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人生观方面的潜移默化作用
梁济对梁漱溟的影响还体现在他对人生和社会的理解和看法上。在梁漱溟自己看来，其早年的人生思想是功利主义的，认为人生就是要“去苦，就乐，趋利，避害”。他说：“是非善恶者，社会之恶名，从其取舍标志有所尚与所耻，而离开利害得失又何有取舍耻尚乎？”梁漱溟认为尽管当时自己并没有听说过西方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等功利派思想，但他的思想实质是与西方功利派不期而遇、几近雷同的。梁漱溟自称其思想内涵有西洋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成分，是来自于他的父亲梁济。
吾父是一个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个天资高明的人……他与母亲一样天生忠厚；只是他用心周匝细密，又磨炼于寒苦生活之中，好像比较能干许多。他心里相当精明，但却很少见之于行事。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
他最看重事功，而不免忽视学问。前人所说“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的话，正好点出我父一副心肝。——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也就是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
作为父亲，梁济给予梁漱溟的影响最重要的就是对于国家和社会的道德使命感，同时还有一点我们切不可大意略过的就是功利主义的思想。按照梁漱溟对梁济思想倾向的评说，梁济是一个读儒经尊孔孟的人。但是，他平素十分强调经世致用，看不起那些“读死书”之辈，认为中国积弱就是因为腐儒所误，坚持不渝以“务实”两字作为衡量所有事物的标准。
最可怪者，先父之思想，实与西洋思想相近。他实在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时时持一个标准，而依此标准评论一切。他所持有之标准，即是“有用处”三字。
先父思想之所以如此者……主张务实不务虚之故。惟其如此，故不令我读经书而使我入学堂也。
当然，梁漱溟的功利主义思想日后随着他视野的开阔，以及哲学兴趣的发生，也有了一定的嬗变。正是对哲学的留意，成了先生以后思想转变的始动因素。
（五）人格的感化
梁漱溟人格的形成与思想的沿革，受父亲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在那个时代没有人能像其父那样，用信任甚至是放任的方式对待子女。梁漱溟认为正是这种“放任中的信任”对他的帮助最大。先生在《朝话》中解释：“大概是先父看到了这一点：这孩子虽然是执拗错误，但对自己颇有自爱要强的意思，现在虽错，将来可‘对’，这‘对’可容他去找，现在不要干涉。先父的意思，恐怕就是这样。”因此，内心世界被深深地镌刻上儒家思想烙印的梁济，居然对作为中学生的梁漱溟在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里与革命党人交往，虽不赞同，却也不加干涉，实属难能可贵。梁漱溟毕生自信而执拗，处处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解决问题，使其言行符合内心理性的风格，与其父有意无意的不言之教是分不开的。
在平时生活上，梁漱溟与其父亲一样，严格要求自己，力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内在精神和外部行为均无瑕无疵的道德完人。而父亲正是他人格形成的原始模本。民国初年，国蹙财匮，民不聊生，而官吏却要求增加薪俸，政府竟然颁文实行。身为民政部小职员的梁济竭力反对，甚至抗领工资，并最后决定辞去官职。
对于梁济晚年思想趋于保守，梁漱溟从他的精神内涵上给予了非常合理的注解：
当40岁时，人的精神充裕，那一副过人的精神便显起效用来；于甚少的机会中追求出机会，摄取了知识，构成了思想，发动了志气，所以有那一番积极的作用；在那时代便是维新家。到了60岁时，精神安能如昔？知识的摄取力先减了，思想的构成力也退了，所有的思想都是以前的遗留，没有那方兴未艾的创造。而外界的变迁却一日千里起来。
于是乎就落后为旧人物了。
梁济一生步履踉跄，曲折跌宕，最终以自沉静业湖的方式为道德献身，替理想赴死，成就自己的道德完人形象。我们排除他思想上的委靡和行为上的退缩，还可觅得见梁济刚正不阿、抗争浊世的道德意念。梁漱溟认为，自己不依赖别人自主自律的性情，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都与早年自己所受的教育密切相关。
三、“学”、“问”并行的求学之路
（一）支离的小学教育
梁漱溟学问之路可谓一波三折，断断续续地延续着。6岁时，梁漱溟开始接受启蒙教育。他的老师完全是按照传统的习惯请来的塾师，但是教学内容却与一般的私塾教学迥然不同。
父亲梁济一开始就要求塾师教授一本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启蒙读物《地球韵言》，而不是去诵读四书五经。第二年，梁漱溟就被父亲送到了北京第一所西式小学“中西小学堂”。所谓“中西小学堂”，“中”就是指中文，“西”是指读英文ABcD，这在19世纪末应该是一件叫普通老百姓另眼相看、倍感新鲜之事。梁漱溟在这里愉快地度过了一年多的光阴，不料因为闹“义和团”——后来被称作拳匪，专杀信洋教（基督教）或念洋书的人，学堂被迫关门，梁漱溟爱不释手的课本《英文初级》、《英文进阶》等也唯恐被搜出来当成“二毛子”而付之一炬。“庚子之变”之后，新势力又有抬头，学堂复兴。已经辍学两年的梁漱溟于1901转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继续学习，次年又转入他父亲的挚友彭冀仲创办的以英文为主要课程的“蒙养学堂”。梁漱溟原本期望在这里读完小学，然而事与愿违，两年后，彭冀仲主办的《中华报》揭露袁世凯在其北洋营务处秘密杀害日本归来的维新派人物吴道明、范履祥而被查封。彭冀仲则被发配新建，监禁十年，“蒙养学堂”自然也只能关门。梁漱溟无奈再次辍学回家，并在家里接受父亲请来的教师的授课。后来，在江苏旅京同乡会办的江苏小学堂就学，直至小学毕业。
于是，有人说，梁漱溟的小学时代的学习始终是动荡不定的。先生也这样述说他的小学学习生涯：“我在小学时代前后经过两度家塾四所小学。这种求学得不到安稳顺序前进，是与当时社会之不安、学制之无定有关系。”
（二）精彩的中学时代
1906年夏，14岁的梁漱溟考入了“顺天中学堂”。顺天中学堂是北京最早的新式中学之一，为福建人陈璧所创办。这类学校在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大量地涌现，特别之处不仅在于它采用了西方的组织形式，设置了科学、数学和外语等课程；还在于它摆脱了地域的限制，抛却了在家族关系和地域区间内建立的传统意义上的学校，把深处各地的青年学生聚集在一起。
在顺天中学堂期间，梁漱溟的功利主义思想表现得非常明显，甚至把艺术和哲学看作是损人利己的胡搅蛮缠。梁漱溟这样评说自己在顺天中学堂学国文的态度，在顺天中学上一年级时，“国文讲义我照例不看；国文先生所讲，我照例不听”。对全不以为然中国文学遗产中的珍品，他“全不以为然”，尤其不喜欢老子那样的中国哲学家。受父亲的影响，梁漱溟在中学时期的思想是功利主义的。他在很多时候都有过这样的表述：约14岁光景，我胸中已有了一个价值标准，时时用以评价一切人和一切事。这就是凡事看它于人有没有好处，和其好处的大小。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掉转来，若于群于己都有顸大好处，便是天下第一等事。以此衡量一切并解释一切，似乎无往不通……
此时于西洋之“乐利主义”、“最大多数幸福”、“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等，尚无所闻，却是不期而遇，恰与西洋这些功利派思想相似。
梁漱溟还是民族主义浪潮中的一员。由于父亲的影响和对报纸的喜好，与其说他是在被这一浪潮推着走，不如说他是在引领浪潮。在顺天中学堂，梁漱溟便开始了他的强国实践。他在12岁那年就来到街头散发传单，积极参加民族主义运动；在1905年抵制美货的运动中，他热血沸腾，冲进店铺搜查美货；“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与另一名同学被推选为代表，“请求学堂监督给我们特聘军事教官，并发给枪支，于正课外加练军操”，以热血和武装来拯救灾难深重的国家和民族。
梁漱溟在顺天中学堂学完了整个中学学业，直到1911年中学毕业，从此就没有再系统地入学读书。当然，那个时候的中学与大学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当时以初设学校，学科程度无一定标准。许多小学比今日中学程度还高，而那时的中学与大学似亦颇难分别。”正是因为生源覆盖全国，学业内容和要求较高，中学时代的梁漱溟也因此受益匪浅，进而发生了他思想上的两个重大转变：一是抛弃了功利主义主张，重新审视周围世界，彷徨中不知不觉开始皈依印度佛教；二是由立宪派转为革命派，并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思考付诸行动。
“由求学而革命”，这是梁漱溟对他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成长历程的一个精辟概括。在顺天中学堂高年级时，喜好自学、看报、读书的梁漱溟已经开始“肆为议论”天下之事了。而除了书刊资料对学识的提升和拓展外，梁漱溟结识的两个新朋友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个是比梁漱溟低一年级而却长两岁的郭人麟。梁漱溟在评价郭人麟时说：“天资绝高，思想超脱，虽年不过十八九而学问几如老宿，他于老、庄、易经、佛典皆有心得，而最喜欢谭嗣同的‘仁学’。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亦足以笼罩我。”由于郭人麟的影响，梁漱溟开始转而尊重哲学，狭隘的功利主义思想为之打破，其思想也从近代西洋功利主义转移到“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
另一个朋友是后来插班的同学甄元熙。甄元熙在来北京之前就已经与革命党有过联系，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他在政治上直接影响了早年的梁漱溟，使得先生放弃了立宪主张，支持革命派。后来，他又介绍梁漱溟加入了京津同盟会，两人成了辛亥革命时期患难与共的战友。
（三）自学——一颗向上之心
在正规的学校教育之外，梁漱溟还渐渐养成了坚持自学的良好习惯。在小学堂读书时，梁漱溟就养成了自学的习惯，而当时最好的课外读物就是彭冀仲主办的《启蒙画报》和《京华日报》。在《启蒙画报》里，主要学习科学常识；《京华日报》的主要内容是新闻和评论。所有这些都引起了梁漱溟极大的探求兴趣，激发了他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
我的自学，最得力于杂志报纸。许多专门书和重要典籍之阅读，常是从杂志报纸先引起兴趣和注意，然后方觅它来读的。即如中国的经书以至佛典，亦都是如此。其他如社会科学各门的书，更不待言。
在顺天中学堂那个班上，一开始梁漱溟有3个好朋友，他们分别是福建的廖福申、北京的王毓芬、广东的姚万里。4个人在班上年龄都算是小的，其中，廖福申稍大一两岁。然而，廖福申少年老成，组织4个人结成相互促进的小团体，开展自学。
这一结合，是出于廖大哥的好意。他看见年小同学爱玩耍不知用功，特来勉励我们。
那时每一班有一专任洋文教习……全是天津水师学堂出身……教课认真，做事有军人风格。当然课程进行得并不慢。但我们自学的进度，总还是超过他所教的……然在当年那些经验上，使我相信没有不能自学的功课。
这一自学小团体，起初主要是预习功课的。英文、代数、几何，还有国文。但是，到了高年级，自学材料的范围更广，也更贴近时势。除了积极参与自学小团体外，梁漱溟还同小学一样重视课外自学。先生在回忆他自学的内容时说，他拥有从日本捎来的3年6大本《新民丛报》和《新小说》，“这都是当时内地寻常一个中学生所不能有的丰富资财”。在顺天中学堂参与自学小团体的经历对梁漱溟一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他后来从事教育改革、组织类似的自学小团体是对自己生活经验的提炼。
在“一股向上之心”的驱使下，梁漱溟对两个问题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而活；二是社会问题，即中国走向何处。梁漱溟以为他穷其毕生的精力无非是在这两个问题上，“而这两个问题的开端和确立，便自中学时代始……无论是人生问题或中国问题上，我当时都有着充分的自学资料”。可见，梁漱溟的自学不仅仅是为了求得知识，更重要的是善于发现生活中的问题，引起对生活的思考，发起解决问题的行动。
（四）“学”、“问”并行
梁漱溟的学习生涯并非闭门造车，他的求学总是由实际问题引发，或解决实际问题。因此，他不但热衷于学习，而且喜好思考。梁漱溟说：“我从懂事开始，就不断思索、探求着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一是人生。可以说这两个问题伴随我度过了80余年的岁月。”他由于“向上之心”的驱使，不断学习，而且终生不辍，所以，他对学习的理解也较一般人深刻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