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世交友如果能够真正做到待人以诚，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改正自己的过错，并且从不苛求于人，那么他就能够把与自己交往密切的朋友转化为自己的资源，把他人的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而使自己取得成功。而那些不能够待人以诚的人，就不能交到真正的朋友，而成为飘流孤岛之上的“鲁宾逊”，事业的发展就会失去许多良机，成就伟业也就只可能是一种妄想。在这一点上，曾国藩的“待人以诚，天下归心”的关系绝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人脉资源很重要
【曾国藩语录】
人生在世，个人不可成事也。欲成大事，须营运关系，借他人之力以成自己之事。
人是社会中的人，越是走向高位，人际关系也越复杂，因为社会关系不仅仅是“友道”，而要打上很多互相借助、互为利用的印迹。通常说，人是最复杂的动物，实际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难处理。曾国藩善于建立自己的人脉资源，并懂得如何经营人际关系，且随着地位越高越善于经营，越善于注重与人“牵手”，真可谓明白人做明白事。
曾国藩一路冲杀，从乡野之民走向二品大员，在中央十余个部门任职，在地方历任两江总督、直督等要职。由此可以推想，他所建立的人际关系是复杂的，他肯定非常懂得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来“借网捕鱼”。
道光二十一年的春节，是曾国藩在京城度过的第一个春节。大年初一，他起得很早，作为翰林院的一员，他要参加黎明时在太和殿举行的朝贺大典。隆重的仪式举行完毕后，曾国藩回到家中，拜见父亲后即去各处拜年。此后接连四天，曾国藩每天都是马不停蹄。
他拜年的顺序是先拜老师，他们是曾国藩学习的榜样，而且也是朝中的大官员。他们多在内城居住，因此曾国藩初一当天，即从棉花六条胡同的寓所拜见了他十分敬重的老师们。这是曾国藩关系网中的第一个层面。
接着，曾国藩前往各处拜访湖广同乡。当时湖南已独立了省份，但清朝时还归湖广省管辖，因此曾国藩拜访的同行不仅包括了寓居京师的湖南籍官员，而且包括了湖北籍官员。这是曾国藩交际圈中的第二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是所谓的“同年”，即同学。按《曾国藩日记》载，这又包括甲午乡试同年，及戊戌会试同年两部分人。道光十四年，曾国藩中举。戊戌是道光十八年，这一年曾国藩正式跻身士林，成为曾门的第一个进士。这些“同年”是曾国藩走向社会的关系基础。
对于师长辈，曾国藩在交往中贯穿一个“敬”字。比如对他的老师吴文镕，逢年过节，曾国藩自然拜谢有加，吴升任江西巡抚赴任时，曾国藩早早起来，一直送到彰仪门外。
祁隽藻，号春浦，当时颇得皇帝宠信，也属曾国藩的师长辈，曾国藩自然少不了与之往来。他知道祁喜爱字画，于是亲自到琉璃厂买了最好的宣纸，为祁写了一寸大的“大”字百六十个，恭恭敬敬送上，让祁高兴不已。
对于乡辈同僚，曾国藩在交往中贯穿一个“谨”字，即一定距离，不可过分亲近，但必须尽职尽责。比如他主持湖广会馆事务，每逢节令时日，他都想得很周到。
对于同年，曾国藩在交往中贯穿一个“亲”字。曾国藩说，同学情谊在所有亲情之外是最相亲谊的。这种感情不源于天然，但又胜过天然。因此，他主张对同年要有求必应，尽己力而为之。
作为现代人，我们每天都面临激烈的竞争与沉重的压力，对于如何在这强手如云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成就一番大的事业而言，建立和维护好自己的人脉资源非常关键的一步。你的人际关系好，人脉资源丰富，就意味你做事情所得到的机会越多，你所能够利用的资源也会越多，你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要巩固势力，那就亲上加亲
【曾国藩语录】
观古今成大事之人，无不有人相助相抚，力单者无以成大业。
中国作为一个关系社会，做任何事情都很难离开关系。与有实力的人、有才能的人、有权力的人联姻，这是一种很有效的建立关系的手段，这样就能够壮大自己的势力，在成就大事中多了几分力量。这在传统社会中是司空见惯的事，深谙人情世故的曾国藩也不会例外，他当然会利用这种手段来扩张与巩固自己的阵地，而使做起事情更加容易。举例来说，早年同曾国藩换过帖子的至交好友，像刘蓉、罗泽南等人，他们后来都与曾结为亲家。
刘蓉是曾国藩的老乡，是诸生出身，年少时，就曾同曾国藩、罗泽南一起讲求程朱理学。稍长，与曾国藩共读于湘乡书院。随后，又与曾国藩、郭嵩焘同在长沙切磋学术，关系极为密切，三人曾换帖订交。他同曾国藩的气质尤为相近，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曾国藩承认，自己学业的进步，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1851年，曾国藩为母在籍守制之时，清延命他帮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但他并不打算应命出山，又是在好友刘蓉和郭嵩焘的反复劝说之下才毅然毁弃前疏。在此之前，刘蓉曾致书曾国藩说：“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如果仅以“托文采以庇身”，则有华无实，舍本求末，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作为一个文人士子，应以“救于治乱”为己任，以“以身殉国”为最终目的。在曾国藩应命出山之际，刘、郭二人也应其请出而助一臂之力，但与曾约定：“服劳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曾国藩对刘、郭二人的人生情趣非常钦佩，至交之情有时超过兄弟之情。三人这种相同的志趣，深厚的友情，自然是他们成为儿女亲家的牢固基础之一。
曾国藩的另一个至交兼亲家郭嵩焘是湖南湘阴县人。他十八岁的时候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结识了刘蓉。因刘蓉是曾国藩的同乡旧好，所以经刘介绍郭与从京城回到长沙的曾国藩相见，两人一见如故，相互切磋学问。如前所述，曾、刘都是“笑谈都与圣贤邻”、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但郭的志向与他们有所不同。他的兴趣专注于词翰之美，也就是说一心做一个真正的学者。郭终生明显地体现出文人固有的气质。尽管他在中进士、点翰林之后，也曾担任过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兵部左侍郎、礼部左侍郎，出使英法公使和兵部侍郎等重要官职，但他在仕途生涯中充满着险阻，最终遭革职罢官，忧郁老死于故乡。作为郭嵩焘的好朋友，曾国藩对郭的特长也了解得清清楚楚，明确指出：“筠公芬芳悱侧，然着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郭嵩焘喜议论，好批评，容易不满现实，近似于屈原、贾谊式的不得志而又不为当道所欢迎的人物，不是能够替封建朝廷担当匡扶社稷的“繁剧”之任的材料。曾国藩无愧为“知人之明”，郭嵩焘后来的遭遇的确证实了这一点。
尽管郭嵩焘与曾国藩志趣不同、个性特征有异，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至交好友的关系。郭嵩焘曾两度赴京会试于礼部，吃住均在曾国藩处。发榜之后，郭却名落孙山，不无忧郁之情，曾国藩“力劝之，共酌酒数杯”。后来，郭嵩焘又赴京会试，仍吃住在曾国藩那里达数月之久，这次他终于金榜高中。由此可见，郭嵩焘之所以最终跻身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梯，与好友曾国藩对他在学业上和生活上的帮助、关照是分不开的。他从内心感激曾国藩，曾国藩也不时流露出对郭嵩焘才识的钦敬之情。正因为他们俩人之间有着这样一种亲如兄弟般的交情，所以曾国藩的“夺情”出山，实是郭嵩焘、刘蓉两位好友苦劝的结果。当曾国藩在出山之后，感到经费紧拙而又无从筹集之际，郭嵩焘则提出立厘捐之议，规盐厘之法，解决了湘军的第一大困难。此外，湘军水师的创建，也与郭嵩焘有一定的关系。这些建议和主张，对于曾国藩能够造就出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兵的新式地主阶级武装，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由于有着上述这样坚实的友情基础，曾国藩的四女曾纪纯成为郭嵩焘长子郭刚基之妻：郭嵩焘与曾国藩结为儿女亲家的事也就无需媒人说合。
类似的例子还不少。如文武兼治有成的罗泽南，是曾国藩早年从学问道的朋友。在罗泽南驰骋疆场身亡之后，他的次子成了曾国藩的三女婿。再如李元度，是曾国藩患难相依的忘年交，几次舍死护从曾国藩，曾国藩本想促成他与九弟曾国荃联姻，后来却成为了曾纪泽兄弟的儿女亲家。
俗语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在现代社会，要成就一番事业，力单势薄是肯定不行的，在许多场合我们必须借助别人的才力、财力与势力，这就需要我们借鉴历史的有益经验，汲取前人的智慧，做到强强联合，相互合作，共谋宏图伟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