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满腹经纶，欲报效国家，将自己的一套经世安邦之策付诸实现。王闿运的这种抱负因太平军起义的爆发而更趋强烈了。起义军入湘后，曾国藩奉清廷之命帮办湖南团练，组织湘军与起义军为敌，王闽运曾多次上书言事，得到了曾的重视。后虽因身系独子，未能从军，但从此与湘军将帅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在太平天国存在期间，他曾三度至曾国藩驻地探视，并参与谋划。据王闿运晚年的弟子杨度后来追述，当时王氏“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横，曾、胡却顾咸相谢”，而王氏则“笑起披衣下”。说的是王闽运曾游说曾国藩、胡林翼与太平军“连横”反清。王、杨师徒交情甚密，且当时王尚健在，故其说宜有据。计其进言当在1855年冬王到武昌探望曾营时。但曾国藩把王看作是狂放不羁的文士，虽诗歌唱酬，优礼至甚，而于其意见，殊少采纳，却也是事实如1856年初王作书与曾，促其建议撤团防、废捐、清理田赋，以减轻对人民的压榨，防止人民投奔和响应太平军，曾就没有接受。故王对曾，也始终只以后辈和朋友自居，未尝甘为僚属。
王闿运为人慷慨激昂，向以霸才自居。他在1855年劝曾国藩自立不成，1860年再入曾府，仍喋喋而谈，其意也是“彼可取而代之”；但曾国藩却正襟危坐，以食指蘸杯中茶汁，在几上点点划划。不多时，曾起立更衣，王闿运便站起窃视几上，只见上面依稀有个“妄”字。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此时的曾国藩正准备北上“剿捻”。一见王闿运到来，极为高兴，但因有了前两次“劝进”，曾国藩自然有所警惕。但王闿运这次却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只是与曾国藩讨论学问。他对曾国藩说：“公之文，从韩愈以追西汉，逆而难，若自诸葛、魏武帝以入东汉，则顺而易。”曾国藩起初听得津津有味，并频频点头。的确，学习辞章从唐代韩愈，上溯西汉，逆而难，如果自曹操入东汉，就较容易，也顺理成章。但到后来，曾国藩还是听出了王闿运的弦外之音。原来还是让他做曹操！但曾国藩这次倒也平静，故作不知。王闿运自知他的帝王之术再无实现的机会，颇为沮丧，只得悻悻而归。
三次纵横计不就，王闽运对曾国藩的看法大为改变。说曾国藩再次出山已“变节为巽顺”，虽功成名就，但“避事”不敢担当。直到晚年，王闿运经历了清亡、袁世凯复辟败亡等重大的历史事变，才对曾国藩当初不自立为帝的看法有了改变。据说民国后，珍藏着曾国藩“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一联的朱老夫子，曾专门去拜访这位当年行纵横计的王闿运，并拿出曾联求王写跋语。王闽运大为惊叹说：“难道真有这个联吗？涤丈襟怀，今日以前，我只知一半，今而后，乃全知。吾老矣，如果不是您相示，几不知文正之所以为文正，左老三（指宗棠）之所以为左老三。”沉思片刻，即欣然命笔，另书一联曰：“花鸟总知春浩荡，江山为助意纵横？”书毕，对朱君说：“吾不敢着墨文正联上，以重污文正。另书此，纪文正之大，且以志吾过。”霸才悔过，对曾国藩恪守名份、不越雷池一步的行为赞叹不已，说叫曾国藩的忠诚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不肯越雷池一步，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操守。现在有许多人走向失败，就在于他们无所顾忌，任作妄为，跨越雷池，总想事事成为人先。殊不知任何一种名利的诱惑之下都深埋着一个陷阱，稍有松弛，就有可能落入圈套，再也没有机会爬起。因此，对于成大事的人而言，越名位的事应该慎而又慎！
每时每刻都要小心
【曾国藩语录】
身居高位有三端：一是不参与，二是没结局，三是不胜任。
曾国藩说，身居高位的规律，大约有三端：一是不参与，就像是于自己没有丝毫的交涉；二是没有结局，古人所说的“一天比一天谨慎，惟恐高位不长久”，身居高位、行走危险之地，而能够善终的人太少了；三是不胜任，古人所说的“惊心啊，就像以腐朽的缰绳驾驭着六匹马，万分危惧，就好像将要坠落在深渊里”，惟恐自己不能胜任。
曾国藩说：越走向高位，失败的可能性越大，而惨败的结局就越多。因为“高处不胜寒”啊！那么，每升迁一次，就要以十倍于以前的谨慎心理来处理各种事务。烈马驾车，绳索已朽，随时有翻车的可能，做官何尝又不是如此？
他详细阐发说：国君把生杀夺之权授给督抚将帅，如同东家把银钱货物授给店中众位伙计。如果保举太滥，对国君的名器不甚爱惜，好比低价出售浪费财物，对东家的货财不甚爱惜一样。介之推说：“偷人家的钱财，还说成是盗；何况是贪天之功以为是自己的力量。”曾国藩对此语略微加以改动：“偷人家钱财，还说成是盗，何况是借国君之名器获取私利呢？”曾国藩认为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这就是违背了不干预之道，是注定要自食恶果的。一事想贪，则可能事事想贪，一时想贪，则可能时时想贪。如果视手中的权势于虚无就会少生无妄之想。至于不终、不胜，曾国藩则更深有体会，他说：陆游说能长寿就像得到富贵一样，开始我不知道他的意思，就挤进老年人的行列中了，我近来混了个虚浮的名誉，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就得到了这个美好的声名了，古代的人获得大的名声的时候正是艰苦卓绝的时候，通常不能顺利地度过晚年，想到这些不禁害怕，想要准备写奏折把这些权利辞掉，不要再管辖这四省吧，害怕背上不胜其任，以小人居君子的罪名。
曾国藩虽身居高位，却时时犹履薄冰，大功告成之日，更是益觉如踏危局。这倒使得曾国藩该得到的都得到了。
正是这种战战兢兢、时刻处于危机之中的心态，造就了曾国藩一刻也不放松的性格，成就了他的显赫功业。
知足者常乐
【曾国藩语录】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
曾国藩一生功名卓着，被一些人颂为“古今完人”，为是他善于从“知足”两字面上下功夫，讲求谦让退让之术与修身之术是分不开的。他以“知足”、“谦让”为人生学问，真可谓智者！
曾国藩深谙知足之道，他曾经写道：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姿，多欲为患害。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未得求速赏，既得求勿坏。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求荣不知厌，志汰神愈昂，岁燠有时寒，日明有时晦，时来多善缘，运去生灾怪。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片言勤招尤，举足便有碍。戚戚抱殷尤，精爽日凋瘵。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君看十人中，八九无依赖。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涂，奚事生嗟气？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语云：名根未拔者，纵轻千乘甘一瓢，总堕尘情；客气未融者，虽泽四海利万世，终为剩技。
这话的意思是：知足就会觉得心中像天地一样宽广，贪得无厌会觉得宇宙也十分狭小，对于没有超乎常人资质的人来说，多欲多求就更招致祸害：贫困时总想到丰盛，困境时经常寻求平安，富贵时要求有千乘车，尊贵时追求万钉带，没有得到又要求迅速赏给，得到后又永久占有，芬芳的香气可比椒兰，位置稳固如同泰山。追求荣华富贵，没有知足，整日精神昂扬但越来越萎顿，天气有寒有暖，日月有全有缺，时运好时多结善缘，时运不好会生灾患。各种福分不可期求，各种祸害往往纷至沓来。一句话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举首望世界，乾坤是多么大啊。得到荣誉不要立即欢欣，遇到患难也不要立即气馁。你看十个人中，八九没有依赖。别人穷困多超过我，我的穷困仍然可以忍耐，况且处于平坦夷途，还有什么事值得生气叹息呢？对于世界少一些索求，走路、睡觉都十分喻快，听天由命活到老，就不会四处不安。俗话说：一个名利思想不能彻底拔除的人，即使能轻视富贵荣华而甘愿过清苦的生活，最后还是无法逃避名利世俗的诱惑；一个受外力影响而不能在内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泽能广被四海甚至遗留给千秋万世，其结果仍然是一种多余的伎俩。
是的，名利心切的，必然俗见重。名心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如成功、成名、成人、成绩、成就、成仁，成礼、成全、成事、成家、成熟等等，正是这样一种广泛的、普遍的心理愿望，使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期待，事事周全，样样完满，件件顺遂，这就是俗见。自然，就对疾病的有无，子孙贤良与否也格外看重。没有得到，就希望得到，得到了，又害怕失去；自己得到了，害怕子孙失去，子孙没有得到，又希望他们得到。人一天到晚就处于这样的患得患失之中，何处是个尽头呢？
曾国藩认为：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的有二端：日长傲，日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于嚣讼。凡机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练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
从上面几则文字中，可以看出曾氏十分谦虚，他认为自己享有大名，是因祖宗积德所致，且总觉名誉大，因此教育家人不可倚势骄人：他认为傲气是致败的原因之一，并指出傲气的表现形式在言语、神气、面色三个方面；他谆谆告诫弟弟们要谦虚，对于没有经历过艰苦的后辈子弟，他更担心，怕他们不知不觉地染上骄傲的习气，“谦”是曾氏家教的一个重要内容。
“天道忌盈”，是曾国藩颇欣赏的一句古话，他认为“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势不多使”的内容是“多管闹事，少断是非，无撼者也无怕者，自然悠久矣”。他也很喜欢古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认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他主张“总须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惭渐可以收场”。他于道光二十五年给弟弟们的信中教弟弟们应“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己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后在军中，军务繁忙，他仍写信告诫沅弟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不仅对军事而言如此，且“凡事皆然”。同治二年，曾国荃进军雨花台，立下战功，然其兄要求他“此等无形之功，吾辈不宜形诺奏犊，并不必腾诸口说，见诸书牍”。叫他不要表功，认为这是“谦字真功夫”。
曾氏为官不傲，也与磨练有关。道光年间，他在京做官，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结怨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地方官员有隔阂。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经过一年多的反省，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即憎恶）人以白眼蔑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又反省自己“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为人之道：“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因此，他自勉“只宜抑然自下”。在官场的磨砺之下，曾国藩日趋老成，到了晚年，他的“谦”守功夫实在了得。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自从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位高名重，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他的谦让是出于真心，特别是后来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他更认为：“居官不能视事，实属有玷此官”，多次恳请朝廷削减他的官职，使自己肩负的责任小些，以图保全晚节。
善于知足，讲求谦让，这是一种贤者的修身态度，也是一种有所作为者的谋世智慧！一个人幸福与否，在很大程度跟自己是否知足有很大的关联。心不知足，天底下所有的名利都填不满自己欲望的口袋。心里善于知足，则幸福就会充满于自己的起居生活中。名利心太大，会让自己急功近利，而忘记了藏在底下的危险，做人太盛气凌人，就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这些东西，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不屑一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