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自己的才能
【曾国藩语录】
鄙人阅历世变，但觉除得人之外，无一事可恃也。
说到求才，我们自然就会想到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战国时期沉埋于民间的贤能之士汗明问春申君：“君听说过千里马的故事吗？千里马到了不可以乘用的年龄，拉着载盐的车子上太行山，伸蹄曲膝，垂着尾巴，皮肤一块一块地溃烂，嘴和鼻子喷着白沫，大汗淋淋漓漓地直往下落。到了半山坡，它再也走不动了，驾着车辕，不能向山顶爬。这时，正好碰上伯乐。伯乐一见，就从车上下来，拉着马络头哭了。伯乐脱下自己穿的麻布上衣，盖在马的身上。马被感动了，就低下头喷着鼻子，抬起头发出长鸣。它的声音响彻高高的天空，就像从金钟石磐里发出的乐音。为什么这匹马会这样呢？因为它认出伯乐是最了解自己的人。”
而曾国藩在求才时，则是什么手段都用，他根据不同对象，或结以交情，或待之以诚，或激之以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因此，他每到一地，即广为寻访，延揽当地人才，如在江西、皖南、直隶等地都曾这样做。他的幕僚如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求得的。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其所出“告示”中还特别列有“询访英贤”一条，以布告远近：“淮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保奖。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乱，生民或有苏息之日。”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后，上《万言书》，并进入幕府，成为曾国藩进行洋运动务的得力助手的。
在直隶总督任内，为广加延访，以改当地士风，曾国藩除专拟《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广为散布外，还将人才“略分三科，令州县举报送省，其佳者以时接见，殷勤奖诱”。曾国藩与人谈话、通信，总是殷勤询问其地、其军、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发现，即千方百计调到自己身边。他的不少幕僚都是通过朋友或其他幕僚推荐的。为了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免因自己一时言行不慎或处事不当而失去有用之才，曾国藩力克用人唯亲之弊。同时，他自强自励，“刻刻自惕”，“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妨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庶几借此微诚，少补于拙”。从其一生的实践看，他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曾国藩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见，求才之诚，罕有其匹，事实证明其招揽与聚集人才的办法是正确的和有效的。
曾国藩还注意人才的互相吸引。“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曾国藩曾经以青蚨子母相依不离，家雉能招致野雉来形象比喻在求才时须注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结伴而来，相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及其余”之效。曾国藩求才若渴，每与人通信、交谈，辄恳求对方推荐人才。故曾国藩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方宗诚、陈艾都是吴廷栋推荐的。安徽人吴汝纶是方宗诚推荐人幕的。凌焕是刘星房推荐的。赵烈文是周腾虎推荐的。李兴锐是帅远鲁与李竹浯二人推荐的。李善兰大约是郭嵩焘推荐入幕的。李善兰推荐张文虎入幕。容闳则是李善兰、张斯桂、赵烈文三人推荐的。向师棣是严仙肪推荐的。
曾国藩在长沙求学期间，与郭嵩焘、刘蓉深交。任京官时，以文会友广交朋友，他除了师事理学名家唐镜海、倭艮峰外，另外如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吴子序、邵蕙西等友人，后来都成为他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也有不少人慕名而来与曾国藩结交。他记载道：“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予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湘军的重要将领江忠源及文士吴敏树也是这时在京城结识的。他在礼部复试时，因欣赏“花落春仍在”的诗句而识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阅卷时看中了陈士杰。后来，他们对曾国藩的事业都有过很大的帮助，特别是陈士杰。曾国藩交游的目的很明确：“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
曾国藩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培养，是他的“事业”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早已是人们的共识。李鸿章作《曾文正公神道碑》，称誉他“持己所学，陶铸群伦。雍培浸灌，为国得人……知人之鉴，并世无伦。万众一心，贯虹食昴。终奠九土，踣此狂丑”。曾国藩确有谋国之忠与知人之明。后来，薛福成评述道：“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屑不遗余力。”
曾国藩为国得人，集中体现在他的幕府济济多士。曾国藩因“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他于1852年初出办团练后，即开始物色人才，罗致幕府。随后随着战事的日益发展，湘军的日益扩大，幕府人物也渐积渐多。幕僚容闳追述湘军安庆大营的情况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及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无不毕集”。
曾国藩用人，放眼五湖四海，声明“用人之道，官绅并重，江楚并用”。故他的最重要的八十九位幕僚中，就籍贯言，湖南籍二十一人，占最多；江苏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余四川、贵州、广东、湖北、江西诸省无不有人人幕。就人员分布言，共达九省。就出身言，上至进士、举人，下至诸生、布衣，等级不一，均为座上之客。就人缘言，既有曾国藩的同窗同年，乡亲故旧，也有曾国藩的门生弟子，还有一些则“识拔于风尘”。就特长或职业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的幕僚多为办理文书、刑名、钱粮人员的“实务性”框子，更多出谋画策，从容讽议，招勇领军，指点州牧的政务性人员。此外，“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而且，“于军旅、吏治外，别有二派：日道学，日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涂宗瀛、倪文蔚、甘绍盘、方某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时文正幕中，有三圣七贤之目，皆一时宋学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罗致之。”由于曾国藩首倡洋务，一批洋务派官吏最先孕育于曾氏幕府，如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后来接办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致力于近代海军的丁日昌等；一些外交人员，如先后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国的公使郭嵩焘，出使西班牙、德国的参赞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学技术人员，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也被延入曾氏幕府。这些鲜明地体现着曾国藩对幕府制度因时变革的时代意识。
曾氏幕府由于人数众多，范围广泛，加上曾国藩本人知人善任，故“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它被誉为清中叶后人才的渊薮，殆不为过。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唱不了一台戏，众人，拾柴火焰才会高，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由高智商人才组成智囊团为其出谋划策，因此要成大事，就必须要团结一批有才干的人才，做到群策群力，同舟共济，共赴目标。
人才的标准是什么
【曾国藩语录】
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
曾国藩深知人性的优点与弱点，也深知清政府败腐的原因，在选用人才方面，自有一套标准。这些标准或许大悖于一般所谓“惟才是举”的说法，不过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很有益处的。
曾国藩的选将标准除廉明、智略才识之类标准之外，还另有特色。一是选用“忠义血性”之人。
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要求湘军将领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根本的封建统治秩序，具有誓死与起义农民顽抗到底的意志，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冲锋陷阵，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体赢弱者，过劳则疾；精神匮之，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选用具有“忠义血性”者为将领，可以为整个军队起到表率作用，这样便可以带动全军效忠朝延，从而能够使这支新兴的军队一湘军，不但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功能，同时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
二是注意选用那些“简默朴实”之人。
曾国藩对于绿营兵官气深重，投机取巧，迎合钻营的腐败风气有着很深的认识，他说：“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以窍太多，漓朴散淳，其意蔼然。”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规定，不用入营已久的绿营兵和守备以上军官，选将必须注重“纯朴之人”，即脚踏实地、无官气、不浮夸伪饰之人。这种将纯朴之人委以重任的做法，对提高湘军的战斗力极为重要。
三是选用能“坚忍耐劳”之人。
“坚忍”亦就是打仗时能冲锋陷阵，身先士卒。曾国藩虽为一介儒生，最初对于治军没有多少经验，但他清楚，行军作战倍加艰辛，只有“立坚忍不拔之志，卒能练成劲旅……数年坎坷艰辛，当成败绝断之处，持孤注以争命。当危震撼之际，每百折而回。”他提倡在艰苦环境中具有矢志不移的勇气。
曾国藩在其一整套的选将标准中，一反中国古代兵家论将、选将的方法，而将“忠义血性”，意即对封建政权的忠心放在了第一位。为此，他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书生为将。在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人占百分之五十八。
在曾国藩看来，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出身卑微，迫切希望改变所处的社会地位。按惯例应通过读书做官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然而，清朝末年的状况却使他们无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据统计，清末全国绅土人数约有145万，政府官职及头衔仅能容纳15万，闲居乡里的绅士至少有130余万，两者之间差距悬殊。当社会统治秩序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他们本能地站出来，以封建的卫道精神同农民军进行对抗，扞卫封建的统治秩序，加之无官可做只好投笔从戎，一显身手。
按照这些标准选将练兵，处理将士关系，虽未必能达到他的“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人心”的目的，但确实使曾国藩得到了一支非比寻常的军队，从而使他博得了皇帝对他的重用和将士僚属对他的拥护。
除这些明文规定的标准之外，曾国藩还有一套只实行不公开的选将方法，其内容如下。
一是表现欲过强的人，不可久用。
大家在一起交往，如果一个人老是自以为是，以自己为中心，处处争强逞能，不给别人以表现和施展的机会，那么别人很快就会对他产生反感，将来一起合作共事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二是慎用有大才而性格偏激之人。
前后出入曾国藩幕府的人不下三四百，走出曾国藩幕府而任高官者也不下百余人。曾国藩与这些人的关系大体是很融洽的。只有少数几个人很不买曾国藩的账，左宗棠就是其中之一。对于左的天才可用，曾国藩多次向清廷密保、密荐，但对左在自己手下工作，曾国藩却十分慎重。
左宗棠于1859年12月结束了在湖南巡抚手下的幕客生涯，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采纳了王柏心的建议，沿江东下投奔曾国藩。1860年4月20日，清政府命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但曾国藩却在是否任用左宗棠襄办军务的问题上顾虑重重，犹豫不决。他承认，长期以来左宗棠在湘抚张亮基、骆秉章幕府，大力支持他筹建湘军，湘军“出征”后，为湘军募勇、集饷，厥功甚大。1854年3月，曾国藩兵败靖港，投水自尽，湖南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准备参劫曾国藩，“罢遣湘军”。
就在他兵败自尽的当天，左宗棠却从长沙赶往铜官渚，安慰、鼓励他整军再战，雪中送炭，盛情可感。但曾国藩又认为自己与左宗棠的思想基础不同，左宗棠言大志高，个性刚强，难以驾驭，虽说谋略甚深，却又缺乏实战经验。
再者，曾国藩与王闽运发生矛盾时，左宗棠是王而非曾。所以，清政府虽然于4月20日命左宗棠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曾国藩却迟迟没有上奏表态。6月3日，胡林翼致书曾国藩说：“左季高，谋人忠，用情挚而专一，其性情偏激处，如朝有争臣，室有烈妇，平时当小拂意，临危难，乃知其可靠，且依仗季公，其功或成。”对此，曾国藩不能不慎重考虑胡林翼的推荐。
就他与胡林翼的关系，与左宗棠的交情，以及他统率的湘军的处境而论，权衡利害得失，他不能接受从胡林翼的请托。如果他把左宗棠拒之千里之外，不仅开罪胡林翼，并将受到湖南官绅舆论的指责。经过反复“格物穷理”后，1860年6月16日，曾国藩上奏请留左宗棠襄办军务，这时左宗棠已经在湖南筹建新军了。
三是有三种人不可举荐升官。
跟随曾国藩从军打仗的人，尤其是出谋划策的幕僚和下属，他们都希望得到曾国藩这位“盟主”的举荐而飞黄腾达。曾国藩对下属和幕僚确也不吝举荐，但他举荐人是有条件的，有三种人曾国藩不愿保奏，一是才高德薄名声不佳者，一是才德平平迁升太快者，一是个人不愿出仕者。
第一种人如周腾虎、金安清等，往往一经保举，即遭弹劾，心欲爱之，实却害之。例如，周腾虎刚受到奏保，即连遭弹劾，遂致抑郁而死，使曾国藩大为伤感。曾国藩从此接受教训，其后屡遭弹劾、名声极坏的金安清在幕中为他出力效命之时，他力排众议，坚持只用其策，不用其人。
第二种人如恽世临、郭嵩焘等，皆经曾国藩直接间接地奏保，于两年之内连升三级，由道员超擢巡抚，复因名声不佳，升迁太快而被降调。曾国藩亦从此接受教训，待1865年10月清政府欲令李宗羲署理漕运总督、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而征询曾国藩的意见时，曾国藩即直抒己见，并提出自己的理由，认为他们资格太浅，物望未孚，洋人变诈多端，非勋名素着大臣，不足以戢其诡谋而慑苦难骄气，该员实难胜此重任。总之是不同意这种安排，以杜升迁太骤之弊。结果，清政府接受了曾国藩的意见，随即撤消此议。
至于第三种人，本人不愿出仕或不愿受人恩德，受保之后本人不以为因，反成仇隙，说来颇令曾国藩伤心。虽未知其姓名，却可断定确有其事。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谈到奏保之难时说：“近世保人亦有多少为难之处。有保之而旁人不以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为德反成仇隙者。余阅世已深，即荐贤亦多顾忌，非昔厚而今薄也。”这可以说是曾国藩的阅历之得，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