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成家以后，彼此交往的机会少了，只有在每年的正月初五，这个被我们沿用了整整十年的“法定节日”里，大家才能凑在一起上我这儿聚会。这一天，已为人母的感觉暂时忘却了，琐碎繁杂的家务坚决抛开了，一个个都全身心投入地重温那没来得及过完的“女儿瘾”。
又是正月初五。姐妹们差不多已全都到位，只有宁宁一直到我们举杯互祝时才姗姗来迟。大伙儿起着哄要罚酒三杯，宁宁连连告饶解释，是她忘了路，整整折腾了两个钟头才找到这里的。说来也难怪宁宁，她有两年多没上这儿来了，前年聚会时她在度蜜月，去年又正好坐月子，加上如今新楼新路建得又多又快，变化实在太大了。
“记忆力越来越坏了，”宁宁一向多愁善感，忧心忡忡地抱怨说，“以前看见妈妈一天到晚找眼镜总觉得好可笑，现在轮到自己了，无论什么事，一转身就忘。唉，有时候简直怀疑脑筋有没有出毛病……”
宁宁举了一大串健忘的可笑例子，立即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仿佛全得了“传染性健忘症”，顿时，叹息声四起。
“嗳，别唉声叹气的，‘健忘’有什么不好？那些最伟大的科学家、作家几乎个个都有健忘症。”柳英说，“比方牛顿，不是连自己有没有请客人吃过饭都忘了吗？还有爱因斯坦、陈景润、马克·吐温……哦，对了，要不要听我讲个笑话？”
一听说柳英要讲笑话，大家果真来了精神。柳英微微一笑，煞有介事地清清嗓子说：“话说某一天，马克·吐温外出乘车碰上查票，他翻遍了口袋及随身行李，硬是找不到自己的车票，他急坏了。幸亏列车员认识这位大作家，相信他不会逃票，便安慰他不用找了。然而，马克吐温说——”讲到这里，柳英卖起关子来，把大家逗急了，她才继续说了下去，“他说：‘不行啊，先生，找不到车票，我怎么知道我该在哪里下车呀。’”
大伙“哄”的一下全乐了。笑了半天，又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记性这么差的人居然成了著名作家，可见“健忘”不一定就是坏事。说着说着，大家索性攀比起谁的记性坏来。正争得不可开交，伊甸突发奇想——每人讲一件能说明自己记性最差的事，然后评出“最佳健忘奖”，优胜者奖大“金元宝”一对。
伊甸的提议立刻博得一致赞同，她得意极了，开心地嚷着“我干部带头”，开了第一炮。
据说读大学时，有一次伊甸同时给妈妈和男友各寄了一封信。几天后，男友来信了，居然说收到的是她写给妈妈的信。会不会是阴差阳错地装混了？这下可把伊甸吓得不轻。当时她妈妈正竭力反对她同他的事，要是让老人读到那封“肉麻”的情书，还不要了她的小命？次日，妈妈的信也来了，伊甸战战兢兢地拆开一看，咳，原来妈妈收到的是一只空信封！那封情书夹在一本琼瑶小说里……
在欢快的戏谑声中，一个个五花八门的健忘故事接踵而出：晓雨翻遍了一切自以为可能的地方，就是找不到男友送的那条丝巾，好些天以后，才无意地发现，那定情之物安然无恙地珍藏在一个放小玩意儿的“百宝盒”里：盈盈有一次去买化妆品，付了款取了找头，没拿来“永芳”就回了家：还有绒绒、杨叶、一苇……
轮到我了，未曾开口，自己先笑了。
几天前，我路过西施大街，一个从商厦出来的女子高喊着我的名字跑过来。望着她惊喜而热烈的样儿，我心里却纳闷：这是谁呀？她见我一脸茫然，也换上了诧异的神色：“你要死啦，连我也认不出了？”我无可奈何的摇摇头，忽而，又发觉她优美的嘴角线条似曾相识，忙咋呼着：“别动，想起来了……”
她嫣然一笑，扭身背朝我问：“我是谁？”
可惜，记忆又“短路”了……
性急的伊甸连忙问：“到底是谁？”我又笑了，笑得前仰后合不能自持。半晌我才止住笑指指柳英：“喏，她姐姐柳菁。”
“啊！”大家异口同声地怪叫，“你这家伙，健忘得也太出格了！”谁都知道，柳家曾是我们一壁之隔的邻居，朝夕相处十多年，前两年才各自搬了新居。
又是一阵疯笑。笑罢闹够了，矛头一致指向好久不曾开过口的柳英，要她来一个最绝最精彩的。不料柳英耸耸肩膀，作了一个鬼脸：“我没有，我想不起来了。”
“好极了，我宣布，”伊甸迫不及待地站起来说，“东道主理应弃权。经本权威人士裁定，伊甸小姐荣获‘最佳健忘奖’。”说着，她伸手就去抓桌子中央的那两只巧克力“金元宝”。
“且慢！六七年前的故事都记得，你还健忘？”柳英拉开伊甸，把“元宝”抢了过来，举过头顶，然后狡谲地一笑，“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这记性还不够最坏吗？这‘最佳健忘奖’，非我莫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