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桀不知怎么听说了汤在商国勤政爱民，和睦邦交，准备进攻夏国的事，于是夏桀就设计把汤骗到了夏国，软禁在夏台（位于今河南禹州，又称钧台）。商国的右相伊尹设法营救汤，送去了很多珍宝及十名美女给夏桀。夏桀见了美女和珠宝，原先的怒气早到了九霄云外，以为商国还是臣服于自己的，就把商汤放回来了。
商汤死里逃生，更增加了对夏桀的仇恨。他在夏国被囚禁了一个时期，对夏王朝的腐败情形更加了解。回国后，他不仅更坚定了诛灭夏桀，拯救人民的决心，并且更加努力地加快了伐夏的准备工作。
商汤回到商国，派人去劝说那些受夏朝控制的小国归顺商国，反叛夏朝，又消灭了那些一意孤行跟随夏朝的小国；同时，商汤在国内对百姓更加爱护，加强商国对国民的凝聚力，以便在攻打夏桀时得到国人的支持，听从他的号令。
商汤做好准备工作后，就成立了讨伐夏国的联军，出兵进攻夏国。临行前，商汤全身披挂，在几个武士护卫下，登上高台大声说道：“诸位将帅、武士们，我并不愿意兴兵打仗，实在是因为夏桀罪恶累累，是上天命令我们去消灭他。我畏惧上天，不敢不听天命，而放纵了夏桀。现在，就连夏国的臣民也对夏桀恨之入骨，他的命令已不被夏人听从。所以我必须去讨伐他，拯救苦难中的夏民。你们要同心协力，听我的话，完成上天交给我的使命，我将重重赏赐你们。你们要相信，我是不会食言的。如果你们不听我的命令，不努力作战，我就要重重惩罚你们。”
商汤讲完，就率领讨夏大军，浩浩荡荡地向夏国进军了。夏桀听说商汤出兵来攻打自己，连夜调集军队，设下几道防线来保卫都城。只见商军兵强马壮，军威赫赫，而夏国的军队久不上战场，平日又没有进行严格的训练，军纪涣散，无心作战，所以两军刚一相遇，夏军的防线就被突破。夏国的军队不堪一击，四散溃逃。夏桀看到大势已去，便灰溜溜地带着几个护从，逃出战场，向南巢（今安徽巢县西南）逃窜，商汤带领部队紧追不舍，终于在南巢将这个作恶多端的暴君俘获。商汤本想杀死夏桀，以平民愤；但转念一想，自己一向以宽厚仁慈着称，要是杀了桀，民众会对他有别的看法，况且对现在已成了阶下囚的夏桀杀也无益，留着又何妨？于是，商汤就把夏桀囚禁在南巢，自己班师凯旋回毫城了。
随着商汤的建立，夏朝也就彻底灭亡了。计算起来夏王朝自夏禹建国，传了十六个国王，延续了四百多年，到夏桀这一代，就灭亡了。那个亡国之君夏桀，被软禁在南巢，郁郁寡欢，过了几年，也就死去了。大约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即距今三千七百多年以前，商汤正式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商朝。
关于伊尹的故事还有另一个说法。商汤灭亡夏朝、建立商朝，有一个得力助手，就是把他从钧台营救回来的右相伊尹。伊尹名挚，原是商汤的岳父有莘氏家里的奴隶。有莘氏嫁女给商汤的时候，伊尹作为陪嫁奴隶，到了商汤家里。
伊尹刚到商汤家里，商汤并没有发现伊尹是个人才，只是让他在厨房里干活。怀才不遇的伊尹为了让商汤知道自己是个有本领的人，便想了一个办法。伊尹有一手做菜的好手艺，他把菜做得很可口，有时候却故意做得没滋没味的，好让商汤生气而找他。有一天，商汤果然被那没滋没味还炒煳了的菜激出火来，叫来伊尹，要他说明白。伊尹就利用这个机会，用炒菜打比方，说：“做菜不能太咸，也不能太淡，只有把佐料放得恰到好处，火候也掌握得合适，菜才能好吃又有味。治理国家也和做菜是一个道理，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拖沓懒散，只有张弛有致，才能把事情办好。”伊尹这一番以菜喻事，果然触动了商汤的心事。商汤发现自己厨房里居然有这样的人才，就解除了伊尹的奴隶身份，任命他为右相。伊尹为报达商汤的知遇之恩，帮助商汤筹划进攻夏朝的大计，还在危急的时刻营救商汤脱离了夏桀的囚禁。使商汤得以完成灭夏朝、建商朝的功业。
商朝建立初期，各种典章制度，也是伊尹帮助商汤制订的。制度规定官吏一定要勤勤恳恳地工作，要忠于王室，不怀二心，否则就要受到严厉的责罚；又制定了十多条法规，人们犯了罪会受到惩处，甚至于罚作奴隶。因此，商朝初期的官吏都不敢胡作非为，政治上比较清明，经济发展的也挺繁荣。商汤死后，商朝的第二代、第三代君主，也受到过伊尹的辅佐，帮助他们兴利除弊，管理好国家。据古书上记载，有太甲在伊尹的督促下改过自新的事情。
商汤建立了商朝，在位三十年就死了。商朝的继承法是兄死弟及，没有弟弟，才传位给儿子。商汤没有弟弟，长子太丁应继位国君，可是太丁比父亲死得还早，所以就由太丁的弟弟外丙继位。外丙在位三年也去世了，他的弟弟仲壬继位。仲壬在位四年也死了。这时候由开国元老伊尹做主，由太甲继承了王位。太甲是太丁的儿子，商汤的孙子。
太甲继承了王位，伊尹一连写了三篇文章给太甲阅读，教他怎样做一个好的君主。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叫《肆命》，专门讲如何分清是非的道理，对于什么样的事情不应当做，什么样的事情应当做，都说得清清楚楚。还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徂后》，讲的是商汤时候的法律制度，教育太甲一定要按照祖先定的规矩行事，不能背弃祖训，爱所欲爱。
太甲读了这些文章，开始时也能按伊尹的教导行事，小心谨慎地遵守祖宗留下的规矩。到了第三年，他就忘乎所以了，认为一切应当由他说了算，否则枉为一国之君，被那个奴隶出身的宰相伊尹来管着了。他肆意妄为，不听伊尹的规劝，破坏了祖宗留下来的法律制度。他居然学夏桀的样子以暴虐的手段对付老百姓，百姓们怨声载道。
伊尹自然不能容忍太甲破坏汤王留下的清纪。他先是一再规劝，希望太甲对自己的行为要多加检点；后来看到太甲屡教不改，伊尹就把他赶下台，放逐到商汤的坟墓所在地桐宫（今河南偃师）去。在太甲被放逐期间，伊尹见朝中无主，就自己执政，管理起国家来。
太甲被放逐到了桐宫，祖父商汤的坟墓与他朝夕相伴。商汤虽然是商朝的开国君主，坟墓却与普通人的墓差不多，墓地上只有一座低矮的宫室，供一年一度的祭祀之用。守墓的老人听说太甲是因为违犯祖宗的制度被放逐到墓地上来的，就把当年商汤创业的故事，以及商汤订下的种种规矩，每天对太甲讲述，教育太甲应当以自己的祖父作榜样，做个贤明的君主。祖父商汤的伟大功绩，让太甲既神往又羞愧，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越来越觉得自己对不起祖父在天之灵，就决心改正错误。他以祖父作榜样，尽自己的能力帮助老弱孤寡，做事情也变得雷厉风行，而违反祖制和朝廷法律的事，太甲是决不会做的。
三年过去了。伊尹时刻关注着太甲在桐宫的所作所为，他的行动早已有人报告给伊尹了。太甲的悔过自新，让伊尹十分高兴，于是亲自带着文武大臣把太甲接回首都毫城，严肃而郑重地把政权交还给他。太甲以前事为师，按商汤时传下来的章法循规蹈距地做事，听从身边大臣的良言良策，把上至国家大事下到百姓生活都治理得井然有序，商朝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
战国初期，魏国是强盛的国家。这同开国之君魏文侯的贤明是分不开的。他最大的特点是礼贤下士，识人善任，器重品行高尚而又具有才干的人，广泛网罗人才，虚心听从他们的意见，善于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所以许多贤士能人都到魏国来了。
魏国有一位叫段干木的人，德才俱佳，声望很高。他隐居在一条僻静的小巷里，不愿出来做官。魏文侯想和他见面，向他讨教治理国家的方法。有一日，他坐着车到段干木家亲自去拜访。段干木听见文侯车马响动，连忙翻墙头跑了。魏文侯碰了软钉子，只好怏怏而回；以后接连几次去拜访，段干木就不肯相见。可是，魏文侯对段干木始终非常尊敬，每次当车路过他家门口，就要从座位上起来，扶着马车前边的栏杆，延颈仰望，以示敬意。车夫问：“您瞧什么哪？”魏文侯回答：“我看段干木先生在家没有。”车夫气呼呼地说：“段干木太不识抬举了！您几次来访他，他都不露面，还理他做什么！”魏文侯摆了摆手说：“段干木先生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不趋炎附势，学识渊博，品德高尚。这种人，我怎么可以不尊敬呢？”魏文侯干脆不摆国君的排场，不坐马车，不带仪仗，徒步来到段干木家里，这回总算见了面。魏文侯谦虚恭敬地向段干木求教，段干木为他的诚意所感动，为他出了不少好主意。魏文侯请段干木当相国（当时一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段干木怎么也不干。魏文侯便拜他为老师，经常来拜望他，听取他对国家重大问题的意见。很快这件事传开了，人们全知道魏文侯“礼贤下士”，敬重人才。于是一些博学多才的人，如政治家翟璜、李悝，军事家吴起、乐羊等便先后来投奔魏文侯。魏国当时人才济济，大家为文侯谋划国事，治理国家。
这时，魏国已经确立了封建政权，新兴地主阶级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但是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意识方面也还存在不少奴隶制的残余。这些东西严重妨碍了魏国的发展。魏文侯决心加以变革，便拜李悝为相国，经常和他商讨国家大事。于是，李悝也积极地提出很多建议。
有一日，魏文侯请教李悝，如何才能招募更多有才能的人到魏国来。李悝没有直说，反问道：“主公，您看以前传下来的世卿世禄制怎么样？”魏文侯说：“其中弊病甚多，需要改变。”李悝点着头说：“这个制度不变，就不可能吸引真正有才能的人到魏国来，国家便治理不好。”原来，依照“世卿世禄”制，奴隶主贵族的封爵和优厚俸禄是代代相传的，父死子继、子死孙承，即便儿子没什么本领，对国家也没什么贡献，同样继承父亲的封爵和俸禄，拥有贵族的种种特权，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一些真正有才干的人，只因为不是贵族子弟，便被这种制度卡住了，不能得到应有的地位。李悝将这个问题分析给魏文侯听，魏文侯十分赞成他的看法，便问：“那么如何改变呢？”李悝早已胸有成竹，不紧不慢地说：“我们一定要废除世卿世禄制。无论什么人，是平民还是贵族，哪个人有本事有功劳，便给谁官做，发谁俸禄；依本事和功劳大小分派职位，有功的必定奖赏，有过错的适当处罚。对那些既无才干又无功劳而又作威作福的贵族，采取果断措施，撤掉他们的俸禄，拿这些俸禄来招聘人才。这样，四面八方的能人贤士便会到魏国来了。”魏文侯一听，大加赞赏，便叫李悝起草改革的法令，不久便在全国执行了。这次改革，取消了腐朽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给予了新兴地主阶级参预政治的机会，给巩固魏国的封建政权创造了条件。
接着，魏文侯又采纳了李悝的意见，进行了经济改革。李悝为文侯算了一笔细账：一户五口之家的农民，耕种一百亩地，每年收到的粮食，除去交租纳税和自己家的口粮之外，就多不出什么了，如果遇到生病办丧事成灾害，或者国家增加捐税数目，生活就更难过了。为了改变农民的生活，则必须增加粮食产量。当时魏国土地大约有几百万亩，除去城、邑、山、河，可耕地还剩六百万亩。如果农民认真耕种，每亩地增产三斗粮食；相反，便要减产三斗粮食。这样有增有减，全国便相差一百八十万石粮食。因此，他提出实行“尽地力”的政策，便是积极兴建水利，改良耕作方法，来充分发挥土地的潜力。同时，李悝还设立了“平籴”法；丰收年成，市面上粮价低廉，为了不让农民吃亏。国家把粮食按平价买进；遇上荒年，市面上粮价涨高，国家照常按平价把粮食卖出。如此，无论年成好坏，粮价始终是平稳的，人民生活会比过去安定，国家的赋税收入便得到了保证。
李悝还搜集整理了各国新兴地主阶级制定的法律，编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用法律形式将封建制度固定下来，以保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权利。魏文侯很赞同李悝的主张和措施，实行了李悝的计策以后，魏国很快便富强起来了。
魏文侯见国家实力增强了，便要去攻打中山国（今河北定州一带）。翟璜推荐乐羊为大将，说他是文武全才，善于领兵，定能把中山打下来。可是有人不赞成，说：“乐羊的儿子乐舒现在在中山做大官，他能出力拼命地攻打中山吗？就怕他疼爱儿子，到时候不能尽全力。”翟璜说：“乐羊是一位忠心为国的人。乐舒曾经为中山国君聘请乐羊去做官，乐羊知道中山国君荒淫无道，不仅没去，还劝儿子辞官。可见他是很有主见的。”文侯将乐羊找来，对他说：“我想让你率兵去平定中山，您儿子在那里做官，您去不去？”乐羊说：“大丈夫当为国家建功立业，要是攻不下中山，情愿受处分！”魏文侯便派他为大将，率领兵马，去进攻中山。连打几仗下来，魏国大胜中山兵。魏国兵马长驱直入，一直攻到中山国的都城，并且将都城包围起来。中山国国君十分惊恐，一边加紧城防，一边逼着乐舒劝说乐羊停止攻城。乐舒身不由己，只好登上城楼大叫，请父亲来见面。乐羊到来，不待乐舒开口，便把他大骂一通，命乐舒赶紧劝中山国君投降。乐舒请求，乐羊暂且不要攻城，待他同国君商议，乐羊同意给他们一个月的期限。
一个月很快过去了，中山国又要求再缓期一个月。如此缓攻几次，乐羊没有攻城。原来他想到，中山城墙坚固，强攻伤亡太大，因此采取围而不攻的办法来收买民心，等待时机再把都城攻下来。哪料魏国朝廷上一些嫉妒乐羊的人乘机到文侯跟前说起他的坏话来：“主公您看，乐羊开始进攻中山的时候，一路长驱直入。听儿子一番话，竟然三个月不作战。这不是徇私情是什么？要是不将乐羊召回来，只怕要前功尽弃了。”诽谤乐羊的话不时传进魏文侯耳朵里，魏文侯问翟璜有什么看法。翟璜说：“乐羊这个人很可信，主公不必怀疑。”于是文侯对各种诽谤乐羊的话一概不加理睬，照旧信任乐羊，并经常派人去前线慰劳，还预先在都城为乐羊盖了好房子，等他收兵回来住。乐羊心中非常感激，见中山国不投降，就率军队拼命攻城。中山国国君看到情势危急，便把乐舒绑了，高高地吊在城门楼顶的一根杆子上，想使这种办法迫使乐羊退兵。那日，乐舒在高杆上大喊：“父亲救我！国君说您若退兵就不杀我……”话没喊完，乐羊气得火冒三丈，拔出箭来就要向乐舒射去。中山国君一怒之下，果然杀了乐舒，并把他的头吊到杆子顶上，想要让乐羊因为悲痛，分散斗志。乐羊看到了儿子的头颅，指着骂道：“谁让你给无道昏君做事呐！真是罪有应得！他带领军队更加拼死攻城，终于把中山国打下来了。打败中山国以后，魏文侯便任命吴起为大将，率领军队去攻打秦国，连续占领五座城池。魏国便成了当时最强盛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