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淳，一位被天朝委任统治四海的帝王，于1874年12月、一个星期二的夜晚英年早逝，年仅18岁零9个月。西方人曾错误地认为他的名字叫同治，而事实是，同治只是他的年号。之所以使用年号是因为百姓不可直呼皇帝的名字甚至不能把它写下来皇帝的名字或其中的单个字都来源对已有姓名的增减。比如说，我们写下一连串的“阿尔伯特”，只是因为他们继承了家族的名字。与此类似，儿女不允许说出或写下父亲的名字，孔子和孟子的本名也是禁忌。直到新皇帝（载淳的堂弟）即位，宫外所发生的变动都不为统治者所知，因为一旦知道国家正在面临着急剧动乱和暴动，皇宫内一定会引发新的政治思维。在同治皇帝驾崩之前，一位孩童以“光绪”为年号登基即位的消息便诏告天下了。
我们对载淳这个可怜孩子的个人经历几乎一无所知，因为他被裹挟进成人世界和统治着4亿中国人的朝廷，而自己的个人生活却过早地中断了。他以一位声色犬马的皇帝的儿子的身份即位，这个事件并没有引起国内外的注意。在1872年以前，关于这位帝王，我们仅知：他在满洲受到良好的教育，曾在10箭中3次射中25码以外的目标。他还学习骑术，虽然直到他去世都没有机会参与大型的狩猎，而这是他的先帝常沉迷其中的活动。他学习汉语读写，虽然他在这方面的进步仅为其老师所知。绘画是不是皇室的爱好，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戏曲在皇宫中极受欢迎。皇宫中的女眷和太监们过着单调的生活，众所周知，他们喜欢看戏班的表演，被演员的笑话和他们的滑稽腔调和脸谱逗得哈哈大笑。
听着《礼记》里的音乐，吃着仅为最高统治者准备的八珍八珍包括：熊掌、鹿茸、鸭舌、鱼子、驼峰、猩唇、鱼翅、牛髓。同治皇帝度过了他的童年。1872年同治皇帝举行大婚，娶阿鲁特氏为妻。也正是从这一年，他才开始真正掌握皇权。而在此之前，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掌管朝政、代替年幼的皇帝批改文书，这些做法可能都未经过皇帝本人的同意。中国皇帝的婚礼把人们从世俗的冷漠中唤醒，一连几个月欧洲媒体都把目光投向这片“花之大地”。《伦敦新闻画报》以值得称道的热情对此作了特别报道，这个报道对该期刊的贡献之大足以永载史册。然而婚礼在一朵苦涩玫瑰落到帝国茶杯之前是很难结束的。海外的“野蛮人”前来申请媒体对天底下的所有国家元首的个人采访权。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对这个故事的首批观众仍然印象深刻：观察员事无巨细地介绍婚礼的各个阶段；对每个步骤中的礼仪和过程充满疑问；直到最后终于成功地抵制磕头礼仪并以5次鞠躬代替。人们在《京报》上看到一则短消息，说外国使节可以在某天的某个时辰去采访皇帝。我们被一件事逗得乐不可支，这故事被人孜孜不倦地谈及，从中国传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当被威胁要下跪时，我们的大使双膝直打哆嗦，径直跪倒在地，大汗淋漓，那位对他发号施令的傲慢帝王因为他的礼数不周而大声责骂他，并送给他一个轻蔑的外号“鸡毛”。
而后，在1874年的春天，同治皇帝前去朝拜祖先的陵寝。他本该在婚礼前完成这次尽孝的义务，但是其先父的陵墓在当时尚未完工，整个修建活动私秘且低调。婚礼耗费了大量的财政预算（账面上），这时没人希望还有什么项目再需要花钱了。皇室对这一同样神圣的仪式表现得颇为谦恭：所有子嗣都必须到场，不得叫人替代。拜祭的队伍跟随着皇帝前行，他们这些忠心耿耿的子民排成紧密的纵队，希冀着能看到作为神灵一样的皇帝本人，而当那位圣人真正出现在眼前的时候，那场面简直难以形容！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们同时双膝下跪，这些愚痴的子民痛哭流涕地向皇帝倾倒自己的祝愿。
就在几个月前，这位年轻皇帝开始了新的人生阶段：作为天子类似的称谓诸如“日月之兄”都是想象出来的，在这一点上却鲜为人知。的他，未能利用西医将自己从疾病中解救出来。虽然人们知道在北京的冬季易感天花，但同治皇帝仍从未接种疫苗。当时流行的只是轻度的天花疫病，但是我们这位羸弱的皇帝却不幸感染了。因长年囿于皇宫，同治皇帝变得体质虚弱：他很少获准离开紫禁城，出门也是坐轿；每天早上3点就有人来到其床前禀报事务，而这些事情对于一个小孩来说想必是索然无味的；而他也未能从妻妾那得到太多的乐趣。
皇宫会不定期地告知百姓，皇帝的治疗进展顺利，不久后还说皇帝已经开始处于恢复期了。这么一来，皇帝的死信就显得极为突然。所幸的是，当时中国正处于战乱之中，全国的精英和政要正面临更大的麻烦事，因而死信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天子驾崩，朝廷需服丧百日。他们身披各类白色皮草做成的长披肩，毛发的一面朝外。披肩的里衬也是白色皮草，但材料要轻便一些。满清贵族使用白色狐狸的皮毛作里衬，而普通官员则使用蒙古绵羊的羊毛作里衬。在这百日忌里，皇室男性成员不得剃头，而女人则不得佩戴她们平日里非常喜欢佩戴的华丽头饰。在百日忌结束时，朝廷便改穿黑色素衣，这一身肃穆的行头会一直穿到年底。
在这一整年中，公务人员家庭都不得举办婚事，而一般人家则是百日内不得办理此事。在这一整年中不允许在门框上贴着写有祝福箴言的红色卷轴（即对联。——译者），同样，这一规定对非公务员的要求时限则缩短为百日。在这一时间段出生的男孩（这是中国的百姓最希冀的）得不到众多亲友的祝福：不会有人给男孩的父母送红鸡蛋，而男孩家也不会举办喜筵招待亲友。所有人在这一年中都不得寻欢作乐，音乐声在私人家庭和街头巷尾都销声匿迹了《孟子》第五篇，下册，第四节。一般的中国名片——一张6英尺乘3英尺见方的红色纸片，上面写着主人的姓名——也变成了灰暗的棕色，而信纸上的红色分隔线也被印成了灰蓝色。官印的颜色改成了蓝色，而正常情况下其颜色是因持有者的等级不同而分为朱砂红和淡紫色。
红色在此时显然成为禁忌。它象征着欢乐和愉悦，也是每一位中国少女的嫁衣的颜色。用白纸黑字给朋友或陌生人写信则是对他的侮辱，符合礼仪的做法是使用那种用红竖线作为分隔线的信纸，如果没有，就用红色小纸片代替。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所有封印都是红色的——这样，无论是在交易领域还是在官场，不管你用什么纸都可以，因为封印已经是红色的了。每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都利用这一点尽其所能地对中国雇员进行敲诈，因为就算中国雇员的社会地位再卑微，他也会按照盖着这种红印的合约条款办事。
百日忌讳对特定阶层的人伤害更大。农民在这100天里不能理发——这对他们来说自然很不方便，但如果跟那些无收入来源、无米下炊的理发师相比，这算不了什么。而有一群人比理发师更惨，就是那些与戏院相关联的人，他们因此没了生计。在这段时间里，私人及公共场合都禁止娱乐，演员们四处流浪，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戏院的租户就像护巢的鸟一样尽量通过举办不违反规定的活动维持戏院的生计。然而对于我们这些外国人来说，戏院的角儿们就此浪费了，即便是在节制的中国，在这一规定上是毫无例外的。
省级官员除了遵守以上的规定之外，他们还需要在一个特定的佛堂举行三日的哀悼，这样的哀悼需要每天进行三次。官员们在哀悼中回想先皇的功绩，特别是自己加官进爵时所受到的先皇的恩惠。当他们回想起自己如何一步步从穷小子变成富人时，禁不住泪流满面。然而我猜想，当这些官员在哀悼时，他们脑海中思索的是朝中有多少自己的同僚，而不是先皇的无上荣光。
我们对中国失去这位独子和希望表示同情，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并不十分遗憾。中国所失去的这位最高统治者，是一位生活了无生趣的19岁青年，他沉溺于后宫的温柔乡而对朝政毫无建树。在10年中，外国人的住所离皇帝的寝宫不过半英里远，但这位皇帝既没有向外国人学习的好奇心，也未能像我们所想象的，与他的精力充沛、颇具胆识的先皇那样去制定向西方人学习的计划。现在皇权再一次落到一位孩童手中，像他的前任皇帝一样，他在后宫的女人和宦官的操控下长大，这些人已经完全掌控了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