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自学应当就是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要紧在生活中有自觉。单是求知识，却不足以尽自学之事。在整个生命向上自强之中，可以包括求知识……它不是一种目的。有智慧识见发出来，就是生命向上自强之效验，就是善学。假如求知识以致废寝忘食，身体精神不健全，甚至所知愈多头脑愈昏，就不得为善学。有人说“活到老，学到老”一句话，这观念最正确。这个“学”显然是自学，同时这个“学”显然就是在说一切做人做事而不止于求些知识。
自学最要紧是在生活中有自觉。读书不是第一件事；第一件事，却是照顾自己身体而如何善用它。
梁漱溟把“学”、“问”看成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认为学习知识只是过程，不是目的。学习的目的应是能根据学习的东西，在健康体魄的支持下，去“做人做事”。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梁漱溟才不可能在佛道上走得更远，信奉儒家面对现实生活，是他的必然选择。
四、梁漱溟的心思历程
梁漱溟的一生经历坎坷，富有传奇色彩。他6岁启蒙读书，却还不会穿袜子；小学时分别于两度家塾和4所小学求学，却未读四书五经，学的只是ABcD之类；只有中学文凭，却在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在城市喧嚣声中长成，却热衷于偏远乡村的建设；一生精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文化，却念念不忘佛家思想，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充分激活了我们的探求欲，牵引着我们对先生的心思历程孜孜以求。
梁漱溟的早年思想经历了几次重大的转变，而每次转变都是由人生所遇见的问题引发。他说：“我常常说我一生思想转变大致可分为三期，其第一期便是近代西洋这一路。从西洋功利派的人生思想后来折返到古印度人的世界，是第二期。从印度出世思想后来又转归到中国儒家思想，便是第三期。”
（一）早期的功利派思想与近代西洋功利主义
同符大约从十几岁开始用心思起，到20岁左右止，梁漱溟所关注的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救治社会流弊。此时，先生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并没有与民族问题、中国问题相联系，是一般性的人类社会的出路问题，这主要是受其父亲的功利思想影响。囿于这一思想，梁漱溟看待问题的眼界总游离于成败得失之间，以功利作为价值判断和是非得失的标准。于是，受此影响，他对社会问题的判断也几经变迁，徘徊不定。起初，他认同梁启超、康有为的“君主立宪”，但不久便同情和倾向于革命，以他的“社会主义##来救治时弊。虽然，梁漱溟一度几乎是“激进于社会主义”，认为当时人们所提出的种种救国方略“事属过去，其方兴未艾者，独社会主义耳”。但是，他的社会主义热情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民国初年，社会党党魁江亢虎等人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到处招摇撞骗，激起了梁漱溟对其投机主义心理的憎恶，使他“对社会主义隔膜了”。
梁漱溟亲眼目睹了辛亥革命果实被少数军阀窃取，而且他们潮起潮落、走马灯似的操持政府的权力，使得社会变得越发严酷、秩序更为混乱。他深陷困境，感到原先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不足以评定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精神世界出现了严重危机，两度自杀未果。
梁漱溟后来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反省，认为这是一种褊狭的见解。就其一个人的思想形成与发展而言，这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就先生本人而论，这并非理智的选择，而是当时文化氛围和生活环境、家庭教育等因素的影响所致。父亲的言传身教铸成了他评判事物的潜在标准，而社会态势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潜在意识。近代以来的救国呼声、西方文化的冲击与传播、亡国灭族的空前危急、宋明以来空乏学风所导致的种种流弊，都引导着自觉不自觉地走上功利主义的道路。
（二）皈依佛学、潜心佛法是其自觉选择
梁漱溟在解释功利主义价值观在其内心失落，并使他转入佛学时强调了三点原因：“第一，感情真挚易多感伤感触，佛家所谓烦恼重；第二，事功派的夸大心理易反动而消极；第三，用思太过，不知自休，以致神经衰而神经过敏。但在主观上则有一套理论，持之甚坚且确。因为发生厌世思想，则根本否认人生，更不讲实利。”这种解释是符合梁漱溟的思想实际的。遇事总要认真对待的梁漱溟，对所有问题都要用心思加以解决，问题愈复杂，他用心就愈过、愈苦。一旦遇见内心已有的思维模式和价值体系解决不了的复杂问题，就会导致精神结构失衡乃至崩溃。
梁漱溟皈依佛学的思想大约从20岁起到29岁放弃出家的念头止。这一时期的问题不再是从人生角度所感受的社会问题，而是人生问题本身。如果说接受西洋功利主义思想是无意识的选择，那么，崇信佛学、折入佛家一路完全是他自觉的选择。
这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第二次选择具有强烈的主观自觉，并认定他的这一选择是正确的，是适合他的生活和人生观的，也正契合了他内心深处的追求和理想。梁漱溟认为打破他功利主义狭隘观念束缚的是他的同学兼师友郭人麟。以前他只是自负救国救世，建功立业，但在人生思想上却是浅陋。“对于古今哲人高明一些的思想，不但未加理会，并且拒绝理会之。益受先父影响，抱一种狭隘功利见解，重事功而轻学问。”但自从遇到郭人麟后，几次交谈，竞使他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郭君精于老、庄、易经、佛典，而且喜欢谭嗣同的“仁学”。思想上的崇拜及至人格上的尊敬，梁漱溟便“尊为郭师，课暇就去请教，记录他的谈话订成一巨册，题日‘郭师语录”。从此“不敢谓佛老为绝无道理矣。”
梁漱溟思想的这一巨大变化是思想取向上的对立两极从一个极端跃入另一个极端，这一转变过程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折人佛学一路呢？有何内在的必然性呢？首先与他重人生的态度有关。早期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使他过早地承当了为国家命运和前途思考的任务。“为了救国，自然注意政治而求政治改造。”而当他面对政治的黑暗无可奈何之际，便又转入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当他把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联系起来的时候，便由“利”与“害”的问题转到“苦”与“乐”的问题上来。
梁漱溟从个人的生存体验开始思考人生问题。在他看来，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可避免地有对生活的苦乐感受。什么是苦？
什么是乐？梁漱溟认为，所欲得遂则乐，所欲不得遂则苦。欲望源自何处，又如何使欲望得遂呢？“欲望出自主观，其或遂或不遂则视乎客观际遇；是故苦乐殊非片面地从主观或片面地从客观所得而言之者。”也就是说，苦乐产生于主客关系之间，既不单纯取决于客观方面，也不单纯取决于主观方面。深感到功利主义无法解决苦乐问题、尘世的混浊、心的难测、世事的变故、生的多难、价值的失落、生命的元依，他由“人生问题烦闷中发生厌世出世之思想”，折入佛学一路便成为他思想的归宿和取向，实际上也是对现实政治的无奈和反动。抛弃了功利主义也就抛弃了对任何利害的追求和愿望，没有了利害观念也就没有了烦恼i。他的《究元决疑论》就是“为世间拔诸疑惑苦恼”而著。他循着人生问题，层层追问，步步究疑直至根本，即人心问题，这正是他后来又转向儒学的内在契机。此时的粱漱溟不是要真正解决苦恼问题，而是考虑如何取消这一问题，所以此时他没有转向儒学而转向了佛学。
沉浸佛学，数年不返，得意于自己构筑的理想天堂，拒绝一切外界的诱惑而专心于佛学。他如此自述：“大约十六七岁时，从利害之分析追问，而转入何谓苦何谓乐之研索，归结到人生唯是苦之认识，于是遽尔倾向印度出世思想了。十六岁曾拒绝母亲为我议婚，二十岁开始茹素，寻求佛典阅，怀抱出家为僧之念，直到二十九岁乃放弃。”对于正处于苦闷彷徨的梁漱溟来说，佛学是最好的逃避场所。不难看出，梁氏选择佛学完全是出于理智与自觉。不过，梁漱溟内心深处的功利主义与其虚幻世间人生的现实选择之间的矛盾冲突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因为他折入佛学一路的根本动力是要为世间“拔诸疑惑苦恼”，为人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在。
实质上，佛教所走的生命超越之路就是弃决身体欲望的禁欲主义。殊不知就在欲望向主观上求“得遂”的情形中，也并不注定要退缩地放弃生命，尚应在承认“身”的物质存在的前提下，强调心对欲望的调控。躲进美丽的虚幻天堂中总是暂时的，现实的烦恼并没有远梁漱溟而去，国事、家事、人生诸问题一刻也不曾停止地缠绕着他，一旦遇到契机，这种激烈的矛盾冲突便会重新产生新的分裂。梁漱溟终于忍受不了这种内心的自我折磨，至二十八九岁时便由佛学转入儒学一路，重新回到了现在的人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写作与出版反映了他内心的斗争及其转变的完成。
（三）对苦乐人生的重新诠释——由佛转儒
梁漱溟对佛学的研究与信仰是从他对人生苦乐问题探寻而形成的。他起初认为欲望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欲望的满足也就没有终极，结果是欲望无论满足与否，人都将在痛苦的体验中煎熬。于是，他认为只有在精神上达到无生，即信仰佛教，才能清除痛苦。然而，梁漱溟在阅读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发现这是一种与他最初秉持的佛学完全不同的人生哲学。他后来回忆说：“一旦发现儒书《论语》开头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一直看下去，全书不见一苦字，而乐字却出现了好多好多，不能不引起我极大注意。”梁漱溟由此受到启示，人生的各种欲望是可以被超越的，痛苦当然也不例外。这一点引发了先生最终归于儒学，并终生追求、不再改变的显性因素。
梁漱溟虽然没有谈到他父亲自杀一事对他思想转变的直接影响，但是从他对父亲的怀念和对违背人情的禁欲主义的认识，幡然悔悟了现实世界和传统伦理道德力量之所在。尽管梁济自杀与梁漱溟最后公开放弃佛学而献身儒学之时还有两年半时问，但却是他由佛转儒的直接而潜在的原因。在梁漱溟后来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尽管佛学依然共存其中，但他的旗帜与思想的主导乃是儒学而非佛学。如果说由功利主义转入佛学一路，是梁漱溟思想的消极退隐、被动抗世，那么由佛转儒可以说是他本人思想的向上提升。
暂时的避世不仅没有为梁漱溟换来真正的安和乐，而且使他愈加矛盾和痛苦。救世的愿望时时撞击着他不安的心灵，为了获得心灵的安慰和理论的解脱，梁漱溟开始阅读、关注儒家经典。《论语》之“乐”字一开始就扣紧了他的心弦，契合了他深层意识观念，重新开启了他早已有之且人为压抑下去的欲念和愿望，引起了他极度的兴奋，这才是他思想的真正归宿，也为自己找到了理论的根据和源头，所以就毫不犹豫地修正自己的思想观点和信仰。
梁漱溟将人心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理智，它使人同外界相互区分，是欲望之源；另一部分是情感本能，等于儒学中所谓的人的善本性。至此，梁漱溟正式为儒学在人类文化中找到了位置。他不仅承认儒学的合理性，而且将儒学的地位置于西方文化之上，这标志着先生新儒学思想的初步形成。“仁者不忧”是梁漱溟改变自己信仰的根本所在，“乐以忘忧”是梁漱溟心灵沟通的桥梁。苦与乐，这不仅仅是感受的两极，而且还是两种引起内心矛盾和冲突的思想和观念。如何消解这一冲突是梁漱溟不断修改自己思想观念的内在动力。孔子“乐”字成了他思想转变，即由佛转儒的内在契机。综观梁漱溟思想发展和转变的轨迹，不难发现，他所理解的孔子和儒学实际上是他自己的生命经验和体悟。他回归孔子儒学的思想进路是泰州学派。从泰州学派突然切入儒学的那一刻在梁漱溟的生命体验中留下了极其深刻难忘的印象，完全是对整个生命的提升，心灵所发生的震动是前所未有的。他对此做过生动的描述：“机会是在1920年春初，我应少年中国学会邀请作宗教问题讲演后，在家补写其讲词。此原为一轻易事，乃不料下笔总不如意，写不数行，涂改满纸，思路窘涩，头脑紊乱，自己不禁诧讶，掷笔叹息。即静心一时，随手取《明儒学案》翻阅之。其中泰州学派王心斋一派素所熟悉，此时于东崖语录中忽看到‘百虑交铜，血气靡宁’八个字，蓦地心惊：这不是恰在对我说的话吗？这不是恰在指斥现时的我吗？顿时头皮冒汗，默然有省。遂由此决然放弃出家之念。
是年暑假应邀在济南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题，回京写定付印出版，冬十一月结婚。”梁漱溟不仅放弃了自己的学说，也放弃了自己的信念，尽管他终身吃斋，但在尘世中要过儒家生活，承当起儒学的改造与复兴的历史使命。后来梁漱溟曾追忆泰州学派之所以能打动他的原因时说：“我曾有一个时期致力过佛学，然后转到儒家。于初转入儒家，给我启发最大，使我得门而人的是明儒王心斋先生，他最称颂自然，我便是如此而对儒家的意思有所领会。”从泰州学派再到陆王心学，扩展到整个儒学，梁漱溟的儒学就成了心学。对心学的重新开启及其张扬，日后成为现代新儒家的精神方向，这也许是梁漱溟当时所不及考虑的。
从梁漱溟一生的经历来看，他最后选择儒家生活是其在人生实践上生命本质过程中所找寻到的“对”，是走向“理性”的一个重要步骤。而从梁漱溟早年思想再转再变的过程来看，选择“出而不出，不出而出”的世间生活，也是符合他本人的个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