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浦出产的棉布品种繁多，着名产品除飞花布外，产于尤墩的棉布也以细密着称。此外尚有三梭故阔、新改、标寸、兼丝、紫花等多种品目。19世纪中叶，又有新出的柳条、蚂蚁等布，价格最为昂贵。上海是供应江南织造采办棉布的地区，以出产青蓝布着称。
南京出产的紫花布也十分有名，在西方被称为“南京土布”(Nankeen)，因最初出产带红色棉纱的南京而得名，这种布分为“公司布”(Company)和窄布两种。前者最为名贵。
新兴的棉纺织中心无锡、金匮，所产棉布亦远近闻名。其中产于东亭的，尤为缜密，胜于他处。总的说，无锡、金匮棉布，虽然轻细不如松江，但坚致耐用则有过之，因此销路也最广。
此外，浙江桐乡、乌程，湖南巴陵，四川广汉、新津以及河北等地，都有各自着名的棉纺织产品。桐乡出布特多，质量亦佳。康熙县志记载，棉布主要有龙潭布、桐乡布、眉公布、陡门布、建庄布、乌镇布、筘布等，嘉庆县志又增加石门布、黄草布、青镇布。乌程县出产的棉布以乌镇的最好。以其轻软暖和；特别受到福建、广东人的喜爱。巴陵名布有小布和都布。小布多产于山区，幅宽1尺，有红、青两种颜色，红的多用作手巾，装饰彩挂；青的用作鞋面、布带。都布产于一都，布纹结构“绝精匀”。二三都所产稍粗，但数量多。广汉布以“坚致”着称，为他处棉布所不及。新津名产有大布、小布、台镇布等。河北棉布，不仅产量迅速增长，其织造之精美也足可同松江、娄县媲美。到乾隆年间，原来江南特有的紫花和紫花布也开始传入河北。
清代土布享誉国内外
清代前期，棉布的生产，不仅数量巨大，棉布作为仅次于粮食的第二大商品，在全国各地的交易十分活跃，在满足国内市场需要的同时，还大量出口。而且，棉布的织造和印染工艺都达到很高的水平。清代棉布以其均匀、细密、结实耐用和色彩艳丽、丰富等特点而享誉国内外。
清代各地的棉布市场十分繁荣，棉布交易不限于本地区范围内的余缺调剂，各地区间的棉布交易也十分活跃，有许多商人从事棉布的长途贩运。一些地区的名产土布，大多有固定的贩运商帮和销售地区。如山西布商专运松江标布，销往山西、陕西和河北一带，贩运标布商被称为“标客”；安徽徽州布商专运松江中机布销往闽粤地区。清代前期，有些着名的棉纺织品，已经占领了全国性市场。
从地区来说，江南棉布产量最高，质量最好，行销最远。如上海所产棉布，被陕西、甘肃和山西、河北等省商人设庄收购，运销北方各地。无锡棉布由坐商收购，大量运销苏北淮、扬、高、宝各处，一年的交易额不下数十百万。至于松江所产棉布，更是早已“衣被天下”。苏州作为清代新兴的棉布集散中心；棉布交易最为兴旺。从清代画家徐扬在乾隆年间所画的《盛世滋生图》可以看到，苏州城内布店密布，市招林立。市招显示，各布店经营的棉布品种，除本地的扣布、大布等外，还包括其他各地名产，如崇明大布，松江标布，松江大布，镇江、芜湖梭布，松江加长扣布，松江青蓝大布等。从画面上看，这些棉布店铺，门面堂皇，规模宏大，这些店铺中，有的是批发或零售，也有前店后厂、自织自卖或为客户定织布匹的店家。有的市招上写着“本客自制布匹”或“本计扣布”、“定织细布”等，所有这些，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棉布贸易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原来以丝绸闻名的浙江湖州地区，随着棉纺织业的发展，棉布市场也十分繁荣，当地所产棉布在国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嘉庆时有人记述丝绸名镇南当的花布交易情形说，每当新棉上市，镇上的商人带着钱到东乡产棉区大量收购棉花，积存店中，立即有人抱布亲自登门，以布换棉。换棉花的人刚走，西乡的人带着钱，在这里，无论棉花和棉布都十分走俏。乌程县乌镇的棉布，则在闽广市场享有很高的声誉。据说福建和广东人“独喜”乌镇棉布。
湖北、湖南和四川、贵州一些地区的棉布，销路也十分广泛。湖北咸宁棉布远销广东，在广东一些地方，咸宁大布同松江梭布一样红火，贩卖者“络绎而来”。湖南巴陵等地棉布是苏州和江浙客商抢购的对象。他们在巴陵设庄收购当地土布，而且在长沙、湘潭、益阳等地都有庄。庄客全是下江人。他们清晨起来收布，到吃早饭才停止，年交易额达20万串。四川新津所产的棉布，“有贩至千里外者”。贵州遵义的棉布，最宽的达320筘，称为“大土布”；窄的也有250筘，称为土布或小布。大、小土布在西南市场都很走俏，商人贩运西到重庆、泸溆，南走威宁、平远，最远到达金川。
清代棉布除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外，还大量向国外出口，远销欧洲、美洲以及南洋、日本、朝鲜、俄罗斯等地区和国家。据日本史籍记载，松江土布在17世纪初即明代末年，已开始销往日本。向欧洲的土布出口，则可上溯到雍正八年(1730年)。直至鸦片战争前夕，土布一直是仅次于丝、茶的第三大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享有极高的声誉。
美国在19世纪以前，棉纺织工业尚不发达，需要中国棉布的补充，到中国来贩运货物的美国商人，把土布作为主要的贩取对象。美国学者马士曾说，“土布供给我们祖先以衣料”。美国商人不仅把中国棉布运回国内销售，而且还贩运到中、南美洲乃至欧洲。获取高额利润。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资料记载，嘉庆十七年(1812年)，美国人用现银大量购买土布，在欧洲南部公开出售，并到西印度(即美洲)去非法出卖。无疑，他们有利可图，否则就不会做这行生意了。据统计，19世纪的最初10年间，美国商船从中国运出的土布，平均每年达89万余匹。
英国也曾大量销用中国棉布。18世纪30年代，即雍正、乾隆之交，英国东印度公司首次贩运中国棉布，并指定要南京手织布。认为广州货洗后退色，而真正的南京货则不退色。到80年代(乾隆后期)，东印度公司经常每年贩运一两万匹土布到英国本土销售。19世纪初年嘉庆年间，更增加到20多万匹。
东印度公司指定要的南京手织布，即所谓“南京土布”(Nankeen)，是江南一带出产的被称为“紫花布”的棕色土布。这种土布曾在英国风行一时，是当时英国绅士的重要衣料。现在人们在伦敦博物馆看到的19世纪30年代英国绅士时髦服装，正是中国的杭绸衬衫和紫花布裤子。
据很不完全的资料统计，19世纪的前30年间，英国商船每年从中国运出的土布达二三十万匹到六七十万匹不等。20年代最高平均每年为61万余匹。
19世纪前30年间，英国，美国、丹麦、荷兰、瑞典、法国和西班牙等国，从广州运出的土布，平均每年在100万匹以上。最多的1819年达330多万匹，价值100多万银元。此外，陆路对朝鲜、俄罗斯，海路对日本、南洋群岛也有大量土布出口，只是缺乏具体的统计数字。不过从20年代起，英国棉纺织品也开始进入中国市场，而且数量不断增加。当英国绅士还在以穿中国紫花布裤子为时髦的时候，中国的土纱土布已经面临英国机器棉纺织品的严重挑战。和英国输华棉布不断增长的趋势相反，中国销往英国的土布数量迅速下降。从1931年开始，英国输入中国的棉布首次超过中国输往英国的土布数，中国在中英棉纺织品贸易中首次出现逆差。这一逆差，此后即成长期趋势。这是近代中国手工棉纺织业走向解体的第一个征兆。
洋纱倾销与农村手织业的发展
清代晚期，洋纱在中国大量倾销，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农村的家庭手工纺纱业。但是，这些洋纱主要是供应原来自纺自织的农家妇女织布之用，以农村为主要市场。洋纱进口的扩大，自然会促进农村手织业的发展。
洋纱倾销会促进手织业的发展，还有其他一些原因。首先，农民因洋纱进口而失去纺纱副业后，会更顽强抓住织布副业不放，并通过扩大织布生产来弥补纺纱生产所失去的收入。而且在通常情况下，织布的人工收入比纺纱高。如湖北西北部一带，光绪末年，纺1斤细纱的工钱为134文，粗纱为96文，要5天才能纺1斤纱。因此，每日的工钱为27文或19文；而织一匹布只需1天，可卖400文，扣除棉花等成本288文，每天实得工钱112文。比纺纱高出3-5倍。这样，买洋纱织布，比自己纺纱织布更合算。甚至种棉织布户也宁可卖棉买纱织布，而不再自己纺纱；其次，到市场购买洋纱织布，保证了织机的棉纱供应。由于纺纱和织布在劳动生产率上的差异，通常要3-4人全天纺纱，才能满足1架织机的棉纱供应。如果从纺纱到织布都在同一家庭范围内进行，即使棉花不缺，也不可能满足织机的棉纱供应。因此在一般农产家中，即使纺纱不停，而织布机在大部分时间是空着的。洋纱的进口，解决了织机“吃不饱”的问题。织机得到了充分的利用，织布业也就发展了；第三，一些地方官绅和慈善机构，为了解决因手纺业被摧毁而出现的居民生计和失业问题，倡导、培训和组织居民用洋纱织布，推动了一些地区织布业的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洋纱进口的增加，一些地区直接以洋纱为原料的手工织布业明显扩大。
邻近上海的通州、海门一带，从明朝以来，土布业开始兴起，并有较大发展，起切生产稀布，主要销往东北，供做油篓内衬、土坑坑面、木船风帆、牧民帐蓬和豆浆过滤布、笼屉布等。上海开埠通商后，随着时势的变化，通海稀布逐渐改成“尺套”(窄幅土布)，产品质量提高。到同治年间(1862-1874年)，原来销往东北的稀布已完全停运。北运的尺套数量增加。但因土布原料全为手纺土纱，质量受到限制，数量也无从大量增长，束缚了通海土布业的大幅度发展。
光绪十年(1884年)前后，印度机纱开始销往通海，大都是10支、12支粗纱。因洋纱条干均匀，不易断头，比土纱好织，而且线条长，作为经纱，出布率高，渐渐为机户所乐用。从此有了洋经土纬的新型土布。规格也提高了，加宽放长，为后来的“大尺布”奠定了基础。由于经纱改用洋纱，土纱产量一度减少，价格也下降，但是土布销路大畅，织布业加速发展。因纬纱仍用土纱，土纱产量又有所回升，一度出现洋纱土纱齐头并进的局面。甲午战争后，除了洋纱，国内开始生产机纱。特别是到1899年南通大生纱厂建成投产，原料全用本地棉，所出机纱就地销售，供应织布，从原料和产品市场两头切断土纱生产的条件。从此土纱产量大幅度减少，而土布则全用机纱，原料更充裕，质量又有了新的提高，土布业的发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在长江中上游的湖北、四川以及贵州、云南等地，都因洋纱进口的增加而导致土布业的发展。1900年有记载说，近年汉口洋纱输入增加，销路扩大，“内地织布业，亦稍发达”。在四川，随着洋纱的销售深入内地，手工织布业向全省范围扩散，比以前更加普遍。甲午战争后不久，英国的一个商会访问团在调查后说，四川纺织业的一个显着特点是“分布很广”。棉织业更是“遍及全省”。在川北一带，“比户人家妇女莫不置有织机”。重庆地区，每两家农户，就有一架自己的织布机和纺车。绝大多数土布都是用洋纱织的。有的地区完全不产棉花，全用洋纱织布。如乐山县城内有相当可观的手工织布业，但本地并不出产棉花，织布原料主要是来自沙市和汉口的洋纱。由于织布业的进一步普及，原来一些以织造外销布为主的织布中心地，其地位相对下降了。如重要的织布中心遂宁，过去、每年销往外地的手工棉布，价值在100万两以上，现在减少到了70万-80万两。这种减少是由于织布业在更广大地区发展的结果。
在原来织布业很不发达的贵州、云南一些地区，在进口洋纱的刺激下，手织业获得了明显的发展。还是那个商会访问团记述他们亲眼见到的情形说，在他们经过的贵州旅途中，到处都看到大规模的手工织布业，每一个城镇和乡村都是一个织布中心；在每一条商运大道上都遇见一长列驮着印度棉纱、棉花或成捆土布的骡马运输队。贵州西南的黄草坝，因每年输入大量的印度棉纱和用这些棉纱织出的布匹而闻名。那里约有旧式布机2000-3000台，每年消费印度棉纱40万磅。而进口洋布的消费极小，因为比起织造精工、质地细软但不很保暖的洋布来，一般老百姓宁愿购买粗糙、结实而保暖的本地织机产品。正因为如此，洋纱进口在破坏手纺业的同时，也促进了那里手织业的发展。在安顺府城内和周围一带，据说手织业是一个很大和很有利的行业。每周的土布产量达几千匹、市场上出售的印度孟买和日本棉纱达120万-160万磅，而且求过于供。调查报告说，贵州安顺府、黄草坝以及独山这3个主要的织布中心，近20年来，织布业都有了迅速的成长，而且正方兴未艾。
云南一些地区的织布业是在有了洋纱进口以后才兴起来的。19世纪90年代以前，云南府城内仅有少数几架织布，而到90年代后期，织机数已达几百架。一个在云南住了14年的外国传教士，1896年说，8年前云南织布的很少，而现在织布业很庞大。新兴的织布业是在蒙自开始输入洋纱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
广东东部等地的手织业，也是在洋纱输入以后发展起来的。在洋纱进口以前，供给广东和广西东部的土布，大部分来自江西吉安府。这些土布溯赣江南上到赣州、通梅岭旧驿道，再由广东北江经三水运至广州附近的佛山，在佛山染成广东人喜爱的青布，叫做“长青布”。这种长青布除在广东和广西东部广泛销售外，还大量输出到新加坡以及广东人常到的其他地方。
自从洋纱进口后，粤东兴宁等地的客家人开始用洋纱织布。他们把这种布由东江途经惠州运至佛山，也染成青色，叫做“冲青布”，也就是仿“长青布”。它同长青布一样，也都大部分输往新加坡。冲青布的生产随着洋纱进口的增加而发展。这样，用洋纱织成的冲青布部分或大部分取代了用土纱织成的长青布。在潮阳、三水等地，用洋纱织制土布，也是贫苦妇女的主要职业。
用洋纱织造的土布，主要是商品布。除了供应当地需要外，有相当一部分销往外地。江苏、湖北、四川、贵州、云南、广东等地洋纱织布业，都是这种情况。有的地区，有土纱织布时，产品主要供应生产者家庭和本地市场需要，使用洋纱以后，随着土布产量的提高，生产性质发生变化，产品开始大量外销。在这方面，河北土布业的变化特别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