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原是丝织业中心，棉纺织业并不发达。从康熙年间起，清政府着令苏州织造采办青蓝棉布，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曾解运30万匹。乾隆时，每年派织数由一二万、二三万增至四五万匹不等。到道光时，每年派织的三线等布，由吴县选铺领办。清政府的棉布采办导致了苏州棉纺织业的兴盛，如长洲县棉花出产不多，但老百姓不论城乡，多以纺纱织布为恒产。吴县不仅棉纺织发达，而且棉布质量极好，细布的价钱同丝织品不相上下。与此同时，棉布加工集散的中心地，也逐渐由松江转移到了苏州。
浙江钱塘江三角洲是新发展起来的另一个棉纺织集中地。仁和县乡村，无论男妇都织布；桐乡县民经纺织为业，棉布为当地土产之首。在平湖县，家家户户忙于纺织，妇女点灯夜作，夜作，纺成纱织成布，清晨上市，又将布换成棉花原料，并赚点劳力钱，富裕人家穿丝绸靠它，贫苦人家煳口也靠它。蚕桑之乡的乌程县，各处都有棉纺织业。南浔镇四乡居民重视女织，各家备有纺车织机。妇女不仅白天纺织，还烧火点灯夜作，也同史书记载的汉代绩麻妇女一样，1个月做45天的工。她们必须一天织一匹布，织好后立即拿去换回棉花，继续织布。总是那样忙碌紧张，没有终了。棉纺织业的发展，家庭生活的艰辛，都在驱使她们加快劳动和生活的节奏。
长江中上游流域的湖广、四川一带，也有新的棉纺织集中地的产生。湖南巴陵(今岳阳)，棉纺织业十分发达，各地乡间，机杼声、络纬声，不绝于耳。妇女纺织技术高超，棉布是当地的有名产品。在四川成都平原，广汉妇女除蚕桑外，也勤于纺织，棉布的坚实美观，甲于他郡。新津县，无论男女，多事纺织。因此出产的棉布也最多，有的远销千里之外。
清代前中期的棉纺织业，大部分还是以农民家庭副业的形式存在。自己种植棉花，再利用夜晚和农闲时间，将棉花纺成纱，织成布。产品主要满足家庭成员的衣被需要。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男耕女织”、“耕织结合”。这种作为家庭副业的棉纺织业，存在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自己家里或本地区必须种植棉花，否则就难以推广。有记载说，江西赣州府只产苎麻而无棉花。道光年间，有些人开始学习纺纱织布，但因棉花须从他处运去，所以没有推广开来。因此当时论者认为，要推广纺织，就必须先种棉花。
棉纺织业除了以农民家庭副业的形式存在以外，专业化生产在清代前中期也有了明显的发展。当时有不少人脱离农业或其他职业，完全以纺织为生。如江苏无锡的一部分地区，居民不分男女，除织布纺花，别无他务。嘉定南翔镇，农作物只有棉花一种，居民的职业就是“以棉织布，以布换银”。太仓的镇洋和宝山的一部分居民，也是“生计全赖于棉”。这时从事棉纺织生产的，不仅有农民和村民，还有城市居民。在江办松江、川沙、吴县，浙江嘉善，都有记载说，当地的棉纺织业，不止乡落，城中亦然。
城市的棉纺织业，专业化程度更高一些。从事棉纺织业的城市居民，一般已经脱离、农业，棉纺织是他们的专门职业。史书中有不少专赖纺织为生的例子。有些地方，甚至男子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专赖家庭妇女纺织挣钱养家。他们所用的棉花原料，自然是从市场购进，而不是自家生产的。有的甚至来自外地。在清代出现了一批棉纺织业十分发达的非产棉地。如无锡不种棉，而“出布特盛”，棉布之利“为他邑所莫及”。苏州府的长洲县，淅江嘉善、乌程南当镇等纺织集中地，出产棉花都很少。贵州遵义东乡，道光年间织布很发达，但棉花原料远从湖南常德府贩运。
随着农工分离、棉纺织专业化的发展，棉纺织内部也出现了纺和织的专业分工。在明清时期，按照纺车和布机的生产效率，一般要3个人同时纺纱才能供应一架布机所需的棉纱原料。当织布业脱离自给自足而为市场生产时，棉纱原料就不是在一个家庭内和织业相结合的纺纱业所能满足的。在这种情况下，纺纱业也就有了分离单独成为专业的必要。明后期已出现棉纱的专业生产。正德时期(1506-1521年)的《金山卫志》说，金山卫(今上海市金山县)地方，妇女长于织麻，但织棉布的技术不行，因此，纺纱的妇女，只卖纱而不自己织布。这种棉纱专业化生产，到清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乾隆时，上海有人专门纺纱出卖，据说夜以继日，纺1斤左右的纱即可煳口。另有某寡妇，专卖纺纱，每日可纺12两，得工钱50文。道光年间的贵州遵义东乡，棉纺织业有“织家”、“纺家”之分。织家到当地市场购进来自湖南常德的棉花，用它到市场换纱，而纺家拿纱和他交换，每两纱可多得二钱至三钱棉花。这样，“纺、织互资成业”，而且形成了相应的市场机制。而在邻近其他地方，专业分工尤其是市场机制尚不健全，纺纱的只卖缝纫用的纱线。结果，织布的“线无所出”，纺纱的“棉不能继”。当时论者分析说，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妇女有巧掘不同，而是“市场无相资之便”。到鸦片战争前夕，即使像贵州这样经济发展落后的内地省区，也已经有人注意到市场，重视市场机制对社会生产发展所起的作用了。
印染、踹布业的大发展
看过《大染坊》的人们一定对中国的布匹印染有一定的认识。
随着棉纺织业的迅速扩大，直接为棉布整理加工的印染业和踹布业比明代有了更大的发展。
苏州是清代最大的染踹业中心。康熙后，苏州迅速发展成为棉纺织业和棉布集散中心，松江的一迅速发展成为棉纺织业和棉面集散中心，松江的些大布号不断转移到苏州。原来松江有青蓝布号数十家，到雍正、乾隆之交，仅剩数家。而苏州布号达六七十家。松江布也都运到苏州加染，统称“苏布”。因此，“苏布名称四方”。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苏州有染坊64家，染匠上万人。乾隆以后，苏州染坊业更加兴盛，并能印花，称为“苏印”。布号加工棉布时，一般都在机头上印上该店牌号，以昭信义。商贾贸易布匹，只凭字号认货。苏州的踹布业也十分兴旺，雍正年间，共有踹坊400余处，踹匠不下万余人。
上海、江宁、扬州以及浙江嘉善、湖州等地的染踹业也都十分发达。上海、江宁的印染、踹布业，明代就很繁荣，内部专业分工细密。浙江嘉善枫泾镇以棉纺织闻名，染踹业相应发展，镇上多布局，局中所雇染匠、砑匠“往来成群”。
清代印染技术更加成熟，色谱更加丰富齐全。以、扬州小东门街戴家染坊为例，能染造的颜色不下数十种，如红色有淮安红、桃红、银红、靠红、粉红、肉红；紫色有大紫、玫瑰紫、茄花紫；白色有漂白、月白；黄色有嫩黄（如难初生）、杏黄、蛾黄（如蚕欲老）；青色有红青、金青、玄青、虾青、沔阳青、葡萄绿、苹果绿、葱根绿、鹦哥绿；蓝色有潮蓝、睢蓝、翠蓝。此外尚有茶褐（黄黑色）、余白(白绿色)、炉银(浅红白色)、密合(浅黄白色)、藕合(深紫绿色)、红棕(红多黑少)、黑棕(黑多红少)、枯灰(紫绿色)、殊墨(浅紫绿色)以及茹花色、蓝花色、栗色、绒色、等等，将近50种。清代棉布的色调鲜艳夺目，异常丰富。
在印染生产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地区的染坊不断调配和染印出新的颜色，并相互交流和吸收，使印染的色谱越来越丰富。上面扬州戴家染坊印染的诸种色光中，有一部分是以地名命名的，就是最早由该地区创染的。如淮南红、沔阳青、潮蓝、睢蓝，就是最早分别出自淮南、沔阳、潮州和睢宁。由于这种缘故，某些地区的染坊或染匠，特别善于印染某一种或几种颜色。如江宁染坊，染玄色以溧水人为佳；天青染坊高淳人居多；苏州染坊中，红坊以句容人占多数，黑坊则为镇江人，而绸布印花坊都是浙江绍兴人，等等。
清代一些地区，尤其是苏州地区的印染和踹布业，达到了一定的生产和经营规模，普遍使用雇佣劳动，有的雇工人数较多，出现了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染坊除厂房外，主要设备是染缸，专色专用。一座中等印染作坊，至少需染缸五六十只，太少即无法周转，此外还有晒竿、晒场。踹坊的基本设备是元宝石，或称菱角石，一副上下两块。踹布石的质地有严格的要求，据宋应星《天工开物》说，元宝石须“性冷质腻”，踹时摩擦不发烧，好的每块价值十余金。踹布最初是由染坊兼营，较大的染坊需备元宝石十余副，供踹匠轮班使用。康熙中叶后，踹坊与染坊逐渐分离。
清代前期，苏州染坊、踹坊雇用的工匠，大多为来自农村的单身游民，其中不少显然是从土地上被排挤出来的破产农民。各坊的工匠少则十余人，多则数十人至百余人不等。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苏州有染坊64家，染匠万余人，平均每坊100多人；同期有踹坊450余处，踹匠1万余人，平均每坊20余人。染坊内部有明确的专业分工，漂布，染布、看布、行布等各有其人。
染坊基本的经营方式和雇佣关系是，染坊承染布商交来的棉布，由布商按匹付给“酒资”。染坊主从中提取二成至三成，其余部分分给雇工。除承接布商染活外，他们也为乡间农民织户染布，并兼营砑踹。农民染布需要砑踹的，另收踹光费。也有的布商自开染坊，对购进的布匹进行印染加工。后一种染坊称为“本坊”。
从上述情况看，苏州、松江一带的较大染坊中，应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详情尚不清楚。
踹坊的经营方式和雇佣关系则有较具体的记载。
踹坊流行包头制。即、由包头置备菱角石、木滚、家伙、房屋，招雇踹匠居住，垫发柴米银钱，再向布商领布发踹，工钱为端匠所得。踹匠偿还柴米垫款后，还要交给包头一部分钱，充作房租、家伙之费。雍正九年(1731年)时，苏州每踹一匹布的工价为一分一厘三毫，每名踹匠每月所交的房租家伙费为三钱六分。相当于踹31匹多布的工钱。如果以1个月踹60匹布(1天2匹)计算，踹匠一半以上工钱(还不包括偿还柴米垫款)落入了包头腰包。剥削是十分沉重的。
雍正年间，苏州有踹坊包头340余人，开设踹坊450余处。有的包头设有2处以上的踹坊。踹匠、包头、布商3者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从表面上看，踹匠受布商的雇用，由布店发给计件工资，而包头所得，带有提成性质，是一种中间剥削。但是，包头开设踹坊须有相当投资。房屋、菱角石、家伙以及垫付柴米银钱，都属于垫支资本。而且，踹匠完全由包头管束，包头尚须进行某种形式的生产管理。因此，踹坊也有一定的独立性。踹坊和布商之间是一种合同关系。当时苏州地区通行的习惯是，踹坊领踹布匹，先由同业互保，写立承揽字据交给布号，然后立折领踹。所立经折上只登明布数、稽查坊号，并不限制双方另择主顾。踹坊可以承领这个或那个布号的加工业务，布号也可择坊发踹。约从嘉庆(1796-1820年)末起，苏州踹坊联合倡行“随牌领踹”之制，即立折后，布号不能另找别坊发踹。这一行动遭到布号的强烈反对，上告官府，经久未息。这说明踹坊同布号之间也是有矛盾的。
不论踹坊包头与布号的关系如何，对踹匠来说，包头和布号都是他们的雇主。工具设备是包头置备的，而工资由布号发放。包头提供不变资本，而布号支付可变资本。踹匠则是出卖劳动力的自由雇佣劳动者，他们在包头的直接管理下，通过一定的组织和协作形式，从事集体劳动，并已达到某种规模。因此，可以肯定，踹布这种棉布加工，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生产工具和生产工艺的改进
清代前中期，棉纺织生产工具，从去籽、弹松到纺纱、织布各道工序，没有出现根本性的革新，只有一些小的改进和完善。如果说有大的改进的话，那是部分地区纺织工具生产和经营的专业化。
棉花去籽，基本上沿用明末已经出现的脚踏，式三足轧车，但构造和性能应有某些改进，太仓式单人轧车已利用辗轴、曲柄、杠杆、飞轮等原理，操作时可手脚并用，一人一天可轧籽棉百十斤，得净花30余斤，比明末以前提高了大约10倍。
弹弓除弓弦以羊肠取代明代所用的蜡丝外，似。无其他重大改进。据记载，直至道光年间，上海还是坐着弹花。弹花凳是一把低得几乎到地的椅子，椅背上绑一根有如钓鱼竿的弯曲竹竿，顶端悬绳吊起弹弓，操作者以左手执弓，右手执槌，坐而击弦，通过弦的振颤，将棉花弹松。这样的装、置，既运动不灵，而又极易疲劳。连近代时期将竹竿绑在操作者腰背的立式装置，这时也还没有出现。
纺车最常见的为手摇单锭纺车。一天工作10小时，约能纺纱4两，相当于现今2两5钱多。三锭脚踏纺车只在松江和浙江湖州等地区流行。技术较好的，一天可纺纱半斤，其粗细程度约相当于机制纱的7-10支。
布机仍为丝、麻业所用的投梭布机。这种布机虽然能完成织布所需的开口、投梭、打纬、移综、放经、卷布等6个基本动作，但不能将它们协调、连贯成一个整体，而只能分散、断续进行，因而生产效率很低。一个熟练织工，每天也只能织布25尺左右。也就是所谓“日成一匹”。而布的幅宽因直接受到以手投梭力量的限制，通常为一尺左右。由于棉纱的光滑度不如麻、丝，其幅宽尚不及西周的麻布。松江个别地区也有幅宽3尺多的棉布。但数量很少，而且，幅既放宽，投梭难度加大，速率减低，每天绝不可能再织成一匹布。到18世纪时，中国市场上已没有这种宽幅棉布了。
清代前中期，棉纺织生产工具的较大改进，是部分地区生产和经营的某种程度的专业化，并出现了一批名牌产品。
纺车和锭子以松江府青浦县金泽所产最着名。金泽谢氏从乾隆后期开始，一直从事纺车制造。当地有“金泽锭子谢家车”之谚。
布机以青浦黄渡徐氏所造最为有名。其最大特点是坚实好用，价格也比其他的稍高。徐家布机的横木上必写制造者姓名和制造年月，以示信用。织布所用的筘，最好的要算江西南昌郝氏的产品。而织布时刷布用的刷帚，只有苏州唯亭陆氏独家生产，“各处所无”。直到道光年间，才在苏州北街出现第二家，但也是陆家所传。制造刷帚的材料“黄金草”，则出自湖南。
棉纺织生产工具的经营，也出现了专业化的趋向。乾隆年间，江苏江宁有机店，梭店、筘店、笙子绺梭竹器店、范子店等专门供应纺织工具的店铺和作坊，而且，经营者之间竞争异常激烈。康熙年间，宝山月浦孙珠以卖纺锭为业，因与同业积怨，致被割去双臂而死。
清代的棉布织造工艺，比明代更加精巧，布的花色品种更加丰富多彩，涌现出一批新的着名棉纺织品。
全国着名的棉纺织中心松江，除明代已有的三梭布、飞花布等标准布外，还有幅宽3尺多的宽幅布，其细密程度同丝绸不相上下。从布料看，除自布外，有紫木棉织成的紫花布，其颜色赭而淡。丝、棉混织物也有好几种，有夹丝织成的缣丝布；有以蚕丝作经、棉纱为纬的丝布，即俗称“云布”；还有丝、棉混合织成的绒布，其颜色花纹各不相同。康熙年间还新出一种“衲布”。从花纹看，其布如同补缀而成，故名衲布(“衲”，补缀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