第三、来源的多样性。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地区，是民族融合的旋涡地带，陕北居民的族源是多元化。在漫长的同化融合过程中，各民族固有的风俗习惯顽强地表现，并相互影响，形成延安民俗来源的多元化。虽然代远年湮，戎狄之风尚存，在衣、食、住、行、岁时节曰以及民间艺术中仍然表现出来。在民众精神素质上，“俗骄悍，喜功利；习骑射，尚忠勇。”(《延安府志》）这种崇武尚勇的骠焊气质，使陕北成为历史上屡屡爆发农民起义的地方。最有名的当数李自成领导的陕北子弟纵横天下，终于推翻了明王朝统治。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刘志丹、谢子长领导延安民众创建了在全国白色恐怖中幸存的红色根据地，使中国共产党和文化传播的规律，总是由近及远。如果把旧文化圈比作一泓清水，把新鲜文化比作一粒投入水中的石子，那么它所激起的涟漪总是一圈一圈地朝外扩散，直到岸边才沉淀下来。如此往复，边沿地区的文化传播进程老是比中心地区晚一些，它沉淀的总是比较古老的文化。延安地区的传统文化面貌也是这样。由于这里山大沟深，地理环境相对封闭，交通不畅，文化传播速度较慢，一方面，轩辕本土的原始文化积淀深厚，成为埋藏很深的底层文化；另一方面，中原地区的新鲜文化缓慢地传播到这里以后，由于环境的阻滞，也沉淀下来。如此层层累累的堆积，使延安的传统文化带有浓重的原始古老性。比如大秧歌中的四人场子，即由古代巫师的跳神演变而来；秧歌沿门子拜年，据说是为每家每户乞福禳灾；而民间的转九曲，便是阴阳八卦图的艺术展示；又如延安南部地区结婚时不是对着双喜拜，而是对着写成的“双雁”字拜，这是周代婚礼中奠雁礼的残余，在全国其他地区几乎再无第二例。如此等等，延安民俗的原始古老可见一斑。
中央红军有了一个长途跋涉之后的落脚点和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这种“习弓马，好战斗”的民族素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他们身上游牧民族的血统的影响。延安民众崇武尚勇的骠悍气质，在安塞腰鼓，洛川蹩鼓等民间歌舞中表现得非常浓烈。那一队队武士装扮的鼓手，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伴随着舞者足下飞扬的尘土所卷起的阵阵黄浪，展现的正是古代将士驰骋疆场，奋勇杀敌的壮阔场面。在日常生活中，延安民众衣裘尚白的白狄风习、少事烹任的熬煮食风、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穴居野处”的窑洞民居，等等，渗透出浓厚的游牧民族生活气息。过去，延安民众主要是以毛驴骡马代步，春节期间广泛盛行“出行”风俗。在大年初一或初二，全村人集中在一起先祭神，然后骑在牲畜背上尽情奔跑，比赛角力，和蒙古族赛马几乎同出一辙。这种“出行”风俗，在全国汉民族文化圈中实属罕见，确实耐人寻味。
第四、革命创新性。
延安不但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革命文化的策源地。从陕北“闹红”起，革命文化就开始荡涤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观念与家族统治和封建婚姻观念，这一点在陕北民歌中有充分的反映。特别是延安新文化运动以后，极大地促进了旧民俗的改造利用和新民俗的创立。众所周知的陕北大袂歌，以手拿象征革命的弯镰斧头的秧歌头，取代了手拿牛尾拂尘的领舞者，使这一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舞形式一扫过去那浓厚的祭祀气氛，成为宣传革命的一种手段。在秧歌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十二把镰刀》等，为传统文艺形式的革命与创新和促进新文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名闻遐迩的安塞腰鼓，也是经革命文艺工作者挖掘整理，先是在解放区流行。后来，随着人民解放军向全国大进军的号角，响彻在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被称为胜利腰鼓。延安民俗的创新浪潮，对于全国新民俗、新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的冲击，不可小量。
延安民情风俗的特征还可以说出许多，但足以揽胜的，主要有这么几点。胜者，独也，优也。独特而且优胜，这就是延安风情的魅力所在。
陕北民俗事象中的生殖崇拜
生殖崇拜是远古文化中的一种风习。大量的民族学、考古学材料表明：世界各地曾经普遍存在过的植物崇拜、动物崇拜、女性崇拜、男性崇拜等等，都包含着对其生育繁衍能力的崇拜。可以说，生殖崇拜是原始先民生育信仰的内核。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从事物质生活资料和人类自身生产（即种的繁衍）的历史。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水平非常低下，人类生活异常艰辛，种族常常面临灭绝的威胁。在部落社会时代，人们崇拜自然物的生殖能力。在母系氏族社会，人们崇拜女性，到了父系氏族公社，人们又崇拜男性祖先。这种对生殖力量的崇拜一直延续到阶级社会。人类繁衍种族的欲望与这些崇拜形式紧密结合，水乳交融，从而形成一系列风俗和宗教信仰，并顽固地，一代接一代地流传下来。
民俗事象常常被称作活的社会化石，因为它向我们展示着若干历史生活的痕迹。从二三十年代开始，我国学术界就从文字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等角度，对生殖崇拜的风俗进行研究，发表了不少着述。其中，郭沫若的《释祖妣》、闻一多的《说鱼》等，对学术界发生了很大影响。但是直至目前，许多学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诸边少数民族地区，却忽视了对广大汉族地区民俗的调查研究。那么，现存的汉族民俗中还能不能找到生殖崇拜这一历史生活的痕迹呢？笔者试图就接触到的陕北民俗事象探讨这一问题，以就教于方家。
洗此的人生仪札的许多g俗，却与皂真、姓真、核机、红本等生杨有由切联系。而这些生杨又却是生歧糸拜的象征物。
陕北，泛指延安、榆林两个地区。南接渭北高原，北临内蒙、宁夏。历史上很长时期内是各民族杂居的地方，也是一个汉族和西北少数民族融合交流的漩涡。商周以前为猃狁地；商周之际，猃狁、鬼方氏又活动在陕北等地，为商周之劲敌；春秋时为白狄、楼烦地。自战国以后，大批中原人屯垦戍边，陕北才得以大规模开发，汉族也逐渐占了统治地位。但是在其后的一千多年时间内，仍有匈奴、鲜卑、羌、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先后以占领者的姿态踏上了这块土地。他们多为西北游牧民族。当中已进入完全的封建社会时，它们还往往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奴隶社会，对原始社会的生活还记忆犹新，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仍带有原始先民生殖崇拜的深刻烙印。在他们与汉民族的融合过程中，风俗习惯互相影响，形成陕北民俗的多元性特征。
明代中叶以后，陕北由于战争祸乱，自然生态的被破坏等原因，交通与文化处于相对封闭状态，较少受到近代生活浪潮的冲击，所以那些古老的民俗得以保留下来，并渗透在人生礼仪的各个方面。
陕北人生礼仪的各种习俗，与鸟类、蛙类、核桃、红枣等生物有着密切的联系。
婚礼用鸡延安南部各地风俗。定婚时男方要送给女方两只鸡。商量婚期，即8六礼”中的“请期”时，南方也要带两只鸡作为礼物。娶亲时轿子中（即是现在用汽车迎亲）。更要带一雌一雄两只鸡，而且这对鸡还要在新房中陪新郎新娘过一夜。
婚礼用鸡，是古代婚礼用雁的遗风。《礼记·昏经》：“纳采、问名、请期、亲迎皆用雁。”现代延边朝鲜族风俗，结婚这天，首先有人把木头雕成的大雁用红色包中包上，走在新郎前头。古代婚礼一律用活雁。后来，由于雁不易捕捉，南方一些地方则以家鹅代替。《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卷五）载：安徽六安“迎娶之先，夫家必备公鹅一只，名曰催妆鹅，送至女家。母家配以母鹅一只，送回夫家。”南方一些地方把雁称爱鹅，可见鹅在婚礼中即代表雁。陕北没有鹤，则以鸡代替。但是新人还要行拜雁礼，即对供桌上剪的双雁或写成的雁字行礼。显然陕北婚礼用鸡与古代时婚礼用雁是一码事。
那么，婚礼用雁表达了古人一种什么观念呢？较早的一种解释说，雁这种候鸟“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一种顺乎阴阳的往来。用雁为礼，象征顺乎阴阳之意。古人认为“孤阴不生，蚀阳不长”，天为阳，地为阴，故曰·安塞农民画《鸡探石椾》
后人的观念。我们不妨再追溯一下它最初的含义功能的崇拜有关。
“……天地诉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然后草木茂，区荫达，羽翼飞，角骼生，蛰虫昭……”（《礼记·乐记》）男为阳，女为阴，因此称男性生殖器为阳具，女性生殖器为阴户。男女结合，便是阴阳配合，便能产生新的生命。这里虽然也透露出生殖崇拜的意思，但显然巳渗入当与原始初民对禽类繁殖在原始社会里，物质生产与人类自身的生产表现为求食和繁殖两大方面。一方面，在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条件下，禽类同鱼类一样，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食物来源。雉类经过人们的长期驯养，终于成为家鸡。人们由依赖禽类而崇拜它，是为求食。另一方面，人们艳羡禽类强大的生殖能力。希望自己的种族象禽类一样蝇蝇不绝。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人们奉禽类为图腾。“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便是这种观念的模糊记忆。亚洲东北、北美西北及太平洋一些岛屿上也都广泛流传着鸟生传说。所以，在与生育密切联系的配偶婚姻产生之初所形成的婚姻礼俗，便深深地带有对鸟类生殖能力崇拜的印记。这正是古代婚礼用雁和陕北婚礼用鸡的原始含义。
这一点还可以找到许多民族学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