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虹，女，香港大学位康心理学博士，中国心理学会教育心理学专业委员舍委员，清华大学总裁俱乐部专家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心理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士生手师。
多年来一立从事健康心理学，特别是工作压力管理方面的研究。出版专著及教材若干部，先后在国际、国内重要刊物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教十篇。由中国音像出版社出版《领导者自我管理光盘》一套。目前总计正式出版的著作、教材和论文100余万字，其中近期出版
现代心理科学发展的100多年间，它的许多理论已经与其他学科相融合，对人类社会生活作出新贡献。白从1901年诺贝尔奖创建以来、已经有6位与心理学有关的杰出科学家获此殊荣。特别是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和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凯尼曼都是心理学家。这些获奖信息说明，心理学对于人类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面对全球化、俏息化和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复杂、变革、不确定的条件下，当代心理学与经济学、让会学、管州学、健康学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体现了心理学研究对其他学科发展的重要影响及其广阔前景。
一、行为经济学及其展望
凯尼曼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着力于他的“不确定条件下人们如何决策”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开创了 一门新的学科“行为经济学”。虽然“行为经济学”概念并非凯尼曼首创，但是，凯尼曼及共合作者用他们的 系列研究为“行为经济学”提供了人员实验证明，并使其系统化，进而成为一门利用心理学研究而为经济学服务的新兴交叉学科。
在不确定条件下使一系列的“启发式策略”进行决策的理论，是凯尼曼学说的基本内容之一。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吴皑教授2003年在复旦大学的讲演中，用他1998年发表的实验，形象地说明了凯尼曼的策略：研究者设计了两种实验，一种是不同的容量。另一种是10盎司的容量。然后在5盎司的杯子里装7盎司的冰棋淋，在10盎司的杯子军装8盎司的冰棋淋。两种杯子标价相同。然后把它们放到两个不同的店里去卖。结果发现，小杯子的冰棋淋卖出去的更多。我将这个试验发给很多学生，他们的回答也都是小杯子会卖出去更多。他们认为，因为小杯子看起来多。这个试验的结果告诉我们，人们往往会花同样的钱买少的东西，而不是买多的东西。这似乎与经济学的理论背道而驰。为什么会们现这样的结果呢？心理理学试验告诉我们，人们在消费的时候是靠那些明显的线索或者说是直觉判断的，而不是凭理性判断的。这个研究告诉人们，人并非经济学所假设的理性经济人。
凯尼曼的研究结果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在做决策时，一些意识难以觉察的因素系统影响判断，这些由感知(信仰)、内在动机(内心情感)、态度(与周边环境的关系)构成的因素系统是不确定的；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并不是去计算一个物品的真正价值，而是用某种比较容易评价的线索来判断。这些比较容易评价的线索包括直观地与菜类事物的代表性(原型)相对照、利用记忆中容易提取的信息主观估计事件发生频率或概率、对不确定数值估计的初始值或起始点主观地进行调整。他把这二种比较容易评价的线索称为启发式策略。“启发式策略”的实质及其传统经济学的区别是：人们的经济决策行为是出内在的不确定的直观推断决定的，而这些皇观推断超常存扛系统性误差。
风险与决策分析的
前景理论是凯尼曼学说的另一个内容。前景理论主要研究风险规避和风险偏差。凯尼曼及其合作者设计很多非常精巧的心理学实验用以证实他们的理论假设。他曾设计过一个这样的研究：有两道题，每道题有两种选择。
我问过很多被测试者“为什么面对获得的时候选择风险规避”？他们的回答往往是“踏实”，“先稳稳当当地拿到再说”。包括很多民营企业的“老板们”也这样回答。当问他们“为什么面对损失的时候选择追求风险”策略时，他们的回答往往是“因为可以侥幸不损失”。如果人们从根本上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那么，当面对获得时应该选择“追求风险”策略，因为“机会”与“风险”并存。但是，事实刚好相反。人们的经济行为并不像传统经济学认为的那样，是以利益最大化为其最根本的行动指南，而是受其内在心理规律的制约。在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问题解决以后，利益的满足归根结底是“心理感受”的满足。
前景理论研究证明，人们往往对收益持风险规避态度，而对损失持风险偏好态度。这句传统经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人们应该是风险的规避者的观点完全不同。凯尼曼的研究认为，决策者并小在意决策所带来的财富值的绝对水平。有两点构成决策参考水平：
(1)现有财富的起始值；
(2)决策者的现有财富和未来预期财富的水下。决策者注重决策所造成的财富值相对于参考水平而变化。决策所造成的结果大十参考水平的定义为收益，低于参考水平的定义为损失。为此他还提出了价值函数和决策权重函数。
凯尼曼的研究得出的行为经济学的两条重要定律所揭示的事实是：人们的经济行为并不保传统经济学认为的，是内外在激励决定的，而是受内在心理规律制约的。行为经济学理论进一步发现，人们的经济行为受其感知、内在动机、态度和价值观等多重不确定心理因素影响和制约。这就将心理学和经济学奇妙地结合起来，并发用心理学对传统经济学进行修正，为经济学的应用性和实证性开拓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凯尼曼的研究说明，心理学作为一门研究心理过程和外显行为的科学，与作为人类外显行为一部分的经济学，可以携手大展宏图。经济学用简单化、模式化的模型界定人们的偏好．忽略丁人的心理内容，这将使经济学研究跟术上时代的步伐；同样，心理学如果只在心理活动和外显行为方面进行一般性解释和描述，而不能针对木同领域、不问具体实践的心理活动和外显行为进行有效的分析、预测和实际控制，也同样会服不上时代的步伐。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意味着人性化的经济学时代的来临。凯尼曼的获奖，可能会改变未来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从心理学角度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学规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但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总赶不上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求。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共同构建了人们生活质量的主观指标体系。这种对生活质量的测量和评价的结果，称为主观幸福感。许多社会心理学家用系统方法，对主观幸福感进行实证研究。关于影响主观幸福感外部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社会事件、生活情境及人口统计等因素；关于主观幸福感内部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个体的心理建构如何决定他们对社会事件和生活情境的认知。
进入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社会处于一种张力与平衡共存的态势，这种态势主要源于政治权力的变动和民主化法制化建设的加强、贫富差距的扩大和基尼系数的变化、生态环境和生存资源的破坏、官僚腐败和政治商品化及道德失范。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一些心理学家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年龄、性别、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人格特质、认知等因家对人们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幸福心理学研究将在两个方面有长足的发展广是个体追求财富的目的，即财富增加是否能够导致幸福感的提升。如果一个人过分看重财富和收入增长。而忽视自己生活质量的提高，会不会导致更多的精神负担，损害健康和幸福生活。二是政府如何提商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一个政府如果只注意经济指标如GDP增长，忽视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主观幸福感的增强，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将是环境恶化、压力增大、闲暇时间减少、身心健康受损。
在中国，特别是中央政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幸福心理学的研究更具有迫切性、现实性和广阔空间。
积极健康心理学及其展望
我曾经在课堂上问过很多学生有关人是否有工作本能的问题。很多学生往往在开始时会认为“人有工作本能”。然后，我们一同分析本能是什么。本能是什么呢？它是指“那些与生俱来的、不学而会的、从其本身就可以获得满足的东西”。那么，工作是“与生俱来、不学而会、从其本身就可以获得满足的吗”？似乎不是。这样看来、人似乎没有工作本能。如果人没有工作本能，做工所需要的能量从何而来呢”弗洛伊德认为，必然来自于主要本能。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人只有两种主要本能，—种叫“生本能”，另一种叫“死本能”。“生本能”又表现为“性本能”，“死本能”又表现为“破坏本能”如果人没有原初的工作本能，那么，做工所需要的能量就必定来自主要本能，即来自“性本能”和“破坏本能”。“文明”不但通过劳动，而且通过给本能确立价值标堆的方式把原初的本能迁移了出来，又把非本能的东西迁移了进去，这样一步步完成了对本能的变更。于是，工作获得了其所需要的能量，同时，本能行为受到“价值”标准的制约。工作要求得越多，所迁移小的本能能量也越多，人被异化的程度也就越高。这样，我们回到了弗格伊德的命题；文明是以牺牲人性为代价的，弗洛伊德称其为“病态文明”。弗洛伊德说，文明发展到颠峰的时候也是对人性压抑到场峰的时候，对人性的压抑正是人类为文明所付出的代价。现代汁会不仅压抑着作为人的本质的受欲，而且还把不属于人的本质的东西强加于人，把人的欲望和需要纳入整个社会秩序，使人们陷入深深的异化状态而麻木术仁。因此，人类文明所达到的程度，也是对人性压抑所达到的程度。这样的文明称作“病态文明”，因为这种“文明”是以压抑甚至牺牲人性为代价的。同时，弗洛伊镕又认为，以文明为前提的任何压抑都是合理的，因为这种压抑维持了社会的秩序并促进了人类的发展。不存在非压抑协文明。最有力支持这种压抑合理性的是“经济的动机”，即人类耍生存，就不得不压抑其本能需要而服从社会需要。否则，如果社会成员不去工作，社会就无法为其成员提供足够的生活资料，人类将无法生存下去。那么，是否当人们的经济需求满足以后，人性所受到的压抑就会少些呢？以经济学的观点看也许是这样，但是以心理学的观点看，问题却不那么简单。文明在“满足”人们经济需求的同时，又在调高人们的经济需求，使这种需求永难满足。
一方面是不断增长的欲望，另一方面是不断加强的遏制。那么，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欲望和遏制这一对人类所固有的矛盾。矛盾激化的结果，必然是人们心理压力和心理问题的增加，而这些问题又势必导致生理疾病、亚健康或死亡。在这种形势下，健康心理学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但是，直至20世纪未，这一任务并没有完成好。虽然心理学一开始就面临三项重要任务：治疗人的精神或心理疾病、帮助普通人获得幸福生活、发掘并培养天刁。但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人类医治自己身体和心灵创伤的需要，心理学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后两项任务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于第一项任务上，健康心理学也因此演变成了一种“矫治”或“修补”式的“类医学”。传统心理学取得的成就使心坦学更远离了它本来的日标——使一切生命过得更有意义，并者重关心部分有心理问题的人。
健康心理学问题以来，—开始就朝着白大褂的方向前进，而后来越走越远，以至健康生理学与心身医学、临床医学和心理健康学劝解难分，过分关注问题的医治，用一种“快餐式”的I作方式来应对人的问题。这种没有经过心灵反思的、即时的工作方式很难适应我们当代社会的人的僻要，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
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丁积极心理学。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赛里格曼1978年在英国掀起了积极心理学运功。1998年，他在文章中指出：“心理学自1879年脱离哲学而获得独立以后，它的主观目标是要改善和发展所有人的心理状态，研究普通人如何在良好的条件下更好地发展生活，以及具有大志的人如何使潜能充分地发挥，而不仅只是帮助那些有心里问题的社会成员。在过去的近—个世纪中，心理学家的主要注意力局限在对人类心理问题的诊断与治疗的消极心理学研究。现在有必要提倡积极心理学。”
2000年，赛里格曼及其合作者在《积极心理学导论》一书中宣称：“当代心理学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心理学家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和新的使命，那就是如何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发展，帮助人们走向幸福，使儿童健康成长，使家庭幸福美满，使员工心情舒畅，使公众称心如意。积极心理学自称是心理学的一种纯粹的变化，一种从研究生命中最不幸的事件到研究生命中最幸福的事件的变化。积极心理学是对传统健康心理学以及心理健康学的一种修正，体现了 21世纪心理学应有的主流发展方向。在2004年初出版的《现代心理学史》第8版中，世界著名心理学史家、美国心理学家舒尔兹把积极心理学称为当代心理学的最新进展之一。
2005年，有学者提出，按照积极心理学的思路和丰张，建设中的健康心理学应该是“积极健康心理学”，而不再是被动应对性的“健康心理学”。以人的积极力量、蕾端和美德为研究对象，强调心理学不仅要帮助处于某种疾病条件下的人们知道如何求得生存和发展，更要帮助那些处于正常境况中的人们学会怎样建立起高质量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远离疾病，长期健康。从—定意义上说，建设积极健康心理学是顺应时代潮流，也是心理学本来目标的问题。
未来展开的积极健康心理学的学积建设，任重道远。将现实中的各种心理现象梳理成为彼此联系的概念体系，并加以系统表述，是心理科学致力追求的目标。健康心理学的研究现状远不能接近这一目标。目前在这一领域中许多基本问题的认识还存在不统一的见解，对于心理现象的研究还缺乏实证手段，在诸多理论体系的建构小还缺乏省机联系，在解决谙多的影响健康的心理问题时还缺乏有效的方法。在这种形势下的健康心理学研究，应当研究人的心理活动与健康、疾病、业健康和自杀之间联系的规律，建立“个正确说明人的心理活动影响健康的科学体系。这一方向的提出和新的框架的建立，在体例上将是对现有理论体系的重建，主要观点和内容都将有所创新。
健康心理学结构和仲例上的创新，可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是从积极的方面阐述情绪、个性、心理社会因素，并力图用一种积极的心态对人的许多心理现象以及由它们引起的疾病作出新的解读；二是说明如何通过有意识的积极调控，建立积极的心理过程作用机制、个性作用机制和心理社会因素作用机制，并从此来激发每个人自身所固合的某些实际的或潜在的积极品质和积极力量；于是归纳出心理问题引发的疾病的主要症状，并找出其心理生理机制，进而指出心理方面的治疗方法。这样，可以消解传统健康心理学过于偏重寻找与疾病有关的心理问题表现的片面性，真正恢复健康心理学本来应有的功能和使命，体现心理学本来的博爱。
预计未来健康心理学将循着“积极”而不是“消极”这个方向，集中力量探索利用人积极的本质，没有病的人避免疾病、更加健康，使有病的人在个人的心理治疗和心理解放中摆脱疾病，体现出充分的积极，那么，健康心理学在使社会更具有人性方面就能作出更大的贡献。
落后国家率先进行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
林泰，男，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从事高校思想理论政治教育，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副主任等，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历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副主任、主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等。曾兼任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北京市青年研究舍副合长、教育部社政司“两课”在职硕士学位班教学督早巡视员等。现兼任杭州师范大学双聘教授等。
主编《当代社会思潮论评》、《大学德育新探》、《唯物历史观通论》、《社会思潮理论俞沿求索》等著作。论文《新时期思想工作的几点理论思考增获中宣部、中国杜科院、个央党校联合授予的“全国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研讨会入选论文奖”，《对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集体主义价值观》、《现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几点思考》、《唯物历史观通论》分别获北京市第二、四、五、七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科学地历史地评析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热威问题保析》等报告分别获北京市1990年和1996年“灵山杯”优秀报告一等奖。
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为什么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落后国家该不该率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它关系到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是不是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是不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它关系到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恩格斯原先曾经估计，社会主义首先将会在英美、法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19世纪70年代开始，也曾设想俄国等东方国家有可能跨越艰险的“卡夫丁峡谷”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20世纪列宁根据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资本主义体系在东方落后国家突破的新的科学论断。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俄国、中国等一系列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但没有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而且根本没有革命形势，相反的，却把自身的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更高的阶段。于是，当今世界便出现了一种奇持的格局：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建立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却保存着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制度，处于幼年时期的、不成熟的、相对较弱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成熟、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共处而又斗争。社会主义国家面临严重的挑战和考验，出现了大起大落，历经种种坎坷曲折，并出现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状况。正因为如此，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是否正确，是伟大的创举还是历史的失误？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巩固，社会主义建设能否胜利？这些问题反复提到了人们的面前，成为固态人们的深层问题之一。
围绕这一问题，存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曾发生了几次重大争论，至今仍在继续。第—次争论发生在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之间。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相继从国外回国。列宁于四月提交了“四月提纲”，给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无产阶级制定了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方针和策略。这一提纲遭到普列汉谢夫的反对。普列汉诺夫认为：社会主义省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二是劳动群众具有极高的觉悟水平。俄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企图搞社会主义只会给俄国带来历史性的灾难。他攻击列宁的“四月提纲”是“无政府主义”、“朗基主义”、是“说梦话”。高尔基在半孟尔维克的《新生活》报上也说列宁是拿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孤注一掷，只会以酿成社会灾难而告终。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加米涅夫、季可夫等人也反对列宁的“四月提纲”，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能从西欧开始，首创社会主义的荣誉不应该属于俄国。列宁发表了《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等著作进行反驳，明确指出；“除无产阶级革命外，没有别的出路。”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列宁路线是正确的，但争论也并未因此而止，在十月革命成功后的第三天，普列汉诺夫发表了一封致彼得堡格勒工人阶级的公开信，说俄国发生的事变使他“痛心”，他断言：十月革命终将把俄国无产阶级“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
第二次争论发生在列宁和考茨基之间。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二国际的精神领袖和理论权威考茨基于1918年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政》一书，书中写道：“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只有靠资本主义创造的并且集中在资本家阶级手里的巨额财富，社会主义……才会成为可能。”他认为只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建立社会主义，而且可以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是用“实行专政来代替他们所缺乏的条件”，并攻击十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党相信意志与力量万能”。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早产论”，说十月革命好比是“一个怀孕的妇女为了缩短她所不堪忍受的妊娠期，突然极其愚蠢地剧烈地运动，以致早产”。其结果“照例是生下一个没有生命力的孩子”。考茨基认为：俄国应当进行的是“最后一次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首先一次的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列宁在病中写《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部著作，批驳了考茨基的谬论。指出俄国率先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革命不能停留在这里，而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企图在这两个革命中问筑起一道人为的万里长城，企图不用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苦农民联合的程度而用其他什么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就是极大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
列宁在1923年还写了《论我国革命》”—文，进一步批判了俄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苏汉诺夫在《革命札记》中所说的“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等错误的观点。列宁问道：“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行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
第三次争论发生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列宁的号召下，从1918年至1920年，芬兰、匈牙利、德国巴伐利亚地区的无产阶级曾一度夺取了政权。但由于阶级力量对比悬殊，最终都失败了。没有欧洲无产阶级国家的援助，苏维埃俄国能否坚持下去？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联共(布)党内以斯大林、布防林为一方，以托洛淡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一方，又发生了重大争论。在托陷茨基看来，“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的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同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现在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散市悲观情绪。斯大林则提出一个重要论断，即经济文化较落后的俄国依靠自己的力量，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但一国建成让会主义不等于社会主义最终胜利。
第四次争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遇到严重的困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谷之时。波兰学者亚当·沙夫在1981年发表的著作《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话：社会主义如果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沙夫感叹说：“今天听起来真是太有预见了。”他得出结论：“在一个尚未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客观条件的国家里，人们必须本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放弃建立社会主义的行动，尽管旧制度崩溃后的混乱使得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可能掌握政权。”他在《波兰的教训》一文中，还借用《圣经》中的典故，把社会主义制度在落后的国家建立说成是“原罪”，由此才造成今天的种种危机。东欧剧变之后，一些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人错误地总结历史经验，认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有主客观的原因。客观原因是十月革命后，苏联并不具备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经济文化太落后，考获基、普列汉诺夫、苏汉诺夫都指出过达一点，但列宁认为可以先夺取政权、利用苏维埃政权发展经济文化，创建成立社会主义的条件。保加利前最高领导人在反思东欧剧变时说：“为什么看起来十分强大和可靠的社会主义制度一下子就崩溃了呢？这首先是因为忘记了马列主义奠基者的结论，即只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才能取得胜利。各个阶段都是不可逾越的。”
在20世纪20年代，陈独秀曾提出过“二次革命论”，也是说巾国首先要搞的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而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待这一革命成功了，发展到一定阶段，无产阶级再搞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早产论”、“资本主义补课论”始终存在着。《河疡》第四集重提当年普列汉诺夫同列宁争论所划的大问号，说这个大问号“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缠绕着社会主义的阵营”；金观涛在北京大学演讲时也说20世纪最大的实践之一就是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作家张贤亮也提出“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不可逾越”。由此可见，如何用历史唯物丰义原型，用让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来正确地分析落后国家率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二、相对落后国家率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经济落后的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保留着资本主义制度，这种现象同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是不是背道而驰了呢？对于这个问题，必须对现实和历史作科学的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第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台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
其中的生产力状况，不单是指水平，而是指性质、水平和发展要求等几个方面。在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时一定要几个方面都考察。
生产关系一定耍适合生产力状况，首先应该是和生产力性质相适应。马克思说过：“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响就是讲的生产关系要与生产力性质相适合。斯大林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来概括这一规律是否很准确，可以研究，但是它确实说明了二者之间最本质的关系。没有一定性质的生产力，没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就不会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更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单靠农民起义，只能在封建社会范围内改朝换代，不可能建成资本主义，更建不成社会主义，因为它没有代表与社会化大生产这种新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同样地，世界上有些国家比较落后，社会化大生产不发达，工人阶级力量极弱，因而也就不可能形成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当然生产力水平也要讲，质是需要一定量来保证的，没有…定的现代生产力作物质基础，在落后的国家也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生产关系的性质要与生产力的性质相适应，生产关系的一定形式也要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水平相适应。此外，在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基础上，还要看它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和方向。要全面地考虑这几方面的关系，才能正确认识与处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这对矛盾。社会革命的形势总是由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所引起的，但哪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最尖锐，能够形成革命形势，要全面看生产力性质、水平、发展要求及其与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之间的状况，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牙质最尖锐的地方并石一定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最高的地方。正确认识生产：关系—金耍适合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是正确运用社会基本理论的前提。
第二，社会主义革命形势必然发生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集合点，或矛盾集中的地，而这个矛质集合点，在帝国主义时代，往往发生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围家。
分析这个问题必须对世界作总体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它把世界各国连成了一个整体，组成了一个世界体系。马克思、思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经说过：“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丁……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这种特点就更明显了。这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经济、政治、军事等手段把它们的势力伸展到世界各地，“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大多数居民施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中心和主宰的地位，落后国家的经济口益被卷人为发达国家服务的轨道。过去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在国内展开，而现在，这种矛盾已扩展到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成为一种“普照的光”。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内部矛盾都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在矛盾的影响和制约。这是我们观察资本主义，特别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增的集合点，到了帝国主义时代恰恰是表现在落后国家，而不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社会化讲的是生产力，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讲的是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形式。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表现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国家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到了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又扩展为帝国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之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而所有这些矛盾的集合点，不是在发达国家，而是转移到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
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由于以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总是不择手段地把经济危机转嫁给落后国家。如对中国，它们用炮舰外交攻破中国，过剩商品倾销中国，发达资中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缓解了，中国民族经济却被扼杀了。另外，发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也在向落后国家转移，落后国家的劳动人民不仅受本国剥削阶级剥削，而且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还是殖民地向宗主国割地赔款的主要受害者，他们受到多重的残酷剥削，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底层。落后国家的阶级矛盾尖锐化了，相对地发达国家的阶级矛盾反而行所缓解，甚至在其工人阶级内部还可能出现一个工人贵族阶层。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和残酷剥削都转嫁到落后国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以及反映这种基本矛盾的阶级矛盾就转移到了落后国家，因此，也就把革命形势转移到了落后国家。比如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再加上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让土地，大量赔款。《中日马关条约》，中国赔款2．3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3年的财政开支，还割让了一个台湾，八国联军入侵，庚子赔款额是4．5亿两白银，再加上利息，总计超过10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12年的财政开支。这样一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程度减轻了，危机缓解了，而中国的老百姓则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果中国人不起来革命，不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没有活路，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性的社会基本矛盾在中国形成的革命形势。直到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用另一种方式把经济危机和阶级剥削转嫁给落后国家。台湾一教授写了《邪恶的帝国》这篇文章，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他说美帝国主义攫取世界经济利益的“狮子份”，剩下的利益让每个美国人分一杯羹。由于美国能从世界获得廉价汽油，所以，美国买口香糖和冰淇淋也要开汽车去，烧上两三加仑汽油。这是美国剥削全世界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美国生活方式。
另外，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导致了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在战争中，仍然是落后的国家倒霉。老牌的帝国主义和后起的帝国主义，由于争夺原料和市场，必然要争夺殖民地，重新瓜分世界。在战争中，殖民地半殖民地是最倒霉的，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战败，其在华特权不是还给中国，而是要转给日本，这就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是相对落后的德国和俄国倒霉。德国是战败国，损失严重，而俄国经济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约有40％的工人和农民被拉去当炮灰，几百万入丧命，工厂倒闭，农田荒芜，交通瘫痪，供应奇缺，物价飞涨，所有这些都激起工人、农民、士兵和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因此才会爆发“二月革命”和后来的十月革命。
由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这一最基本的矛盾的集合点，随着发达国家的转嫁剥削和转嫁危机，革命形势由发达国家转移到了落后国家。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心就由发达国家转移到扩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其中一个——帝国主义中最落后的沙俄，另一个一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最大的中国，便成了革命风暴的源泉。
第三，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资产阶级旧统治的薄弱环节，即旧上层建筑的薄弱环节取得突破和胜利
如前所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解决，离不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解决。只有在旧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环节上，才可能取得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胜利，然后才能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从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关于这个问题，列宁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论述。他指出：“历史……演进得如此奇特，到1918年竞产生了社会主义的分开的两半，互相毗邻着，正如在国际帝国主义一个蛋壳中两个未来的鸡雏—“样。德国和俄国在1918年再明显不过地体现了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等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但在德国“蛋壳是由最好的钢料构成，因此不是任何鸡雏的力量所能击破的”。列宁的意思是，当时德国和俄国都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但德国旧的上层建筑统治太强，所以，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未能成功，社会主义的鸡雏只能从旧统治相对薄弱的俄国那里突破蛋壳(即旧的上层建筑)生长出来。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毛泽东说，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省的军阀割据，在各省交界的地方，革命有回旋余地，革命根据地也才可能存在、发展壮大直至胜利。这也是讲旧的上层建筑统治存在薄弱的环节，革命力量才有可能突破。
所谓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比较薄弱，二是无产阶级的力量比较成熟。所以，也不是任何—‘个落后国家都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突破口。非洲许多国家社会矛盾极其尖锐，资产阶级统治也薄弱，但无产阶级力量更弱，缺乏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所以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从那里开始。沙皇俄国和中国反动派统治相对比较薄弱，又有列宁、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所以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这不是偶然的。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革命既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统治很强的发达国家突破，也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基本没有发展的最落后的国家突破，突破口只能是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是最高的”，“统治”“比较薄弱”的国家。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酋先在落后国家胜利违反历史的常规。其实，历史上新制度常常不是在旧制度最发达的地方诞生，因为旧制度发展得愈充分、愈成熟、愈完善，新制度突破它就众困难。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古希腊和古罗马把奴隶制度推向了鼎盛时代。而奴隶制度不发达的中国却远远先于古希腊和古罗马过渡到封建社会，而且这种过渡所引起的社会震荡也要小得多。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发展得极为完备、充分，但资本主义却在封建制度发展不充分、不完备、不典型的西欧首先诞生。而且是在封建势力比德、法相对薄弱的英国率先取得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北美几乎没有封建势力，但美国却后来居上，成了资本主义发展最快、最典型的地区。奴隶制的光彩在古希腊利古罗马，封建制的光彩却在中国，而资本主义的光彩又在西欧和北美。这些正说明，社会革命在经济不甚发达、旧的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开始，是新旧制度更替过程中的常规现象。实际上，一个国家生产力越发达，生产关系越完备，上层建筑越强大，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调节能力就越强，对新生产关系的压抑就越厉害，新生力量击破旧制度的外壳就越困难，社会革命也就愈难以成功。相反，一些社会基本矛盾比较尖锐、旧制度的统治比较脆弱的不甚发达的国家，新生力量却较易发展，有可能率先推翻旧政权，磅入新制度。这种普通现象是否应当概括为规律，尚持进一步研讨，但至少可以说明，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太充分、统治比较薄强的国家首先放射出光彩，后来居上，不是违反历史常规，而拾恰是合乎历史常规的普通现象；
综上所述，落后国家率先进人社会主义并不是历史的反常现象会基本矛盾的原理的，它是两对社会基本矛盾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第四，相对落后的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必然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经济比较落后、潮度逐步完善、在曲挤中航进的初期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国家诞生至今，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但也面临严峻的现实：处在初期发展阶段，经济仍不发达，制度、体制不够完善，曾有过严重失误，一些国家还发生了严重的倒退。于是有人感到迷悯：既然社会主义革命是历史必然，为何还有如此多的磨难？既然社会主义高于资本主义，为何经济上还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他们看来，似乎新的社会形态一旦产生，就会在各方面超过旧的社会形态。最后他们又归结到，还是原来不该搞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不该坚持社会主义。
其实，从历史长河看，文明社会，即阶级社会以来的社会形态更替，新的社会形态大都要经历一个经济相对落后、制度不够完善、在曲折中前进的初级阶段，并不是只有社会主义才有这种状况。
首先，新社会形态初期的经济大都暂时落后于旧社会形态的发达国家。如前所述，新社会形态往往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起步，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就决定了新的制度在相当长时期内经济上落后于旧制度的发达国家。当中国步人封建社会门槛时，经济不如奴隶制高度发达的古希腊。资本丰义征英国诞生时，其经济水平与实力不如蜀建制发达的中国，直至100年后发生了产业革命，才最终改变厂落后的地位。社会主义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率先取得胜利，也要经历这个过程。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不在于她一产生就在经济上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在于能以比资本主义更高的速度发展生产力，最终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已经创造了这种速度、并强烈地显示着这种趋势吗’
其次，新社会形态的初期，制度与体制都是不完善的，其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完善都要经历一个历史过程。英国确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后，经历了100多年的与自耕农这种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相并存的时期。政治上，英国革命后所建立的，并不是民土制，而是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经过40多年的动荡，其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才得到稳定，但也只是形成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联合的君主立宪制。从整个世界看，资本主义制度产生200多年后才进入了它的成熟期。以—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尚且如此，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以人民政权代替剥削阶级统治，其制度和体制的完善需要一个过程，更是自然的事。
冉次，新旧社会形态更替时期，两制或多制并存是普遍现象。以典型大国的兴亡时间计算，封建制与奴隶制并存长达近100年。资本主义与封建社会同处也有270多年。同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也要经历一个长期共处而又斗争的历史时期。在这个过程的初期，旧制度的发达国家，在力量对比上往往强于新制度的国家，新制度遭受挫折，甚至导致旧制度暂时复辟不是个别的现象。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发命的斯因加特王朝复辟长达28年。法国革命后出现两次王朝复辟。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如此，那么社会主义在其前进过程中，出现一些挫折和局部、暂时倒退，也不是违反历史的常规的现象。
总之，新的社会形态都要经历一个经济相对落后、制度不够完善、曲折前进的初期发展阶段，然后才能进入比较高级的阶段。占希腊经过了城邦制，才发展到大奴隶制。古罗马经过了工朝制，才发展到共和制和帝制。中国封建社会几经兴衰分合，才步人高度发达的阶段。资本主义也历经原始积累，自由竞争，才进入垄断阶段。从低级到高级，逐级而上，是任何社会形态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在经历—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后再向高级阶段发展，也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现象。
当然，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文明社会以来社会形态的更替相比，除了有共性之外，还有它本质上的区别。以往的社会形态更替是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新旧剥削阶级之间往往有某种妥协、承继的关系。而社会主义是要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最终消灭阶级相剥削，实现共同富裕，其变革的深度要大得多。所以，新社会实现形式的探索要困难得多，旧制度的抵抗和阻力，比以往也大得多。而且，由于社会主义革命不是最先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心脏部位，而是发生在边远部位，所以现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虽受到沉重打击，但不是致命的打击，集历史亡一切剥削阶级统治经验于一身的资产阶级，还有相当强大的力量，甚至是联合的力量来对付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比以往社会形态更替面临更大的难题。具体说，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面临几个根本性的困难：
①最根本的困难是生产力状况的落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集合点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经济危机、阶级剥削转嫁给落后国家，从而把革命风暴的焦点也转移到落后国家。但是落后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却不能把发达国家的生产力“转移”到自己国家，她只能在经济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而没有先进的生产力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往往在这方面估计不足，曾经发生过急于求成的错误。
②生产力状况落后，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必须经历一个较长的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公有化程度不能很高，公有化的具体实现形式还需要探索，还必须保留和适度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必须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完善也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要处在较低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产生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不能全面充分地体现出来。而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都有过急于求成，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排斥价值规律，否定市场经济的错误。③由于落后国家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这就形成了发达、强大、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与不发达、不够强大、不很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当然还有众多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共处而又斗争、一球两制”的历史格局。在这个阶段，虽然社会主义总体上是在前进，其经济发展速度总的来看也比资本主义国家快，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科技、文化上还强于社会主义国家。现实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在经济、科技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这些主要方面，还很难令人信服地展示其优越性。另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意识形态力量也强于社会主义国家，它们还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扼杀”、“遏制”与“超越遏制”即“和平演变”的战略。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要学习、借鉴、利用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文明成果，与它们建立和平共处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关系；另一方面，又要警惕、反对资本主义敌对势力的干涉、渗透利演变。这时，社会主义国家中必然会有一些人羡慕、甚至追随资本主义，而且执政的共产党内也会存在机会主义的条件和十决。而在处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中，我们也犯过“左”与右的错误。以上几个方面的困难，就注定了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是充满风险、崎岖坎坷的历程。所以，它的革命形势的成熟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革命胜利后所面临的却是比较落后的生产力状况，不成熟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强人的资本主义制皮的包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经历一个长期、艰巨、充满曲折风险的历史阶段，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对于这一点，列宁是有预见的。他说：“—个落后的园家开始革命比较容易，因为在这个国家里敌人已经腐朽，资严阶级没有组织起来，但是要把革命继续下去，就需要万分谨慎、小心和坚忍不被。
西欧情况将会不同，那里开始革命要困难得多，要继续下去却容易得多。这是必然的，因为那里的无产阶级在组织和团结方面要高得多。”他还说：“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像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从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又说：“很明显，在一个早于其他国家转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国家中，在一个由于自身落后而被事态的发展大大推到其他更先进国家的前头(当然，是在短时期内，在个别问题上)的落后国家中，当然，革命不可避免地注定要经历最艰难困苦的时刻，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还会经历最令人沮丧的时刻。”毛泽东在七届二命全会的报告中也说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保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升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内，务必位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计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上，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种是认为落后围家根本不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勉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能成功。另一种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能够很快发展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全面超过、优于资本主义，当这种想法遭到挫折后，有些人又会走向第一种错误。
所幸的是，经过几十年的艰苦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初步掌提了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锐利武器，这就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