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给那些意见命名，还是为其编造骗人的方法，都不会改变意见的本质。大革命时期那些深受拉丁文化熏陶和影响的人，尽管他们自始至终都追随着罗马帝国，并且沿用它的法律、权标，甚至也采用它的法袍，但是他们依然没有变成罗马人，因为后者是处于一个强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帝国的统治下的民众。
哲学家要做的事就是从那些纷繁复杂，让人眼花缭乱的表面变化中挖掘出支撑它们的东西，并且从不断变化的意见中找到那些受普遍信念和种族特点支配和决定的组成成分。
意见的循环过程
如果不在哲学上进行这样的研究和验证，人们便容易误以为是群体经常随意地改变它们的政治或宗教信念。但似乎一切历史都证明了这个事实，不论是政治历史，宗教历史，艺术历史还是文学历史。
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我们来看看法国的一段非常短暂的历史时期——1790~1820年——中所发生的事情。
这期间，在政治上，起初法国的保皇派群体从支持君主制转变为支持革命，然后又变成极端的帝国主义者，最后他们又一改意愿，再度支持君主制。
在宗教上，他们一开始信奉天主教，后来他们一改常态，变成无神论的坚定信仰者，然后他们又变成自然神论者，最后他们又皈依于天主教。
这些变化不仅发生在群体的成员中，也同样发生在他们的领袖身上。
令我们惊讶的是，这些人中，很多重要的人，如国王的死对头，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主子的人，竟然会心甘情愿地臣服于拿破仑的统治和控制；而之后在路易十八的统治下，他们又会和其他平凡的人一样手持蜡烛，无比虔诚地加入到宗教队伍中去。
在这之后的近70年里，群体的意见又多次发生变化。
20世纪初，那些曾被法国民众痛斥“背信弃义的英国人”，在拿破仑继承者统治时期中又变成了法国人的同盟者。
而曾两度受到法国侵略的俄国，起初幸灾乐祸地看着法国人饱受内讧之苦，最后也同样变成了法国的盟友。
在文学、艺术和哲学上，类似这样的意见、观念和思想的变化更为迅速。如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神秘主义和怀疑主义等，它们轮番登场，演绎一场又一场意见、观念和思想此起彼伏的大戏。戏中，一位昨天备受追捧的艺术家或作家，明天就可能会被人骂得狗血淋头。
当我们看到这些表面变化，并对其进行深入而又细致的分析与研究时，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原来，一切与种族的普遍信念和特点相违背的意见、观念和思想，都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它们最终还是会回到主河道上。
事实上，如果它们与种族的任何普遍信念或特点毫无关系，那么它们根本就不可能具有稳定性，这样一来，它们就只能听任机遇的摆布，而如果它们所处的环境对它们有利，那么要想生存下去，它们应做的便是根据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发生变化。
无论如何，它们不过是群体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所形成的一种短暂现象。它们的成长与消亡就和海边沙滩上的沙丘一样，迅速而又短暂。
当代缭乱的形势
现如今，群体中存在的易变的意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有三个不同的原因。
首先，当以往的信仰渐渐失去影响力的时候，它们便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就连一时的影响力也没有了。事实上，普遍信念的衰落不会催生一时的短暂观念，只会为一大堆没有历史没有未来的偶然意见提供生长的机会与空间。
其次，群体的力量与日俱增，最后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力量能与之抗衡。这时候，我们前面所了解的群体观念的善变性便会无拘无束地表现出来了。
再次，近来报刊事业蓬勃发展，因此，它们能不断地将那些与普遍信念和群体特征完全对立的意见带到群众面前。
因为一个观念所产生的暗示作用总是会被与它对立的观点所产生的暗示作用所破坏，进而相互抵消。
这样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所有意见都难以普及，它们都如过眼云烟一样，转瞬即逝。一种意见出现了，可是它还没有被足够多的人接受并且变成普遍信念的时候，它就夭折了。
这三种不同的原因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现象，而它也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显然，我所指的就是政府在舆论领导上的无能。
在过去的几年里，政府的政策、少数作家的文字和几家报纸上的报道就能很好地反映民众的舆论，而今天，作家说的话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力了，而报纸也只是反映反映意见罢了。
对于政治家来说，引导公众的各种舆论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他们忙于追随某种舆论。事实上，政治家在舆论面前不过是个孱头，因为他们害怕舆论，有时甚至会对它产生恐惧感，因此，在舆论面前，政治家所采取的行动路线是多变的。
因此，群体的舆论便会变得举足轻重，它们最后甚至会变成国家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它甚至可以发展到使各个国家结盟的地步。
拿最近的法俄同盟来说，它的成立，就几乎完全是一场大众运动的结果。
目前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人们误以为教皇、国王和皇帝们之所以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是因为他们也愿意与民众分享自己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并且愿意让民众评判自己的看法。
过去常说，对待政治上的事我们千万不能感情用事。在当时，这样的说法也许是正确的。但在今天，当政治越来越被善变的群体冲动所支配的时候，我们还能这么说吗？还能认为这么说是正确的吗？别忘了，群体不受理性的影响，只受情绪的支配。
媒体的堕落
过去，报刊事业能够在公众舆论上起引导作用，但是现在它们已经和政府一样变得软弱无能了，它们都屈就于群体的强大力量。纵然如此，但报刊事业依然有极大的影响力，因为它们是群体众多舆论及其变化发展的忠实记录者。
既然报纸已沦为了专门提供信息的途径，那么它就不会有让群体接受某种观念或学说的努力了。结果，它们只能追随和跟踪公众那千变万化的舆论，而不是引导公众的舆论，这完全是出于生存的需要，为了留住自己的读者，它们不得不迎合大众的品位。
以前那些稳健而又具有影响力的报纸，如《宪法报》、《论坛报》和《世纪报》，这些报纸被我们的上一代人称为“智慧的传播者”。但是到今天，它们要么已经消失，要么则和现代报纸一样，那些最有价值的新闻往往被各种轻松话题、社会见闻和金融谎言所包围着。
现如今，即便是一家资金充足的报社也不会允许它的撰稿人在报纸上自由地传播自己的意见，因为读者需要的不是自己所怀疑的那些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断言，而是各种可靠的消息。就连评论家也不敢断定哪一本书或哪一台戏一定会成功，他们能做的无非是恶语中伤，而无法提供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服务。
任何报社都十分清楚，评论和个人意见的价值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对待它们，报社一律采取排斥与批评的态度，它们会做的，无非只是提一下书名，再添上三两句“捧场的话”罢了。在未来20年时间里，戏剧评论也会遭遇这样的厄运。
如今，政府和报社将密切关注各种群体的意见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它们的任务就是在没有任何中间环节的帮助下第一时间了解一个事件、一项法案或一次演说所产生的效果或造成的后果。
但是，这着实不是一项简单而又轻松的任务，因为世上没有什么会比群众的想法更善变的了。在今天，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会像群体对它们昨天还颂扬的东西给予痛斥与批判这种事更为普遍和常见的了。
历史观的消亡
要是没有一种舆论的引导，也不存在某种普遍信念，那么最终每一种信念都可能处于分歧之中，这样一来，群体就会对那些与它们的直接利益没有明显关系的事情漠不关心。
在过去的25年中，这种变化的趋势尤为明显。在这之前的那个时期，尽管它也离我们不远，但在那个时候，民众的意见在总体上还是趋于一致的，因为他们拥有某种相同的基本观念。在那时候，单凭某人是君主制者，我们就能断定他拥有某些明确的历史观和科学观；只凭某人是共和主义者，我们就可以断定他拥有截然相反的观点。
君主制者非常肯定地说，人的祖先不是猴子；而共和主义者同样肯定地说，人类的祖先是猴子。
提及大革命，那么君主制者就有为王室说话的义务；而共和主义者的任务则截然不同，他们必须怀着崇高的敬意为大革命发言。
在他们的言语中，凡是提到大革命的那些革命领袖，如罗伯斯庇尔，马拉等，就会让自己的语气充满宗教式的虔诚；而一旦提及到某些人名，如凯撒、奥古斯都和拿破仑时，就必须加以严厉的抨击与批判。即便在法国索邦神学院，这种幼稚的看待历史的方式也普遍存在着。
如今，在探讨和分析的冲击下，所有意见都失去了它们原有的名望。因为它们之前那种明显的特征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因此，它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唤起人们的热情。这就是让现代人越来越冷漠的原因。
对于这种意见的衰败和消亡，无须悲伤。显然，这是一个种族衰败的征兆。
但是，和那些只会否定、批判的人或者那些麻木不仁的人相比较，伟人、有远见卓识的人、虔诚的信徒和民众伟大的领袖，总之，那些真诚且有强烈信念的人，他们会有更大的影响力，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忘记，由于目前群体具有强大的威力，所以，一旦某种意见和观念赢得了足够的声望且被群体广泛接受了，它便会拥有让所有事物都屈服的强大权力，这时候，自由讨论也会被绝对禁止。
有的时候，群体像是个一个步态悠闲的主人，这时候他们像极了赫利奥巴勒和提比留斯，可是千万不要认为他们是温文儒雅的，相反，他们同样也是狂暴而反复无常的。
当一种文明为某个群体所控制时，由于受到太多因素的影响，它便没有多少延续下去的机会了。这时候，能延长它生命的只有群体那善变的意见和它们对所有普遍信念的漠不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