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屏，男、1953年生于浙江，教授，傅士生导师。
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发展创新基地负责人，哲学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中国科协一清华大学科枝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主任。先后到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美国宾州大学、日本东京工业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等多所大学做访问和研究。现兼任中国自然辨汪法研究合副理事长、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两科联盟顾问、《科学学研究》副主编等。
学术兴趣：自然辨证法理论，科技战略与政策，科技传播与普及等。
学术成果；著有《自组织的自然观》、《赛博空间的哲学探索》、《中国创新系统研究》等10部；主编《科学技术概论》、《当代自然辨证法教程》等；译有《复杂性中的思维》、《诺贝尔奖演讲全集·化学卷》、《科学与国家利益》、《真科学》等10部；主编丛书三思文库《赛博文化系列》、《科教兴国译丛》、《研究丛书》等计5套；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哲学动态》、《自然辨证法通讯》、《自然辨证法研究》、《科学学研究》、《中国软科学》等期刊上发表论文百篇，在《中国评论》等外刊以及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多篇。
科研项目f国家杜科基金“赛博空间的若干哲学和文化问题”，“知识资本全球化及我国科技创新的若干理论问题”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学基金促进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结合的机制、途径和对策研究”，“现阶段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协调机制研究”等；国家软科学“我国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战略研究”，中国科协“当代科技传播与普及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教育部“十玉”规划基金“当代科技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清华大学一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学术国际化与自主性关系研究”，清华大学一东京大学合作等；以及北京市昌平发改委“昌平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研究”等。
科研获奖：获得北京市杜科优秀成果一等奖1次，二等奖4次。
教学工作：本科生研讨课“李约瑟问题”；本专业硕士生“自然辩证法原蓑”、。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硕士生公共学位课“自然辨征法”；博士生公共学位深“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课程的讲座及课程论文指导，
“产业哲学的兴起”(曾国屏，高亮华），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界在新世纪的探索中，如何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以更好地反映自己的时代而进行的一种新的努力。显然，这是哲学对于产业和产业发展的关注和追问。哲学以自己的方式追问究竟何谓产业，什么使得产业成为产业，产业对于人和人类社会意味着什么。
面对着近代产业革命引起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巨大变革，马克思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马克思，第88—89页)思格斯也指出，“英国工业的这一次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运动的动力。”(恩格斯，第35页)
在产业概念的历史演化中，重农学派时期，产业主要是指农业。在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以后，产业主要是指工业，常常等同于工业。随着社会生产力、服务业的发展，产业扩展到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及其纫分各产业。乃至“到了今天，凡是具有投入产出活动的产业和部门都可以列入产业的范畴。”(苏东水主编，第6页)。
逻辑地讲，“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一旦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恩格斯，第67页)
历史地看，人猿相揖别、天然自然向人化自然转变以及人的社会性发展，是通过工具和生活资料的制造及其社会性的生产和扩散来实现的。在8卷本的《技术史》一书中，所谓的周口店产业出现在这样的时期，即从“偶尔制造工具”，到“常规性工具制造”的时期；北京人已经成为了“经常的、系统的工具制造者”。一旦个别的、偶然的、不自觉的人工物，通过“常规性”生产即产业化过程，就转变成为普遍的、必然的和自觉的人工物即社会化的人工物。从这个意义亡讲，产业就是人工物的社会性生产和扩散的过程。因此，“产业化就是人工物的社会化，产业是社会化了的人工自然。”(雷毅，第62—65页)
产业的发展，是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中实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社会分工，导致不同的产业部门的形成。社会生产力，包括生产者、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不能只停留在一般智力和技能上理解，现实的社会生产力不在社会生产关系之外，而在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在现实的牛产劳动中，这种潜在的生产力，与(不可割裂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才能实现对于人工物品的“常规性”生产，转化成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由此看来，产业是物化了的社会生产力，或说是社会生产力的感性现实。更确切地说，产业即是实现了的社会生产方式，或说是社会生产方式的感性现实。
这里并非是说，关注社会的发展只需要直接地关注产业的发展，而不必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于是只需向产业发展进行直接投入，而不必考虑科学技术的投入。而只是说，科技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巨大力量的充分实现，最终要落实在产业发展上；而且也恰恰是说，科技投入与产业经济的发展要相互适应。农业时代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对于科技投入的要求，工业时代的不同发展阶段对于科技投入有相应的不同要求，而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对于科技投人又有了相应的新的要求。
人工物的社会化过程，即是人化的社会的自然的生成过程。因此，社会的生成及其社会系统实在方式，本身是生产力和产业发展过程的，即自然成为人化的社会的自然的历史过程的产物。这是社会系统自组织生成过程的自发形构。这等于说，社会的系统实在，社会系统的自发形构，不过是生产力、生产方式和产业发展以社会系统实在形式关于自身存在方式的一殷展现。进而言之，我们生活的世界，也就是一个产业的世界。
因此，所谓的产业组织、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也就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即统一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以社会的系统实在方式展现出来。于是，我们看到了近代以来的世界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作为社会生活资料的生产和社会自然的生成过程，不仅改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改变着作为社会系统实在的存在方式。在微观中，它改变了个人和群体的生活方式；宏观中，形成了产业组织和结构，以致城市化进程这样的最一般的社会系统实在。产业结构、经济基础与城市化进程相互促进，产业发展过程与社会自然的生产过程相互作用。从英国的产业革命，到当代的全球化，世界的城市化进程，都体现着社会自然的生成也进一步加速并向更高水平提升。
的确，如同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等称谓体现的，人们以“产业”来标志时代。
有厂人，就有了人的产业，有了人化的社会的自然的生成。人所面对的自然也就成为广义的自然，即既包括天然的自在的自然，也包括人化的社会的自然。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的深刻的变化，不仅仅有他相对于天然的自然的关系，而且也包括他与社会的自然的关系。
这是属于人的自然界，人化的社会的自然，从而天然的自在的自然，对于人的优先地位仍然保持着。他的社会的自然，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内在地联系着天然的自在的自然，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懂得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侵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是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那么上述问题(指所谓的‘自然和历史的对立’、‘实体’和‘自我意识’的对立——引者注)也就自行消失了。”(马克思，思格斯，第76—77页)
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却再生产整个自然界；这个人化的社会的自然的生长，作为产业——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感性现实，体现着人的社会实践的“投入”和“产出”，即人的社会实践具有“效果”。因此，如果不仅仅从“抽象上”、“知识形态上”来把握，而是从“实践上”、“生活形态上”来把握．就不得不理性地看到这里的“投入”、“产出”和“效果”。实践，作为人的能动地作用于对象世界，是有成本、出结果的活动。
通过实践改造对象世界，进行牛活资料的生产，并以产业的形式为自己提供生活资料，于是证明广，实践从而产业通过“投入”和“产出”不仅仅是要获得效果，而且是要获得商效益的效果。于是，“投入”、“产出”和“效益”就“理性狡膝”地进人到我们的社会实践之中。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实践本质上也是“经济的”。人的自觉活动，不仅要“怎样地”达到目的，而且要怎样“经济地”达到目的。人的自觉活动，不仅要“怎样地”实现对象化，而且要怎样“经济地”实现对象化。
当然，这里是对人们的整个社会实践，从而是对整个产业、整个人化的社会的自然而言。没有相对于投入的产出增值，没有相对于消耗的价值增值，哪来的人化的社会的自然的发展。在此意义上，产业之所以成为产业，是人的能动的有效益的实践的结果。
同样地，这里所谓的效益，也是对于产业整体而言的。作为一个社会性的有机体，整体之所以为整体，也就不单单是个别人或个别群体抑或个别组织、产业的算术之和。整体的效益是整体优化的结果。因此，在现实的社会运行中，有一个产业总体优化的问题。有效的产业组织、协调的产业结构以及合理的产业布局诸多问题，才成为了社会中产业发展要特别关注的问题，成为关于产业的研究中要深入考察利分析的问题，成为产业发展战略和政策中要仔细掂量的问题。
在这个“投入”、“产出”和“效益”的实现中，科学实验，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的对象性实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科学实验的对象性实践中，通过纯化、简化、强化和再现自然现象，从而以局部浓缩全局，用模型反映原型，借仿真了解实际，从个别获取一般，得以通过特定的高投入换取相关的结果，进而换取全局的效益，成为人们可以“经济地”、“有效地”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前提和手段。实验室对于当代科学校术、产业发展是如此重要，以致科学知识社会学模仿着古希腊阿基米德的口吻说：给我一个实验空，我就能改变世界。随着当代产业的发展，亦即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化，其中科学技术、知识的含量越来越高，科研从而实验室越发重要。
由此可见，对象化世界的牛成过程，也就是一个“经济的”过程。因此，宜人的优化的自然，不仅仅是进行了物质变换的自然，而且也是一个有“价值”的自然。这都是由于人的认识相实践都有投入和产出的问题，即都由经济特征所决定的。木讲投入产出的认识论，只是抽象的认识论；不讲投入产出的实践论，也非现实世界运行的实践论；不讲价值的真理观，也只能是有着片面的真理观。借用当今科学哲学对于20世纪自身发展的反思用语，可以说，不涉及经济特征的实践观，实际亡依然是“种“理论优位”的实践观，而只要回到“生活优位”的实践观，就离不开实践的经济特征。
因此，正是内于社会实践的经济特征，正是通过社会生产从而产业实践的效益，科学技术得以真正大规模地作用于社会，实现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现实结合，成为社会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通过产业实践，社会中的个别的、偶然出现的灵感、创意、发现、发明，人工物实现了社会化的传播，天然的自然演化成为社会的自然。社会自然的发展，又催生着人的现代生活方式，促进了社会的系统实在的演变。人的改变与环境的改变的一致，总体上也是指向一个价值增值的过程。
致力于“社会之物”的产业实践和产业发展，作为人的能动的变革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发展，是受到规律性制约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发展。
联系着人的能动作用和社会发展的产业实践和产业发展，面对的是大自然的与社会性的在人与(广义)自然关系中生成的规律。这里的情况极其复杂。没有人和人类社会，哪里有关人化的社会的自然的规律？把人化的社会的自然的规律简单地归结为大自然的规律，实际上在将社会自然彻底地还原为大自然，将有机物还原为无机物，成为一种宿命论。而不看到人化的社会的自然仍然是自然，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这里割裂了对象性的存在关系，仅仅滞留于“此岸世界”，便孕育着唯意志论。因此，我们不能不面对的是，正如人类社会有一个发生和发展过程一样，人类的社会的自然的生成和人类社会的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是“先天的”，而是在人们的社会实践包括产业实践中生成的和发展的。然而，正如当代科学告诉我们，甚至对于大自然，“未来并非是定数”(普里戈金，第12页)，那么，对于人化的社会的自然，就更没有机械决定论的规律的位置了。
这里完全没有否认产业实践和产业发展，从而人化的社会的自然的发展是不受规律性约束的。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首先，人化的社会的自然的生成，注定要受到大自然规律的制约。人类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无论人们如何能动地经济地实践，“永动机”是造不出来的。其次，人的面前的作为人化的社会的自然感性世界，作为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从而每一代都受到前一代所留下来的基础的制约，人们只能在自己的历史条件下前进。再次，尽管在一定条件下的“物质的组织和自组织”原则上有无限丰富的可能性，但在一定条件制约下却又有着其发展的内在规定性，正如当代系统自组织理论告诉我们的那样，有着某种“不可避免性”。因此，人只能在自己的钧质基础和历史条件下前进，历史的基础和条件提供了一些什么，他自己认识到并可能利用一些什么，制约着甚至规定着他有可能生产和创造出来什么。人化的社会的自然的生成，作为产业实践和产业发展的过程和结果，仍然只能是人的社会的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人类的生活、社会自然的生成和展现，都是受着规律性制约的发展过程。
显然，规律并非不证白明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认识到规律，是在实践中能动地探索的结果。事实上，自然的和社会的世界的无限丰富性，自然的和社会的运动规律及其组合的无限丰富性，使得人们对于规律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地能动发展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人们对于规律的能动利用，总是在探索、建构中不断发展的，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在现实的产业实践和产业发展中，努力符合规律的发展，总是与社会建构的目的件的探索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在产业实践中，既受着自然性规律的制约，又能动地利用着自然规律；既在参与社会自然的生成过程中学成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社会性规律，又受制于社会性发展规律的制约。
在产业实践和产业发展中，目的性必然受到规律性的制约，社会建构性也只能是嵌在自然历史性之中，归根结底，它们都要由产业实践和产业发展来检验。尽管产业作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体现，与满足人们的需要相联系，也就与主体的选择相联系，“离开主体产业是不存在的，离开主体的选择产业也是不存在的。”(周书俊，第75—77页)但是，就人们的主观愿望而言，目的不可能在目的自身之中得到解决，人们的主观愿望必须与客观实际相适应。规律不是人们主观地创造出来的，但是人可以能动地加入到规律的生成及对规律的利用之中。
一部人类产业发展史告诉我们，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既有历史的轨道依赖，又有现实的创新跨越，产业发展的阶段性与阶段发展过程中的飞跃，总是纠缠在一起；既需要系统的考量，又需要突出重点，形成主导产业、优势产业、有竞争力的产业，从而带动全局发展。进一步说，产业的发展，还联系着资源察赋、组织体制、市场机制以及政府政策、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等多种多样的因素，甚至也联系着社会精神、社会文化等因素。
对于追赶型发展的国家，如何处理好产业发展的自然历史性和社会建构性、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注意，亦步亦趋无法实现成功追赶，一厢情愿同样无法成功追赶。追赶，必须认真地研究先发的轨迹，深入认识并能动地利用关于产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才可能更好地实现社会建构，在创新发展中获得成功。跨越式发展是可能的，跨越有赖于创新，但无视“规律”的跨越则会“欲速不达”，这对于具有强大行政组织力量的国家，尤其是值得注意的。历史经验表明，对于产业规律、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把握，运用得好，能够促进较快的发展；如果运用得不好，则难以实现较快的发展，更难以实现较好的发展；如果无视规律的存在和制约，则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从工业化到信息化，是发达国家产业发展展示出来的自然历史进程。作为面临着当代全球化、知识信息化的追赶型后发国家，作出以高新科技改造传统农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现实选择，也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队遵循自然历史进程中进行的能动的社会建构。规律是历史性的，人们必须进行能动的社会建构。建构，也就要进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因而只能是在探索中创新，在创新中探索。
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即以“科学技术产业为标志的第三次文明——科学文明”时代。(周光召主编，第2页)产业的发生发展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的演进过程。在产业研究中，产业的划分多种多样，最为基本的三次产业划分法，带着这种历史的记忆。其中，第一次产业是直接作用于自然界，生产初级产品的产业，第二次产业则是加工取自自然的生产物，也就是将初级产品加工成为满足人类生活进一步需要的物质资料生产产业；第一、第二次产业都是有形物质财富的产业，第三次产业则是由前两者衍生的无形财富的产业。(李锐主编，第267—268页)
产业发展是指产业的产生、成长和进化过程，既包括单个产业的进化过程，又包括产业总体，即整个国民经济的进化过程。当代产业，从存在来看，产业不仅有着层次，而且有着不同的类型。从演化来看，产业有不断升级的趋势，同时也是一个小断分化的过程。不同的层次与类型纵横交错，分化和融合盘根错节。而且，其中的行为主体多种多样，单独地或联合地发挥著作用。比如就科学、技术、工程及产业几方面来看，一般而言，科学、基础研究的运行，存在着所谓的市场失效，需要以政府为主导进行资助。技术，视情况而有所不同，市场技术的行为主体是企业，公益技术和国家安全技术的行为主体往往是政府。工程，特别是大型工程，与政府行为有比较紧密的联系，也往往与政府行为联系在一起。而产业，尽管政府往往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其行为主体则明显的是企业。总之，当代产业形成了一个复杂演化的巨系统。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知识在当代产业实践和产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以致我们今天称之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时代。科学技术、知识在生产力、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如此巨大的作用，表明了人离开狭义的自然越来越远，对于社会自然从而广义自然的生成越来越重要。正是借助和依赖科学技术、知识，人们才可能更深入地更积极地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从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获得更多的更大的自由。换言之，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越来越倚重知本而不是物本；逐渐地远离物本，不断地深入知本，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获得越来越大的自由。而且，这种自由由于网络时代的到来，由于赛博空间、虚拟实践的出现，进一步得到了扩展并在继续地扩展之中。人们的社会实践，由育接地倚重自然资本．逐步更加俏重知识资本。人们社会实践结果的对象化，由直接的物化向更多的义化的方向发展。
在当代，知识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部已经发生了而且正在继续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尽管物质生活资料的牛产仍然是最根本的，但是，服务生活资料的牛产、精神生活资料的生产已经变得并且将继续变得越来越重要。服务业已经成为当代发达社会的最主要产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咨询产业、知识产业等非物质产业的兴起，都在加强着这种趋势。而当代产业的科学技术含量、知识含量越来越高，从而人们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进行“建构”的自由。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人们从“必然王国”向“自由正国”的进步。
因此，产业的发展，产业的升级，其本质卜是使得人在世界中获得更大的解放和自由。如果说，“工业化”使我们获得了关于“物化”的自由，那么，“知识化、信息化”则推动着我们获得关于“文化”的自由。
但是，产业的发展，未必都是人的发展，未必都是人与白然关系和谐的发展。人们在追求产业现代化、创造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不时会扭曲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甚至台加剧它们之间的对抗；人们在享受着现代文明的同时，也会不断地为“异化”、“传统家园的失落”而痛苦和仿惶；人们在争取自由的同时，也会不断地为“治理”、“秩序”所困惑。在此，既受着认识的局限，也受着社会盲目性的局限。人化的社会的自然，不仅可能导致对于人的社会意义上的异化，而且可能导致对于人的作为生命体发展的异化。人们必须认识到并时刻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囚势利导地进行抵御“风险”的“治理”，去追求和谐的生态化的发展。
生态化，不仅仅是人与天然自然关系的生态化，而且是人与社会自然关系的生态化，人类社会系统的生态化。总之，是关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系统的生态化。在这个生态系统的发展中，知识资本的力量越来越大，科学技术、知识的含量不断提高，产业经济向低物耗型、资源再生型再利用型和绿色经济转变。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方面尽管自然资本的主导地位在不断地让位于知识资本，但另一方面人毕竟是离不开自然而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本毕竞是终极意义上的根本性制约力量。我们只可能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和谐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最充分地促进产业的现代化，促进展开着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然历史进程，就必须要给予人与大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以最深切的关注，包括对于科学技术、产业的发展和社会自然的生成过程进行不断批判反思。产业的发展，终究目的是为着人的自内和解放，但这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因此，既需要建设性的产业哲学研究，也需要批判性的产业哲学研究。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也就是片面，都是不可取的。
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所生成的自然界，是属人的自然界，但并不自动地等于以人为本的自然界；这是人和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之路，但又是一个充满冲突和对抗、充满着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曲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力的关怀和生产关系的关怀、经济的关怀和伦理的关怀、眼前的关怀和长远的关怀、现实的关怀和擅惯的关怀都是同样需要的。而各种各样的关怀，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都只可能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说的好：对于人，“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校，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恩格斯，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