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尤其是美国人——看来，“民主”强调的却是个人意志的自由发展，这种发展需要是超越一切的，是任何意志都无法匹敌的发展。国家要做的不是阻碍它的发展，而是尽可能服从这一发展。除了政策、军队和外交关系上的决定权以外，国家不能支配任何事情，就连公共教育也不行。
可见，同是“民主”这个词，但是，在这个民族中它所代表的是个人的意志服从国家的意志；而在另一个民族，却是截然相反的含义。
（3）幻觉因素
自从有了文明，群体便常常处于幻觉的包围与影响中，表现为不辞辛苦地为让它们产生的偶像或神灵建立神庙、雕像，或设立祭坛，而其对那些偶像或神灵的信仰和崇拜程度超过了对世间任何其他人。
不论是过去在人们脑海中占据主要位置的宗教幻觉，还是时下深入人心的哲学或社会幻觉，这些幻觉所爆发出来的巨大力量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任何一种不断发展的文明内核中都可以找到。
古代巴比伦和埃及的神庙，中世纪的宗教建筑，不正是为它们而建立的吗？
一个世纪前那场震撼整个欧洲的大动荡，不正是为它们而发动的吗？
我们的政治、艺术和社会学说，等等，这一切能脱离它们的影响吗？
有时候，人类为了消除这些幻觉，不惜以血腥的战争为代价，但令人矛盾的是，最终人们还是会让它们死而复生。
事实上，人类不能没有这些幻觉。
因为没有它们，人类不但走不出原始的野蛮状态，而且，即便走出来了，也可能很快就会回到那样的状态中去。
显而易见，它们不过是些转眼即逝的幻觉而已，看似是毫无作用的，更是毫无意义的，但不容怀疑的一点是，尽管它们只是我们的某种梦想的产物，却也正是它们，让世界上各个民族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艺术和文明。
如果有人将博物馆和图书馆烧毁了；如果有人把教堂前石子路边的那些雕像推倒了，把在宗教的刺激和鼓舞下而创作出的艺术品统统毁灭掉了……那么人类世世代代伟大的梦想还剩下什么？
让人类紧紧地拥抱着那些希望和幻想吧，否则他们怎么活下去？这就是神仙、精灵、英雄和诗人存在的缘由和意义。科学扛起这个任务已有50年之久了，但在渴望梦想的人看来，科学不是万能的，相反，它是大有欠缺的，因为它从不肯做出过于慷慨的承诺。更无法像幻觉那样撒谎，因为人们不容许它撒谎。
18世纪中，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终其一生满怀热情地致力于对宗教、政治和社会幻觉施行破坏。他们全然不顾这些幻觉对我们祖先的重要性——他们在这些幻觉和梦想中生活了好几个世纪。
事实上，他们破坏和毁灭的不仅是这些幻觉和梦想，更是人们对生活、社会和认识的希望。显然，一旦这些幻觉和理想消失了，那么尾随而来的便是希望和顺从的枯竭与消逝了。
这时候，人们就得重新直面那盲目而不动声色的自然力量了，事实上，这股力量最看不惯的就是软弱和慈悲。
从古至今，不管哲学有怎样的成就，迄今为止，它仍不曾给民众提供任何一个足以让他们为之着迷的幻觉或理想。
事实上，对所有民众来说，他们都会不惜任何代价去寻找一个幻觉或理想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因此，他们便如趋光的昆虫一样，会本能地向那些迎合他们需要的行骗者挨近、靠拢。事实表明，推动民族发展变化的主要因素从来都不是真理，而是谬误。
如今社会主义之所以依然强大，就是因为它能为人们带去生机勃勃的最后的幻觉和理想。
它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前景，是因为赞扬社会主义的是那些超越了残酷现实因而敢果断向人类许诺幸福的人。现如今，与过去大量的废墟相比，社会主义的承诺无疑让人们看到了无尽的希望，因此，未来是它的。
实际上，民众从来就不曾对真理有过任何期待与渴望，相反，看到那些让他们倒胃口的证据，他们会扬长而去。倘若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谬论，他们更愿意选择相信甚至崇拜谬论。
凡是能向他们供应幻觉的人或事物，都能轻而易举地成为他们的主人；而凡是会致使他们的幻想破灭的人或事物，都将会沦为他们的战利品。
（4）经验因素
唯一能让真理在民众或群体心中扎根、让脱离现实的幻想破灭的方法可能就是经验。
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它就必须是经常活动在大范围内的重复再现的经验才行。
通常情况下，对这一代人来说，上一代或是上面某一代人的经验是没多少用处的，有的时候，甚至没有任何用处。
这也正是某些被当做有力证据而加以引用的史实达不到预期目的的原因。
但它们的存在有一个极大的作用，那就是向我们证明，即便是一种普遍而又广泛的经验，它若想成功地动摇群体或民众头脑中的某些错误观点，短时间内是无法实现的，相反，它也需要一代又一代地反复与再现。
毫无疑问，史学家认为19世纪前面的几个世纪，是充满无数怪诞经验的年代，因此，在过去的任何一个时代里，都未曾出现过如此多的试验。
毋庸置疑，法国大革命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试验。
他们试图发现一个社会的维系必须在理性的指导下才能完成这样一个道理，因此要从下而上把整个社会革新一遍，也正是这样的幻想与做法让上百万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让整个欧洲陷入了长达20年的动荡之中。
为了以经验为依据向我们证明这一点，独裁者让拥护他们的人背负了沉重的代价——法国民众在50年里经历了两次灾难性的事故。
纵然这些试验的结果明确无疑，但似乎依然不足以让民众信服。在第一次试验中，有三百万人付出了自己的生命，除此之外，还有一次严重的外侵；在第二次试验中，国家领土被割让，与此同时，统治者深深地意识到建立常备军队的必要性。尽管已经有两次试验，但是估计以后还要来第三次试验，才足以让民众信服，而这样的试验，说不定哪天它真的会发生。若想要整个民族相信庞大的德国军队早已不是30年前那支无害的国民卫队了，别无他法，只能上演一场惨绝人寰的战争才行得通。
同样地，若想要让人意识到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对整个国家产生致命性的打击，至少要以20年的灾难性遭遇作为试验结果。很显然，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5）理性因素
在列举影响群体心理的因素中，我并不曾提起过这个因素，只有在说明它在群体中的消极影响力的时候才略微提及过。
前面我已经明确地表明，群众不受理性的影响，只受那些随意联想到的形象观念的影响。
那些深谙影响群体智慧的演说家，总是倾向于激起群体的情感共鸣，而非求得理性上的一致。因为逻辑思维和推理对群体是起不到作用的。
因此，若想让群体相信自己的观念，就必须了解能刺激群体、让群体兴奋的情感因素，进而假装感同身受，同时通过一些简单的组合方式让群体产生形象的联想，再用极具暗示性的概念去改变群体的观念。
这样一来，对于前面提出的那个问题，我们才能探索出引起群体某种情感的因素来。
正是因为有不断改变措辞以使话语产生需要的效果的必要性，所以没有哪一种真正有效的演说是可以事先准备和研究好的。
在这种事先做好充分准备的演说中，演说者遵循的完全是自己的思路和感情，而不是听众的，仅从这一点来看，就决定了他的演说不可能会对听众产生任何效果。
生活中，一切以严密逻辑为标准要求自己的人，会习惯性地认为，只有那些有着严密逻辑论证过程的事理才是可靠的。
因此，当他们要在群体面前发言时，会以同样的标准要求自己。所以，讲话中，他们喜欢借用逻辑论证的说服方式来说服群体。但是，他们会惊讶地发现，这种手法根本不起作用，这样的结果让他们很费解。
曾有一位逻辑学家这样写道：“一般情况下，数学结论是在一组公式的基础上，并通过反复的演绎与推理得出的结果，当然，这样的结果是准确无误的，也就是说，它具有权威性……在这种权威性面前，要是无机物也有演算公式的头脑和能力的话，那么它也会对演算结果深表赞同。”
话虽如此，但要知道，群体未必就比无机物更聪明，相反，群体甚至没有理解能力。
任何一个人，一旦他真正尝试用论证和推理的方式来说服类似原始野蛮人或无知的人的头脑时，他就会发现，理想的论证和推理根本就一文不值。
但是，若想知道在与感情对峙的过程中理性究竟会有多无力，我们不必将自己的理解力降低到原始野蛮人的水平，只需回顾数百年来，那些连最简单的逻辑都容不下的宗教迷信便可以了。
这两千多年来，就连最聪明的天才也不得不向群体的感情倾向低头。直至现代，人们才开始质疑它们的真实性。
毋庸置疑，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也有不少开明之士，但这么多人中间，依然没有谁肯通过理性思考认识自己宗教迷信中幼稚的那一面，也没有谁用理性思维对魔鬼的罪恶和烧杀巫师的必要性表示过怀疑。
当得知群体不受理性支配这一点时，我们是否会为此而感到沮丧和遗憾？
对此，我们不必深以为然。事实上，人类之所以能走上文明这条大道，关键还是激起人类激情和愚顽的幻觉的功劳，而不是人类理性的作用。
的确，在这一点上，人类的理性反倒没有起多大的作用。从幻觉对我们无意识的支配作用这个角度来看，不难发现，这些幻觉对我们人类来说，无疑是必不可少的，更是至关重要的。
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民族特点。可以说，任何一个民族的精神成分中都有着命运的定律，而这种定律能产生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当它反作用于群体时，即便它是极为不合理的，这个民族也会无法抗拒，必然会选择服从。
有时候，一个民族的进步像是受到某种神秘力量驱使的结果，这种力量类似于让橡果长成橡树或让彗星遵循自己的运动轨迹自如运行的力量。
若想全面地了解这种力量，就先得完整地了解一下这个民族的进化过程，而不只是了解这个进化过程中所出现的某些孤立的事实。
因为只考虑某些事实的话，历史就会变成一连串偶然事件所造成的结果。
例如，一个加利的木匠不可能变成全能的神，更不可能让自己拥有两千年的生命，而世界最重要的文明也不可能以他为基础才能形成。
又如，能征服希腊罗马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绝不可能会是一小撮来自沙漠中的阿拉伯人，而能建立一个比马其顿王国更大的国家的，更不可能是这样一群人。
再如，在社会经济较发达、各地政权都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欧洲，要征服这里大多数民族及其国家，凭借区区一个炮兵中尉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
所以说，尽管理性永远存在，但它对文明的推动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因此，我们还是把理性留给哲学家吧。千万不要强烈地坚持让它掌控人类的一切，更不要让它插手统治人类。
尽管理性常常存在，但是，世上一切文明的主要动力也并不是理性，而是各种感情，如自尊、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追逐和爱慕之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