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
老海棠树
这形象，逐年地定格成我的思念，和我永生的痛悔。
如果可能，如果有一块空地，不论窗前屋后，要是能随我的心愿种点什么，我就种两棵树。一棵合欢，纪念母亲。一棵海棠，纪念我的奶奶。
奶奶和一棵老海棠树，在我的记忆里不能分开，好像她们从来就在一起，奶奶一生一世都在那棵老海棠树的影子里张望。
老海棠树近房高的地方，有两条粗壮的枝丫，弯曲如一把躺椅，小时候我常爬上去，一天一天地就在那儿玩。奶奶在树下喊：“下来，下来吧，你就这么一天到晚呆在上头不下来了？”是的，我在那儿看小人书，用弹弓向四处射击，甚至在那儿写作业，书包挂在房檐上。“饭也在上头吃吗？”对，在上头吃。奶奶把盛好的饭菜举过头顶，我两腿攀紧枝丫，一个海底捞月把碗筷接上来。“觉呢，也在上头睡？”没错。
四周是花香，是蜂鸣，春风拂面，是沾衣不染海棠的花雨。奶奶站在地上，站在屋前，老海棠树下，望着我；她必是羡慕，猜我在上头是什么感觉，都能看见什么？
但她只是望着我吗？她常独自呆愣，目光渐渐迷茫，渐渐空荒，透过老海棠树浓密的枝叶，不知所望。
春天，老海棠树摇动满树繁花，摇落一地雪似的花瓣。我记得奶奶坐在树下糊纸袋，不时地冲我唠叨：“就不说下来帮帮我？你那小手儿糊得多快！”我在树上东一句西一句地唱歌。奶奶又说：“我求过你吗？这回活儿紧！”我说：“我爸我妈根本就不想让您糊那破玩意儿，是您自己非要这么累！”奶奶于是不再吭声，直起腰，喘口气，这当儿就又呆呆地张望——粉白的花间，一直到无限的天空。
或者夏天，老海棠树枝繁叶茂，奶奶坐在树下的浓阴里，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了补花的活儿。戴着老花镜，埋头于床单或被罩，一针一线地缝。天色暗下来时她冲我喊：“你就不能劳驾去洗洗菜？没见我忙不过来吗？”我跳下树，洗菜，胡乱一洗了事。奶奶生气了：“你们上班上学，就是这么糊弄？”奶奶把手里的活儿推开，一边重新洗菜一边说：“我就一辈子得给你们做饭？就不能有我自己的工作？”这回是我不再吭声。奶奶洗好菜，重新捡起针线，从老花镜上沿抬起目光，又会有一阵子愣愣地张望。
有年秋天，老海棠树照旧果实累累，落叶纷纷。早晨，天还昏暗，奶奶就起来去扫院子，“刷拉——刷拉——”，院子里的人都还在梦中。那时我大些了，正在插队，从陕北回来看她。那时奶奶一个人在北京，爸和妈都去了干校。那时奶奶已经腰弯背驼。“刷拉刷拉”的声音把我惊醒，赶紧跑出去：“您歇着吧，我来，保证用不了三分钟。”可这回奶奶不要我帮。“咳，你呀！你还不懂吗？我得劳动。”我说：“可谁能看得见？”奶奶说：“不能那样，人家看不看得见是人家的事，我得自觉。”她扫完了院子又去扫街。“我跟您一块儿扫行不？”“不行。”
这样我才明白，曾经她为什么执意要糊纸袋，要补花，不让自己闲着。
有爸和妈养活她，她不是为挣钱，她为的是劳动。她的成分随了爷爷算地主。虽然我那个地主爷爷三十几岁就一命归天，是奶奶自己带着三个儿子苦熬过几十年，但人家说什么？人家说：“可你还是吃了那么多年的剥削饭！”这话让她无地自容，这话让她独自愁叹，这话让她几十年的苦熬忽然间变成屈辱。她要补偿这罪孽，她要用行动证明。证明什么呢？她想着她未必不能有一天自食其力。奶奶的心思我有点懂了：什么时候她才能像爸和妈那样，有一份名正言顺的工作呢？大概这就是她的张望吧，就是那老海棠树下屡屡的迷茫与空荒。不过，这张望或许还要更远大些——她说过：得跟上时代。
所以冬天，所有的冬天，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每一个冬天的晚上，奶奶都在灯下学习。窗外，风中，老海棠树枯干的枝条敲打着屋檐，摩擦着窗棂。奶奶曾经读一本《扫盲识字课本》，再后是一字一句地念报纸上的头版新闻。
在《奶奶的星星》里我写过：她学《国歌》一课时，把“吼声”念成“孔声”。我写过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奶奶举着一张报纸，小心地凑到我跟前：“这一段，你给我说说，到底什么意思？”我看也不看地就回答：“您学那玩意儿有用吗？您以为把那些东西看懂，您就真能摘掉什么帽子？”奶奶立刻不语，惟低头盯着那张报纸，半天半天目光都不移动。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但知已无法弥补。“奶奶。”“奶奶！”
“奶奶——”我记得她终于抬起头时，眼里竞全是惭愧，毫无对我的责备。
但在我的印象里，奶奶的目光慢慢地离开那张报纸，离开灯光，离开我，在窗上老海棠树的影子那儿停留一下，继续离开，离开一切声响甚至一切有形，飘进黑夜，飘过星光，飘向无可慰藉的迷茫与空荒……而在我的梦里，我的祈祷中，老海棠树也便随之轰然飘去，跟随着奶奶，陪伴着她，围拢着她；奶奶坐在满树的繁花中，满地的浓阴里，张望复张望，或不断地要我给她说说：“这一段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形象，逐年地定格成我的思念，和我永生的痛悔。
（史铁生）
那岂是乡愁
我岂能忘记那年的风雪，那北方古老的家园！
台北的雨季，湿漉漉、冷凄凄、灰暗暗的。
满街都裹着一层黄色的胶泥。马路上、车轮上、行人的鞋上、腿上、裤子上、雨衣雨伞上。
我屏住一口气，上了37路车。车上人不多，疏疏落落地坐了两排。
所以，我可以看得见人们的脚和脚下的泥泞——车里与车外一样的泥泞。
人们瑟缩地坐着，不只是因为冷，还是因为湿。这里冬季“湿”的感觉，比冷更令人瑟缩，这种冷，像是浸在凉水里，那样沉默专注而又毫不放松地浸透着人的身体。
这冷，不像北方的那种冷。北方的冷，是呼啸着扑来，鞭打着、撕裂着、呼喊着的那么一种冷。冷得你不仅是瑟缩，而且冷得你打战，冷得你连思想都无法集中，像那呼啸着席卷荒原的北风，那么疾迅迷离而捉不住踪影。
对面坐着几个乡下来的。他们穿着尼龙夹克，脚下放着篮子，手边竖着扁担。他们穿的是胶鞋。胶鞋在北方是不行的。在北方，要穿“毡窝”。尼龙夹克，即使那时候有，也不能阻挡那西北风。他们非要穿大棉袄或老羊皮袍子不可的。头上不能不戴一顶毡帽或棉风帽，旁边有一个人在车板上擤鼻涕，在北方，冬天里，人们是常常流鼻涕的，那是因为风太凛冽。那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猛扑着的风，总是催出人们的鼻涕和眼泪。
车子一站一站地开行着。外面是灰蒙蒙的阴天，覆盖着黄湿湿的泥地。北方的冬天不是这样的。它要么就是一片金闪闪的晴朗，要么就是一片白晃晃的冰雪。这里的冷，其实是最容易挨过去的，在这里，人们即使贫苦一点，也不妨事的，不像北方……
车子在平交道前刹住，我突然意识到，我从一上了车子，就一直在想着北方。
那已经不是乡愁，我早已没有那种近于诗意的乡愁，那只是一种很动心的回忆。回忆的不是那金色年代的种种苦乐，而是那茫茫的雪、猎猎的风；和那穿老羊皮袍、戴着毡帽、穿“老头乐毡窝”的乡下老人，躬着身子，对抗着呼啸猛扑的风雪，在“高处不胜寒”的小镇车站的天桥上。
那老人，我叫他“大爹”，他是父亲的堂兄。那年，他已经五十多了。晒黑的、风尘仆仆的脸，朴实的五官，光头上戴顶土黄色的老毡帽。在那五进的宅院里，他辛辛苦苦地支撑着那个老旧家庭的生计。对外，他要照管田庄；对内，他要照管四代同堂的三十多口家族的婚丧嫁娶和日常生活。而他，总是那么慢吞吞地，手揣在袖子里，微躬着背，迈着一定大小的方步。他说话的时候，总是那么把声音拖得长长的，仿佛字斟句酌，惟恐说走了嘴似的。其实，他只是习惯那么慢吞吞，好像任何重大的突发事件，都不会使他震惊似的。
我从小随父母在都市谋生，偶尔才回一趟老家。在老家人的眼里，我们已经是“化外之民”。而我对“大爹”的行动，也只觉得陌生而不惯。我不喜欢大爹，因为在他面前，我拘谨不安，而且动辄得咎。所以，如无必要，我几乎是不理他的。他似乎也不喜欢我们这几个在都市里学了新派的晚辈。我们有时无意中唱唱歌或大笑几声，或说说从外面学来的国语，他都会一字一板地训我们几句，说我们粗野、忘本，没有一点书香人家的规矩。然后甩甩袖子，迈过门槛走开。
我每次回家，总是情愿呆在祖母房里。祖母是大爹的婶婶，大爹是长房里的。祖母似乎也不喜欢大爹，她总是责怪父亲，不该放下家当，赤手空拳地跑到外面去给工厂里做事。“这个家应该有你们一份的。”
祖母叼着旱烟袋说，“你们倒慷慨！一家子到外面过去了。这家里的产业，可不就都给大房里占了去？看你大爹不声不响，老好人似的，岂不知庄上缴的、地里收的，都到了他手里。听他口口声声说穷，其实，谁有钱谁知道！只有我穷是真的。”祖母把旱烟袋里的烟灰磕掉，再去装烟，那烟叶是装在一个小小的蓝布口袋里的，发着呛人的气味。“我早就说，你们不在家里吃，这几年，省下来的，也够买几亩地的了。这还不是都入了你大爹的腰包？”祖母时常这样絮絮叨叨地说着，“将来分家的时候，说什么也不能马马虎虎的。你祖父弟兄三个，我们三一三十一，有钱分钱，有地分地。”
我不知道家里有多少可分的东西。除了我自幼在里面长大的这五进房子之外，我只听大爹跟父亲说过，有两个田庄，押给别人；有多少芦苇地，也当给别人了。只剩下一个“靳庄子”，现在家里的进项，只是靠“靳庄子”的收成。家里经常吃得很节省，我们每次回家，第一顿饭，大半是在外面喊的饺子，只有我们这几个从外面回来的人吃。以后，我们就跟着全家一同吃大锅饭。那菜多半是咸鱼、虾酱、小干鱼炒白菜、虾酱炖豆腐、成菜拌豆腐。夏天的时候，后园里有自己种的茄子、南瓜和豆角。粮米多半是高梁、小米和棒子面。只有过年才吃米饭、馒头和猪肉。打仗的时候，家里吃一种面条，硬硬滑滑的，人们说，那根本不是粮食，不知是用什么做的。吃多了，胃会胀痛。
家里自己养鸡，反正一切自给自足。好像人们从来也不花钱似的，据说，只有我们回家的时候，才从外面买一点东西来吃，那是拿我们当客人招待的。
“别以为他对你们好。”祖母说，“你们几年不吃家里，省下的钱，够他招待你们的了！”
大爹的太太，我们的伯母，我们叫她大妈。大妈是家里的“心脏”。
她永远是天不亮就起床。起床之后，她把自己打扮整齐，抱柴，烧水，把头天晚上浸好的秫米放在锅里煮粥。高梁米最难煮，要费很长时间，才可以煮稠。等我们起来的时候，红红的秫米粥已经盛在乌亮的瓦盆里，炕桌上摆好自家腌的酱菜和成鱼，等着我们吃早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