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电子技术就是集成电路技术，它是半导体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与半导体技术一样，集成电路芯片设计也完全是在基础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工程技术人员用固体物理学量子理论中一些抽象的物理量来表示微电子芯片结构物理设计的许多技术参量。当初有人担心，在产品设计中使用这些玄妙的物理量是否可行，但长期的生产实践表明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成功的。正是基于量子理论强有力的指导，芯片生产中的许多问题得以根本解决，它使集成电路芯片按摩尔定律每3年加工线级缩小1/3，所含晶体管数增加4倍，到1999年底美国已能生产包含一亿只晶体管的芯片“64MDRAM”，其加工线级是0.18微米，而且在大规模生产中其合格率在95豫以上。
技术创新在导致产品不断升级的同时，还开创了随着产品水平提升而价格不断下降的新规律。1959年第一代集成电路的一个芯片中只有几只晶体管，卖5美元。
1999年64MDRAM含一亿个高性能晶体管，卖5～10美元，即1美元可买1000万只以上的晶体管。这表明芯片中晶体管价格降低了几百万倍。它的技术升级换代，生产投资按1.7倍增长，当今0援35微米线宽、8英寸生产线，月产8000多万块64MDRAM，投资约100亿美元，而产品却便宜了。这个奇迹的奥秘源于依托于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技术创新，而不是靠大量消耗昂贵的资源和能源来获得的。这一特点是促成芯片广泛深入大量应用，引发信息革命的重要因素。
微电子技术有很强的产业带动和技术辐射作用。
由于它开拓了超微细加工、超纯和超净技术的应用，如芯片制造中有100多道工序，涉及不同种类的超微细加工，每一项超微细加工的实现都需要精密仪器和先进设备，由此而诞生了一系列创新性的超微细图形成形、超薄层材料生长、超精确搀杂以及超纯、超净等先进技术和设备。它们不仅为微电子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已辐射到很多行业，如在制造业和生物医学中的应用等。
由于电脑、通信（如手机）、电视等消费类电子产品中，芯片是其核心部分，芯片新产品的水平和功能决定了它们的发展与新的设计思想的实现。40年来芯片的集成规模每3年翻两番，电脑也随之同步升级换代。这样就导致了一个巨大的信息产业产值的形成，据统计2000年世界信息产业产值约有15000亿美元，成为拉动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经济增长的新的增长点。这些强烈的需求和效益，反过来又刺激着微电子紧紧围绕市场开拓发展，呈现出充满生机活力的、以技术进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这就是被经济学家称道的“微电子现象”。
这就是说，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在国内形成一个新兴的产业部门，其产品在国际贸易中颇具竞争力，由此形成其出口总值的新的增长点，并着实地提高了它在国际贸易总值中的份额。如前面您介绍的，18世纪中后期英国新兴的纺织产业部门，19世纪德国新兴的化工产业部门，20世纪中后期美国新兴的信息产业部门，都分别成为这些国家出口的新的增长点，有效地提高了它在国际贸易总值中的份额。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和机制是什么？
20世纪初，欧美经济学界有一位经济学家J.熊彼特，他创立了“技术创新经济学”，其代表作是1911年J·熊彼特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20世纪50年代之后，一批欧美经济学家沿袭熊彼特的理论，结合50年代之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新鲜经验，发展了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并把他们的理论称之为“新熊彼特主义”技术创新经济学。新熊彼特主义认为，这是因为这些国家通过重大的原始自主创新（根本性创新），再加上创新扩散，从而形成一个较相应的传统产业部门更具竞争力的新兴产业部门所致。具体来说，其过程大体如下：
首先，新兴产业部门总有一个相应的传统产业部门，例如18世纪中后期英国新兴的纺织产业部门，其相应的传统产业部门就是手工纺纱织布作坊组成的产业部门。20世纪中后期美国新兴的现代通信产业部门，其相应的传统产业部门就是传统电话、电报的通信产业部门。新兴产业部门产生之前，常常是其相应的传统产业部门出现收益递减、潜力已达极限并严重影响产业利润之时，即产业面临技术革命的前夜。
其次，由于企业之间在创新观念、创新能力以及对技术及其结构上变化的反应能力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其中佼佼者在传统产业部门的经济效益走下坡路时，常常会通过试错法的学习和探索，做出重大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发明。当这种新技术的经济潜力被企业家认识时，企业就会试用这种新技术，将其产品化、商品化，实现了一种根本性的技术创新。
再次，如果这种新技术导致减少劳动力、降低资本费用，从而导致商品价格的优势，则就导致原创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和利润的形成，对国内企业界具有示范意义。接着，随着创新工作的延续，新技术本身的价格也会下降，这时就会导致新技术在国内被其他企业广泛地采用，即实现创新扩散，而且此过程不可逆转，从而在国内形成一个新兴的产业部门，并且是一个增长最快的产业部门。
最后，这个国家新兴的产业部门中新技术相对于其他国家相应的传统产业部门中的老技术，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技术平台的差距”，这就导致其在生产率上和产品价格上的优势，从而导致该国产业部门在贸易出口额的增长，使其处于领先地位。弗里曼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专利保护和技术诀窍的壁垒，即使新技术在国际上扩散，原创国家一般来说仍然可以在该产业部门中维持10～15年的龙头地位。
经济学家常说，技术创新不仅与产业的形成有关，而且还与国家之间的产业竞争有关。这是为什么呢？
20世纪50年代之后，国际经济竞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高度的“产业特征性”，具体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是国际经济竞争主要表现为各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份额上的竞争。国际贸易总额是许多不同产业部门的国际贸易总额的总和。各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上的出口总值则是其许多不同产业部门在国际贸易上的出口总值的和。二是各个国家经济竞争主要表现为在各种产业部门上的竞争，这种竞争具体体现为该国的这一产业部门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所占份额的多少。三是各个国家在产业部门上竞争力强弱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各有所长，如美国在信息产业、民用航空产业等方面强，日本在家电产业、轿车产业等方面强，德国在轿车产业、化工产业等方面强，瑞士在制药产业方面强，瑞典在机械产业等方面强，等等。四是在同一产业部门内竞争力上处于优势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而另一些处于劣势的国家则占较小的市场份额。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在同一产业部门内一些国家在竞争上处于优势而另一些国家则处于劣势呢？
新熊彼特主义技术创新经济学家G.多西等人认为，其原因主要在于各个国家在产业技术平台、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创新努力程度三个方面存在着差距所致。
从事实层面上分析，具体来说有四点：
第一，自20世纪以来，各国产业在国际贸易市场上所占份额的不同，用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产业内专业化的机制原因”的理论去解释已不能说明问题。新熊彼特主义者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它实际上是与商品的技术特征（即与新产品和工艺创新的采用）有明显的正相关性。
第二，自20世纪以来，各国产业在国际贸易市场上所占份额的不同，以“生产要素禀赋为基础”的贸易理论去解释也受到诘难。新熊彼特主义者弗里曼等人对诸如化工产品、塑料、制炼厂、电子产品、半导体等产业部门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国内创新（如早期创新领先，通过二次创新和创新扩散来扩大经济规模，在创新中学习创新，等等）的差别，才是国际贸易市场上所占份额不同的核心基础。正是各国在各产业部门内创新的差别才是决定性的，而不是一个特定国家产业内的生产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
第三，与各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所占份额多少相关的商品特征，与这些国家技术创新，国家科技政策、产业政策、经济制度等条件以及企业行为的形式有关。所谓商品特征实际上折射了国家的这些特征。国际贸易的事实表明，在国际贸易市场上某些产业部门占较大份额的国家，常常是在该产业中努力从事自主创新活动并取得骄人成果的国家，即具有相当强创新能力和创新努力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创新努力和创新成果的国际分布远不是均匀的，即使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也是如此。真正在从事原创性自主创新的国家，仅10个左右，即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瑞典、瑞士等，而且其成员相对稳定。这些国家分别瓜分了世界主要技术密集型产业部门大部分的市场份额。
第四，国际经济竞争中的统计证据表明，在创新能力方面的这些差异对应了劳动生产率方面同样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并不与资本辕产出比上的类似差异相关。也就是说，各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差距和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主要来自于与技术创新有关的“生产函数”方面的差异，而不是“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这是当今国际生产体系的根本特点。
面对国际经济竞争的这些事实，新熊彼特主义经济学家是怎样解释的呢？
在上述事实的基础上，新熊彼特主义者G.多西等人从理论层面上进一步建立了自主技术创新的产业竞争力模型，可简述如下：
（1）从世界范围来看，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同时存在着不同的（“较好”或者“较坏”）技术、产品和企业，而且这些企业的技术吸收、积累和创新的能力也是不同的，一些国家比较先进，一些国家比较落后；或者在一个国家内一些产业部门比较先进，另一些产业部门比较落后。
（2）同时，各国在促进技术创新活动有效开展的三个因素的强度上也有差异性，这三个因素是，作为技术创新基础的科学发展水平；于与技术创新活动开展息息相关的经济制度；盂技术创新活动的激励机制。
（3）当各种各样的经济诱发创新的条件（如市场诱发、科技推动、价格诱发等）一旦出现，那些技术水平高、技术创新能力强的企业纷纷通过自主技术创新向市场推出新产品，这样就在世界范围内导致了国家之间和国家之内的两个基本调整过程：一是新技术在那些技术水平高和技术创新能力强的“比较优势”的企业和部门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使这些国家的相关产业部门技术平台处于领先地位；二是在国际市场上贸易份额的分配产生了调整，那些产业技术水平及其创新能力领先的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就会逐步取得更多的份额，从而形成更多的利润。这样就导致了国家与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的差距。
这就是说，世界经济发展是一个非均衡的过程，它的特点是两种对立的力量相互作用，一是自主技术创新，它趋于扩大国家间的经济技术差异；二是技术扩散和技术模仿（技术引进），它趋于缩小这些差异。一个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占的份额的多少即竞争力的大小，取决于三个要素，一是模仿国外的先进技术（技术引进），二是本国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三是本国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强度。现在的情况是，首创性的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十来个发达的工业国。一个后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是否缩小了它与前沿国家的生产率差距，不仅取决于它技术引进的模仿努力，而且也取决于它的自主创新能力及其努力，还取决于先进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此外，一个后进国家通过模仿活动即使成功地缩小了生产率差距，如果不在创新活动的强度上也超过先进国家，也不可能在生产率上超过它们。这个结果告诉我们，我国经济发展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国外先进技术引进的阶段，满足于使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自主技术创新能力，高强度地开展自主技术创新活动，才能积极地赶超发达的工业国。
您讲得对。
技术创新与产业革命
国际经济发展中还存在著名的产业革命的情况，例如您前面所述，1750耀1830年的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1830耀1890年的德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1985年以来的美国的“新经济”，都分别极大地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其原因何在？
新熊彼特主义认为，这是因为这些国家通过若干原始自主创新及其创新扩散，在国内形成几个相互关联的新兴的产业部门，实现技术经济模式的转变，从而导致这些国家分别出现新的产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