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醒
朋友老陈是甘肃人，他的“甘普”（我对其“甘肃普通话”的戏称）将“掌声雷动”发音成“掌声‘驴’动”，甚为别致，一时在朋友间流为趣谈。
那日晚间聚饮，酒喝得高了，朋友们借“驴”发挥，在座的人都变成了“驴”：草驴、叫驴、笨驴、傻驴甚至连骡子都纷纷登场，一时满室生风。这让我回想起童年时乡村的驴子，它们瘦小、坚忍、有耐力，却倔强、硬气，毫不屈服，只有顺着它的脾气，把它的毛捋顺了，它才会听你使唤，为你卖力。小时候我的脾气也很犟，叫我朝东我偏朝西，叫我打狗我偏撵鸡，母亲常骂我是“顺毛驴”，直到今天回忆起来，我才明白这个称谓的来历。
故乡多认为“驴”是恶毒的咒骂，狠辣，“顺毛驴”从母亲嘴里说出来，却透着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和亲切。
长大后知道，著名的画家黄胄，以善画驴闻名于世，他笔下的驴子大多体态饱满、丰神俊逸，颇有些潇洒雄健之意，阿凡提故事中的小毛驴则是顽皮、机灵的形象，而柳宗元《黔之驴》一文中，却将驴描绘成一种愚笨、自大、毫无技能的蠢物。这三者，一是艺术的美化，二是民间传说的卡通变形，三就是文学借物喻人的丑化了。它们都不是驴子的真正形象。
在我看来，驴子是最悲哀、最值得怜悯又最值得尊敬的动物，它生来就无由潇洒，只肩负着一身的责任和义务。相比之下，马只善奔驰，耕地拉车反而是角色错位；牛长于耕田，拉车笨重而缓慢；只有驴，以及带有驴的基因传承的骡子才最能忍辱负重，拉车是它的强项。每当提起驴子，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这样的图景：一匹瘦小的驴子，蹬着麻秆腿，拖着沉重的架子车拼着命往高坡上拉，有时被重车拖累得连前蹄都跷将起来，身后呼啸的鞭子舞成一片恶毒的阴影，叱骂声如鞭炮在耳边炸响……它们是拼尽全身的血泪在走完这一生。磨道上的驴更是悲哀，虽然不挨鞭子，却始终被蒙在鼓里，绕着永远也转不完的圈子，整个生命都像是一个解不开的黑暗中的谜……
驴子大多是累死的，几乎不可能寿终正寝，除非遇上仁慈到愚蠢的主人。驴子死时，已是熬尽油的枯灯，瘦成皮包骨，归宿却大多是汤锅，驴皮还要被拿去熬成驴皮胶或做成皮影戏的道具。乡人都说，驴是上辈子欠了债，这辈子要来还的。
在广大乡村，多年前，还存在着一群与驴子有着类似命运的人。他们驴一样奔跑、负重、被鞭打，最终累倒在这片土地上，卑贱地死去，被别人忘记。我记得当时桥镇上有一户以赶驴为生的人家，在拖拉机和卡车尚未普及的年代，他们家的加长架子车便是最经济、实用的运输工具，而那一代代繁衍不息的驴子就是最优质的引擎。那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少年，长着一张夸张的长脸，脸上有一道长长的白癫风斑，像极了驴背上的鞭痕。他小学毕业就辍学回家，时常赶着一辆毛驴拉着的架子车出现在桥镇那条坎坷不平的石板路上，镇北的窑场是他和他的驴子们常去的地方。拉砖，每车砖大概收入几块钱，以此来维持生计。在爬桥镇北头那道横过水渠的石拱桥时，他常常抡起尖叫的鞭子将驴子抽打得驴毛乱飞、满身血痕，他自己那张长长的驴脸上却流下长长的泪水。偶尔，空车经过长长的石板街时，他会偏腿坐在架子车的车辕上，用一条腿蹬着地，让架子车在小毛驴的牵引下欢快地颠簸在路上，他则将鞭子在空中绕着花儿，悠闲地哼着小曲儿。
他的祖父如此，他的父亲如此，他也是如此。如果他不是赶着驴车在马路上撒欢儿时被汽车碾倒，他的儿子怕也将如此。
在我脑海中，关于驴子与人的记忆，时常还牵连出另一张老人的肖像——我的姨爷，也就是我父亲的姨父。那是个长得酷似陈佩斯的老人，他养着好几头毛驴，靠拉车生活。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去他家，看到他在长条凳上用菜刀细致地劈一根竹子，把它做成筷子，像传说中那个将铁杵磨成绣花针的老太太。他病倒时，父亲去看他，带了两袋饼干，那时他已经水米难进了。他说，他这一辈子都没吃过饼干。只这一句话，直到今日想起仍让我泪流满面。
他死的时候，大概不到六十岁。关于驴子的乡村场景，似乎就随着这位老人的离去从我的眼前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满地疯跑、放肆地向天空喷吐着黑烟的拖拉机。
驴子的消失，不能说不是时代的进步，只是，那些与驴子有关的人却仍顽强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保持着驴子倔强的脾性、坚韧的精神和吃苦耐劳的美德。
多年后，在洛阳这个城市，我偶尔也会跑到联盟路那家远近闻名的驴肉汤馆喝汤，体味“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句传世名言所包涵的美食精神。在香滑滋腻的驴肉汤滑进喉咙的那一刻，我仿佛忘记了童年时与驴子相关的场景，以及那些与驴子相关的人。不知这是不是一种精神上的遗忘和背叛。只有在抛掉筷子和汤碗的那些个夜晚，我才会偶尔想起驴子这种动物，一霎那勾起回忆，觉得“驴子”这个词凭空多出些沉重而闪光的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