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一种美德达到了相当突出的程度，就是十分稀有的感恩情怀。一个中国人绝不会忘记一件善行。更重要的是，他始终不忘对自己的恩主有一种义务。欧洲历代已经有无数作家记录了这个惊人事实的证据。外国人中，尤其是医生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的施恩自然有很多机会接触到这些情况。对一个中国本地人来说，得到一个外国医生治疗的恩惠是不寻常的事情，他于是不假思索地表达自己的感恩，或者向医院捐助，或者用丝和茶做礼物，或者奉上有金字的锦旗，在锦旗上他恩主的技艺被类比成中国古代伟大的医师。尽管如此，病人依旧会认为这个医师——甚至在并非无关紧要的谈论中提到这位医师——是一个“洋鬼子”。有一次在英国领事馆出现过一位中国人，他为了遵从他临终父亲的嘱咐，从100里外带着礼物过来。因为一个外国医生曾经治好了他父亲的眼病，父亲在临终的床上说“永远不能忘了英国人。”这些礼物上用中文写着：“致尊敬的英国大洋鬼子X领事。”
中国人或许会爱你，但你始终是个鬼子——这是他最自然的想法。一代又一代以来，中国几乎和其余的世界彻底隔离，广阔帝国的人民受着其它人不变的影响。他们的思维典型化，缺少和其它观念比较的需要，也不想去修正他们自己的看法。尤其是统治阶级被培育出傲慢的举止和冷淡的行为。接着洋鬼子出现在他们的世界里——在任何方面和他们能够想象的东西截然相反。我们可以从中国人的画里（不是刻意的漫画），轻易地见到中国人所认知的外国人的主要特征：无一例外的红发碧眼，短而且极端紧身的衣服，走路快速，动作摇摆，坐姿和站姿都不优雅。还有一种艺术家描绘不出来的额外特征——像鸟叫那样无法理解的语言。有些人感到好奇，小孩怎么会对这种奇怪生物害怕，外国人经过时，孩子会冲入他们自己的农舍尖叫。还有件让人费解事情，为什么蒙古马驹那么害怕外国人，需要花颇长时间才能习惯一个野蛮人在场；一些小马驹，除非蒙上眼罩，绝不愿意被外国人骑。还有狗，每一个外国人经过，它们总会冲出来没有任何节奏和理性地吠叫。中国人有句谚语说：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但这不能解释任何到中国农村闲逛的人遭到的无休止地攻击。一个中国人给出了对这种谜团的答案，但还是让人费解：他解释说那些动物还有他的乡人，当闻到外国人肮脏和可憎的气味时，总要提起警惕。这是非常奇怪的，因为这也是外国人举出的极端厌恶中国人的重要理由。
全中国的男男女女有着清一色乌发黑眼的特征（少数白化症者除外），官员和殷实人家穿着又长又飘，宽松的袍子，步伐缓慢而稳重，无论坐卧严守刻板的姿势礼仪。对中国人来说，他们自己的语言是神明们的语言。他们知道这种语言已经使用了几千年，而对于野蛮人则毫无所知。野蛮人从哪里来的？从那些环绕中国的小岛之外？怎么可能？世界不就四个海环绕的中土吗？书籍告诉我们“天圆地方”。难以想象这些基于中国赖以成立的智慧的书籍竟然可能是错的，这是一个中国人首次面对面接触西方时自然而然的观点。如果没有受过现代教育的经历，这种观点就会大行其道。该国某人每日都在温习他们过去的漫长历史，他是个友好的官员，对于民族服饰持实用观点，他在一次访谈中说道：“我想不出为何你们外国人把衣服穿得那么紧，如果抓虱子会非常困难的。”
作为一种对感恩美德的补偿，一种支配了全阶层的复仇之心也根植于整个民族的心灵深处。虽然不在中国人列举的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之内。或许它是最易屈服中国人心灵的感情。复仇让不幸的媳妇自沉于井，这样能让给予她不幸的人烦恼，即使不能毁灭他们，也给她带来安慰。复仇也让一个男人在他仇敌的家门口自杀，因为他清楚任何宅中有莫名其妙死尸的人会陷入解释不清的司法程序。曾经有个关于某个中国女人荒唐的案例，她故意走进一个池塘，直到水漫过她的膝，然后等到她的嘴唇高过表面，才发出大声，直到在水塘自溺成功，因为在场的一个洋鬼子让她不可忍受。在这个例子里，一旦自杀成功，她以受伤女鬼的复仇形式缠绕那个外国人。
非常奇怪，这种复仇精神的萌芽，这种用夺取对方的生命来报复敌人的欲望，竟可以追溯到孝道和父爱的实践，而这一切是良好治理和国家繁荣的基石。在《礼记》——一部不仅涵盖了典礼的举行，也包括个人行为的指导的儒家经典——有一页这么说：“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引自《礼记·檀弓》。——译者《礼记》现在被公认为儒家经典的重要组成之一，它的权威性不是建立在古代圣王之上。《礼记》在公元前一世纪内编成，毫无疑问它基于更早的现存文献，但是它从来没有经过孔子或孟子的编辑，所以，从此得出这两位贤者需要对这种复仇观念负责或者他们甚至认同这种复仇观念，并不公正。这种复仇只会导致流血和谋杀的无休止循环。中国人在仇恨上和在友谊上同样持久，用他们自己语言中的一句习语来说：如果他们爱人，就如同爱自己，如果他们恨一个人，就会恨到死。我们已经提到过，老子鼓励人们以德报怨。而孔子自己仅是个凡人，他洞悉凡人的局限，用更切合实际的学说“以直报怨”代替了老子这个理想化的学说，因为他担心中国人连这个更低的标准都做不到。“对你的敌人公平”是一个常见的箴言，但是要找到一个服膺这句箴言的实践者不容易。
中国人经常被抱怨没有一点时间观念。一个友善的中国人会报上门贴，然后长久等待，这比他受到欢迎的时间长得多。中国人自己对这种伤害体会得最清楚，他们制定了种种格式化的言辞来委婉地逃避烦人的访客。他们庞大的词汇库里总能提供出“漫长的拜访只有有限的致意”这类套话。和中国人没有时间观念的观点相反，很多脍炙人口的谚语这么说：“一刻千金”、“当惜寸阴”等等。“一寸光阴”指的是日晷，在遥远的古代中国人就知道它的原理，日晷也是在更耐用的水漏发明或者引入前（前文已述）他们唯一测量时间的工具。
水漏是由几个大水缸组成的计时工具。每个水缸的底部都接上了一根水管，分成几层放置，这样上层水缸的水可以通过管子注入下层的水缸。最上方水缸的水通过水管滴入下一个水缸，这样重复几次后水进入最下层的容器，最下层的容器里或者有一个浮动的人形，或者是其它类似功能用来指示刻度上水位的标记。一日一夜被中国人划分为12个相等的时辰，两小时等于一个时辰，时辰是水漏刻度的基本单位。但在今日时钟与表被普遍使用，欧洲人划分的24小时成为流行的标准。以前能够持续燃烧几个小时的熏香和有刻度的蜡烛需求量很大，因为它们能协助水漏计时，现在它们都几乎不再作为计时工具了。
中国的年是一种月亮历。月亮绕地球12次，相当于一年的时间。这样就比我们的太阳历短了10天。为了把这段时间补齐，每隔三年就会嵌入一个多余的月——第13个月。外国人首次雇佣中国仆人时，后者拒绝按照欧洲的历法发放工资，这样的话每三年他们就被赖掉一个月的工钱。每年北京会颁布一本向全帝国发行的精详历书，除了提供应该提供的日期之外，历书还向公众报告日子的凶吉和当日宜忌的活动。纪念执政王朝逝去君主的哀悼日也被格外小心地注明：这种日子所有政府衙门都要关闭。任何有紧急事务的外国官员可以拜见中国长官，但访问者需要从边门进入衙门，巨大的正门入口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开放。
如果没有对中国人礼节更加深入的知识（本书前述的那些零碎礼节还远不是全部），无论对中国人的观察是浅薄还是全面，都不能够正确把握它们。无论是在宫廷、市场还是闭塞的个人生活，正确的举止都被认为有着极端的重要性——如果在这些场合打破了常规中国人会对你十分不乐意——想和他的中国邻居和谐相处的外国人理应意识到这点，至少稍微学习一些必要的中国礼节。虽然乍看起来这些中国礼节和他习惯的本国礼节多有不同，但它们在礼貌的精神上是一致的。对礼节稍微明智的留心会避免很多无谓的摩擦，有时，这些摩擦会导致一连串不好的连锁反应，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中国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里充分认识到典礼与问候、举手投足的规矩、排序的规则、让道的规则等等，这些如果和它们通常联系的环境脱离，就不会有任何真正的价值。同时，他们声称若是没有这些规范和约束，人们除了混乱，不会得到任何结果。于是，他们制定了礼节的常规典章。但这种典章主要是处理宫廷和官衙中的礼仪问题，其余很大一部分礼节长久以来被沉默地忽视，而对大众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不成文礼仪才是我们这里要关注的东西。
对于想和中国人打成一片的外国人，了解欧洲的道路规则不同于中国是首先要做到的事情。然后，他会发现当地人有一系列心照不宣的规范，如果不抱偏见看待这些规范，就会发现都是基于常识而成立的。普通行人如果碰到一个苦力——苦力挑着两个水桶，在竹竿的每头各有一个，或者背着一袋100斤，甚至200斤或300斤的大米——会把最方便他行走的路线让出来。而这个苦力遇见两三个像他一样的苦力抬的轿子，必须立刻做出同样的让步。抬轿子的人遇见骑马者也必须这样做。基于同样的理由，空的轿子必须给有人的轿子让道。虽然和同样理性的理由略有差异，马匹、轿子、苦力和行人都必须为婚礼的队伍或者类似的行列让道。同样，他们还要为官员的随从队伍让道。仆人也必须站在一旁，由他的主人通过。如果有人留心，他会发现一条和通常中国规矩相当不同的明显例外：当一个人参加一次中国式告别的时候，他不能站着不干其它事。他可能要为朋友担担子和推手推车，因为他会想到前面的路上有川流不息的人流，他需要尽自己的力为朋友清除障碍。或许多少和上面的理由相似，朋友散步的时候从不并列走而是排成一列，他们大声说话，这样所有人都能听到。即使在这个国家也出现了一个便利的行列。鞋匠会用放着他们鞋子的桌子来占道，游商会毫不犹豫地在生意兴隆的地方搭起自己的货棚。著名的谚语“为了自由我们必须拥有秩序”并没有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自由确实是中国社交生活的突出特征，一些对秩序的小小牺牲，或许会增强而不是减弱他们正在享受的巨大基本权利。
有几点户内生活的社交礼节非常重要，外国人不应该轻易忽略，走向另一个方面——用他自己国家的礼仪规范去替代中国的礼仪规范。这样的话，无论中国人还是欧洲人都会手足失措。如果外国人这么做，中国主人就不知道是否该从椅子起身，又该如何在入口迎客。主人有义务在确认客人都落座后，自己才能落座。就像进门时那样，如果主人先于客人落座，那是极其不礼貌的事情。告别的时候，主人通常要护送客人到前门，客人必须被请到主人左侧，这是在中国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尊贵的位置。而之前主人的右侧才是尊贵的位置，和我们现在欧洲的习惯相同。在这些拜访中提到对方的妻子是不正确的，她就像西班牙王后的腿那样要尽可能少提及“西班牙王后”，疑为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之妻维多利亚·尤金妮亚（1887-1969年），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女，一个不讨西班牙人民喜欢的王后。——译者。
还有一个关于正式拜访的习惯，如果忽视它在很多场合会带来尴尬的后果，这个习惯叫做“主人茶”。每个拜访者受到主人的接待时，都会有一盏茶奉给他。仆人带来两个杯子，每个手各有一个。他左手的杯子放在客人面前，也就是客人的右手边，他的主人则在相对的那个位置上。主人格外客气地接过要给访客的茶，小心地使用双手亲自放在桌上，如果用一个手递东西会被认为极端不礼貌。然后进入需要好好牢记的“客茶”正题。在拜访开始后不久，一个不注意的外国人（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很多次）——可能因为他正觉得口渴，可能因为他认为应该去尝一口为他精心准备的芬芳的茶，这大概也是种礼貌——会把茶杯举到他的唇边。差不多同时他会听到外面响起一个嘹亮的声音，然后会意识到情形莫名其妙地迅速变化了——然后，对周围的中国仆人这却是个太明确不过的指令了，他知道在中国的习惯中一旦客人品尝他的“主人茶”，这是客人希望离开的信号，他的拜访到了结束的时候。刚才的声音仅仅是为客人准备轿子的召唤，苦力们正急匆匆地赶到需要他们的地方。这个奇特习惯还有另一个方面，对于一个忙碌的人经常有不可估量的便利。当主人觉得所有需要讲的事情都已经说过后，他希望自己能够不必再进行应酬了，就会取过自己的杯子邀请他的客人饮茶。遇到这种情况，客人没有其它选择，只好起身道别。在古时候，拜访者会在前门外留下他们的鞋子，这是日本迄今实践的风俗。所有这个文明的东西——再强调也不过分——最初都是从中国传入的。
在别人的交谈时观众应该远离，即使这种情形发生在街上。虽然外国人经常顽固地忽视这条没有道理的规矩，当然，主要是他们不熟悉这套规矩。但是，中国人也没有外国人认为的那样刻意去遵守这条规矩。同样，一个“读书人”也几乎不可能去和穿短衫的陌生人搭讪，他自己也不会在外面穿短衫，无论他自己的境况如何糟糕。但是有外国人在场的时候，这套规矩往往就放宽了，因为外国人自己穿短的衣服。因为诚实而贫穷在中国不是罪恶，在任何方面它都不会被视为耻辱。比起西方国家，一个人有好的学问，人们就完全可以忽略他家境的贫穷。一个有着功名的人在人群中的走路样子都是与众不同的。对于学习，中国人有着一种深刻的敬意。如果一个外国人能够清楚地说汉语，他作为野蛮人的印象就会被大大修正。如果在交谈中，他还能讲一些存在于书面语中的神圣汉字，他的形象就会完全改观——就好像一个被古代圣人驱除了野蛮和无知之人。
把“神圣”这个术语用在书面语或者汉字上并非没有理由。中国人认识到运用这些书面符号所产生的非同寻常的结果——尽管乍看上去它们沉默而且不可见——逐渐对这些符号产生了类似崇拜一样的感情。一张上面写有或者印有一个字的纸，和一张只有一个黑点的纸完全不同。这张纸不会被轻轻地扔掉，更不大会被踩在脚下，而是需要用火恭敬地烧掉，这是这种纸通向伟大彼岸的一种媒介。这样它的灵性本质会回到它最初开始的地方。在中国城市的街道，有时沿着一条人流密集的大道，会见到小型的装饰性建筑，纸团会扔向里面并被焚烧，这样，中国人的心灵就不必忍受那么痛苦的亵渎了。外国人也经常被怂恿这样做，因为他们对写过和印过的纸态度太随意，把那些有着外文文件和书籍的纸当做没有太大价值的东西。有时用印过的东西来加固封面或者増厚书的折页也被认为是一种犯罪。还有把纸用来制作靴子和鞋子的鞋掌也是罪过，虽然这些情况下人的天性往往会获胜。此外，从道教信仰的观点来看，这个冒险不能掉以轻心。在地狱十殿的第六殿，罪人必须在那里为他们尘世上的罪行赎罪，第六殿的条款是“刮取神圣佛金，妄呼神讳。不敬惜字纸经书。寺塔庵观前后，泼积秽物……藏储悖谬淫书不毁，涂扯劝善书章。”引自《玉历宝钞劝世文》。——译者等等。
第六殿，像其它殿一样，也有一位阎王主持。殿中有着全套执行审判的必要方法和工具，还有16个刑场，在那里针对罪人罪行的轻重采用不同的惩罚。邪恶的人可能被判决长时间地跪在铁针上，或者他们的头被埋在秽土里，或者被猛烈击打让血流光，或者他们的嘴被铁钳强迫打开，针被放进里面，或者他们会被老鼠啃咬，或者被从网里放出来的蝗虫摧残。他们还可能被抓破头皮，被从腰部斩成两截、被剥皮、被强迫在油锅里打滚。其它罪行也会受到类似的惩罚，在各个大城市中心庙宇的墙上可以看到描绘这些景象的壁画，它们被恰当地称为“地狱”。这些对未来世界图景的恐怖展示，是否真能够对大部分的文盲群众有着震慑效果，还存在疑问。只要他们还健康，一切都过得不错，肯定不会有这个念头。任何中国人在生活对他还比较如意时，都会说：“和尚晦气。”
如同已经讲过的，中国人的性情不是宗教性的，即使是佛教的诱惑和恐吓也不能十分触动他。他可能会被佛教徒转生的威胁影响，比如下辈子成了一个女人，更糟的情况变成一个动物。对变成动物的这种可能性的信仰，在很多情况下也许有轻微的震慑作用——它肯定能让他对待家庭动物的方式变得好一点。不仅是因为有朝一日他自己可能会变成那样，也因为他常让自己的马匹和驴子承受长时间的苦工，他忽然担心他在让自己的朋友、认识的人或者甚至他自己的家庭成员从事艰苦工作。对转世重生的信仰也被大量的记录大大增强，那些例子里的人回忆起他们前一个生存状态经历的实践，讲述都能够被证实。偶尔，人们能够准确描述他们不可能访问过的地点和建筑，而很多人可能只有对于场景、景观和声音的模糊意识，它们似乎属于其它世的生活，而不是此生的经历。有一个记录，一个人可以记得自己曾是一匹马，他清晰生动地描述骑马人的膝盖撞击他两侧时的他承受的苦痛。在地狱时，管理者会给人们一杯抹去记忆的饮料，尤其是为了防止那些转世重生的人会有任何前世的记忆。上述的情况都是常规的例外。
总而言之，对罪犯最可怕的刑罚是纯粹精神性的，但对大众来说远没有上述的那些粗鄙刑法来得印象深刻。在地狱第五殿，邪恶者的灵魂被带到一个高台，他们可以在上面看到和听到死后原来家族的变化。他们看到自己最后的心愿被无视，教导被违背，费心积攒的财富流散消失。丈夫考虑另娶一个妻子，寡妇考虑改嫁另一个新郎。陌生人占用了祖产，孩子们没有遗产可以分割。长久以前已经付清的债务又开始被追索。幸存者被迫承认逝去者并不存在的罪证，来不及兑现的债权没有了追索的证据，同时还有无限的诉讼、辱骂和糊涂账。所有这一切都落在和死者联系的三个家族——父系、母系和妻子系的上面。他们在愤怒中控诉他以往的过失。他看到自己的孩子堕落，朋友离去。一些人或者会对棺材假意号啕一番，落几滴眼泪，然后匆匆离去，背后还露出冷笑。比这更糟糕的是，妻子看见丈夫在地狱中受折磨，丈夫看见妻子受一些恶疾的折磨。田产被卖掉，水灾和火灾毁灭了宅子。所有的事情都在无法名状的痛苦中——这是对前罪的报应。
孔子不愿意讨论任何形式的超自然力，他的唯一主题是提升人类此生的行为，而不曾做过任何探索彼岸王国的尝试。同时，他不是个嘲笑神灵的人。虽然他也曾宣称“子不语怪力乱神”。有时会愤世嫉俗地叮嘱他的弟子：“敬鬼神而远之。”但是在其它篇章中，我们读到：“冒犯上帝的人没有地方可以祈祷。”还有，当孔子得了重病的时候，弟子问他是否需要祷告。孔子反对，并且指出他已经默默祷告很久了，暗示他的生命就是一个漫长的祷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