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礼才能得到人才
【曾国藩语录】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单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
曾国藩不仅重视选拔人才，而且重视培养人才。他对部属进行教育、培养、熏陶的原则是“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所谓“用仁”，就是视部属如子弟，教育其努力上进，帮助其成才、发迹；所谓“用礼”，则是指对部属恪守礼法，持之以敬，临之以庄，保持尊严和得体，避免言行举止的失态。因之形成了独特的一套人才造就之法。
曾国藩把各种人才招来以后，先要对人才有个或长或短的“访察”即考察过程。以辨其贤否、真伪，然后“权其材智长短器使之。各尽其用，人无弃材”。所以，除了一些直接破格提升委以重任者外，曾国藩一般是将所罗致的人才先安置到自己的幕府即大本营内，让他们办理文稿、充当参谋等，使他们得到实际工作的锻炼，增长才干，取得办事经验。同时对伯们进行经常性的品德教育与熏陶。这种熏陶、教育、培养，既有他以自己日常生活中一举一动的无言表率来潜移默化，也有他对部属们进行的经常性训话、交谈和约束。通过这样一段时间的教育、培养和锻炼，把他们造就成才，并伺机荐任合适之职。
曾国藩曾在《原才论》中论述育才之法，提出“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强调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他最恨官气，因此就摒弃官府排场，力禁部下迎送虚文；他最恨懒惰，自己就首先做到放醒炮即起。而对部下僚属，小到个人治心治身，大到治军治饷，无不以自己的信条、经验严格要求，耐心训导。在他给部下的批牍和书札里，训导劝勉之语甚多。曹国藩赋予他的幕府两种职能，一是治事，一是育人，使幕府不仅是抬事之所，也是培养人才的学校。曾国藩本人既是军政官长，也是业师，幕僚则既是工作人员，又是生童。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他在给丁日昌的信中则谈得更为具体：“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司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盲，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监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这既是对江南制造局的要求，也是对整个幕府的要求，可以说是他设立幕府的一项宗旨。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此意，自觉去做，曾国藩还写了一副对联，贴在总督衙门的府县官厅上：
虽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
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寮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
曾国藩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每个幕僚。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将当时切于实用的知识学问概括为四项内容，令每个幕僚自选一项进行习练，并将此列入条令，人人都必须遵守。他在《劝诫委员四条》之三《勤学问以广才》中说：“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四端，日军事，日吏事，日饷事，日文事而已。凡来此者，于此四端之中各宜精习一事。习军事则讲究战攻、防守、地势、贼情等件。习吏事则讲究抚字、催科、听讼、劝农等件。习饷事则讲究丁渭、厘捐、开源、节流等件。习文事则讲究奏疏、条教、公牍、书函等件。讲究之法则不外学问二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勤习不已，才自广而不觉矣。”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办法约有三条：课读、历练、言传身教。曾国藩要求所有部属、僚友按其专业方向读书学习，而对自己身边的幕僚则抓得尤紧，要求尤严，既有布置，也有检查。在环境较为安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如曾国藩大营进驻安庆之后，他就对身边幕僚进行定期考试，每月两次，亲出题目，亲阅试卷，评定等次。在曾国藩与赵烈文的日记中，都有关于曾国藩考试幕僚的记载。曾国藩通过这种办法，既可督促幕僚读书学习，也可了解他们各自的情况与水平。与此同时，曾国藩还利用茶余饭后的闲暇，结合自己的阅历与读书心得谈古论今，内容切合实际，形式生动活泼，使幕僚潜移默化，增长学问，扩大眼界。
对于不在身边的幕僚，曾国藩则主要采取个别谈话和通信、指示的形式，结合实际工作进行教育。曾国藩在回顾自己对部将的教育时说：“臣昔于诸将来谒，无不立时接见，谆谆训诲，上劝忠勤以报国，下戒骚扰以保民，别后则寄书肯诫，颇有师弟督课之象。其于银米于药搬运远近，亦必计算时日，妥为代谋，从不诳以虚语。各将土谅其苦衷，颇有家人父子之情。”这里说的是带兵将领，但对于幕僚亦与之相似。曾国藩在“书札”与“批札”中对其如何做事、如何做人总是谆淳嘱咐，既有鼓励、鞭策，也有告诫。对一些亲近幕僚的训诫更是不胜枚举，如李榕在太湖城外带兵期间，李鸿章在主持江西赣州厘金局期间，曾国藩都连连写信，有察必批，有函必答，于如何做事，如何做人，不厌其烦，循循诱导。
天底下很少有现成的人才可以用，大多数人才无不是经过精心培养而成的。身为现代领导者，培养人才也应讲究仁礼两端，一方面要努力创造出一个培育人才的环境，通过言传身教来提升属下的才能；另一方面要恪守礼法，严字当头，通过严格的制度来管理人才的培养。只要这样做了，任何一个单位都会出现人才济济的局面。
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曾国藩语录】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用人也应用其长。
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个人的能力再全面，也会有其所不能，一个人无论多么平庸，也总会有其特长。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只有借助人力为我所用才能成功。对于人才，无论其性情如何，只要有利于事情的顺利完成，就要为我用，不论其出身，不论其所从事职业，甚至其品德也可以不考虑。因为人才是多方面的，瞎子的听力好，哑巴的手势打得逼真，这是常理。人有这面的缺点就有另一方面的特长。
曾国藩对人才任用的成功得益于他对人才的分类观察：
一是节清之家。节清之人德行厚重，仪容端庄，未被使用就已引人注目，他的道顺畅而有救化，因此在未显达之时，众人乐意举荐他。显达之后，上下之人都尊敬他。功足具激浊扬清，德足以师表风范。这种人对社会没有祸害又能长久显达，因此为世人所尊重。他们处理各种事物井井有条，政绩与德行齐飞，声名和形象一色，让其他人肃然起敬。
二是法家。法家之才，以制度为本，待成功之后才显出效果，这种方法先苦后甜。严厉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在未显达时，众人猜忌，政令施行之后，上下之人又畏惧他。功绩在于能建立法制，安邦定国。
三是术家。术家之才，出于聪明多思，等到计谋成功才显现出他的本领。一般在开始时深藏不露，然后方逐渐显现才华，达到精深玄妙的地步。在未显扬本领之前，许多人发现不到他的才能。他的才能，会得到明主的珍视。功业足可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通古今之变。而当其引退时，隐藏在不为人知的地方。作为一种人才，神奇而不经常被用，因而有时会沉没无闻而不显扬。
四是国家栋梁之才。国家栋梁之才往往德、法、术之才兼备。其德足以整肃社会风气，法制足以匡正天下，权术足以制定国策，可谓国家栋梁一类的人才。三才兼具者才能德行足以代替君王掌管国家。他们道德清扬，可谓一国表率；能依法治国，整肃法纪，又不会失之严酷；他们足智多谋，果敢善断，而且文能诗文，武可行兵打仗，竭尽忠诚，为国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上古的伊尹、吕尚可谓代表，三国时的诸葛亮也可以算在此内。
五是大臣或地方官之才。兼有三才，但是三才都不够纯备。德行可以做一地一域的表率，法足以治理一地一乡，权术足以权衡处理一般事宜，这是出任大臣、地方官的人才。
六是智识之士。智慧明识的事业，本于推原测度。其治理之道顺遂而不违逆。所以当其未发达时，被一般人所容纳，已成功时，为宠爱者所推许。其功业足以佐助明主，深于思虑。而其弊处在于只知直趋，不知退隐，或者违背正常以保身自全。作为一种事业，才智足备但难以维持正义，因此有时先得利而后招致祸害。方略谋划一事，对军事、行政、教化工作能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这种人才在才智上也许不逊于谋略家，但在勇气和行动上不如谋略家强劲，往往是知而能争，争而不得。无力坚持正确的东西，要么屈从，要么逃避，因此声名功绩终不如谋略家显达。
七是臧否之才。褒贬善恶的事业，根本在于是非。其治理之道清廉而且规范。当其未成功时，能够被一般人所认识，一经显达，又为一般人所称道，其功业足以辨别善恶，观察是非。其弊害在于为毁谤者所怨恨。其作为一种事业，严厉而不宽容，因此有时先为人赞赏，而后被人疏远。
八是伎俩之才。讲求技能的事业，根本在于事功能。其治理之道辨慧而且神速。当未显达时，为一般人所惊异，已成功时，被政府委以职任。其功业足以清理繁冗，纠正邪谬。其弊端在于使普通人劳顿而使地位低下者疲惫。作为一种事业，细致却不安泰，因此是治理之道的末等。
九是文儒之才。这是三种人才的合称，包括：文章写得好的人，可传道授业的教育人，才和德都好的舌辩之士。文章之才可以着书立说，文章千古，如司马迁之着《史记》；能传授圣人经典，激扬文理，却不能干预施政的人才是儒学教育之才；论事未必有道理，但应对自如，能自圆其说，或洒脱，或放浪形骸，或偏激，或正统，这类人属于口辩之才。
十是骁雄之才。骁雄之才一般胆力卓绝，才略过人，但是对于治国的才能和人际的心机考虑不够。他们属于政治上幼稚、容易被小人陷害的人。刘邦手下的韩信和宋朝的岳飞都属此类。
在利用上述人才时，曾国藩特别强调了要小心谨慎，尽可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量才录用，扬长避短。曾国藩认为：雄韬大略之人有其不足，鸡鸣狗盗之徒也有其优势。所以他就上述人才分类中的八类主要人才，进一步论述了他们各自在应用中的优势与不足。
一、“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治小则迂”：王化之政，也就是以德行教化为主的政治。提倡以德为主的人，属于节清家一流的人才，他们适合做全面的统辖工作，而“以之治小则迂”。
二、“器能之政宜于治烦，以之治易则无易”：精明强干，德、术、法都倡导，但主张与力度都不够强的人才，是独挡一面的器能之才。他们有精力和智慧去开创局面，治繁理乱。比如在民智尚未开化的地方，由于野蛮，缺少正常社会秩序，不用强力手段去征服，只用一味的文明说教，多半会越治越乱，器能之人可能会以暴抗暴，先把恶势力和恶霸除掉，使当地人得到实惠，自然慢慢接受到文明教化，地方就日渐平安、富裕了。
三、“策术之政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这种人多策善划，胸中有奇谋，最适合于乱世中生存发迹，如遇奇主，一拍即合，会策划出惊天动地的大手笔来。在战乱时期他们是一代奇士。但在和平安定、无所纷争的环境下，他们却难以找到发挥其智慧的用武之地，而平淡一生。乱世用奇，治世用正，就指的是这一类奇才。
四、“法家之政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法家之才用法制推动一切，富国强兵，用强硬手段整治腐败和歪风邪气，会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如果用同样严厉的方法来治理贫困地区，因手段残酷，反而搞得人心惶惶，民不堪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