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
（约公元前145年—约公元前86年）
小传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西汉史学家、太史令司马谈之子。公元前125年，游历大江南北。公元前104年，主持改历，开始写《史记》。公元前96年，出任中书令。
司马迁写的《史记》，不仅开创了纪传体的体例，并且忠实地记录了历史的真相，使无数的人物在历史中展现了永恒的生命，因此，后世尊称他为“正史之祖”。
《史记》除了在史学上具有极重要的价值，在文学上也占有很高的地位。司马迁的文笔优美、叙述生动，《史记》中的文章，篇篇脍炙人口，让人再三捧读。由于他的决心和毅力，才使我们得以明了历史的真相。
约公元前86年逝世。
代表作品
《史记》
中学语文课文收录
《鸿门宴》
《廉颇蔺相如列传》
“童年”
center放牛读书的童年
司马迁小时候每次出门放牛时，父亲一定要他带一册竹简，那竹简上是父亲教司马迁学习的生字，父亲把它们一笔一画刻在竹片上，然后用绳子牢牢地穿着。父亲总是会反复嘱咐他：“不要贪玩，昨天晚上教你的生字，一定要记牢。”
司马迁一手牵过牛绳，一手把竹简轻巧地往牛背上一搭，竹简便嗒啦一声，平稳地垂挂在牛背两边。他朝父亲笑笑，走向田野。
司马迁一个人的时候，就一边看着牛吃草，一边在地上反复地写着父亲教他的生字。如果碰到有伙伴们和他一起放牛时，他就跟伙伴们一起玩。有时候，他教伙伴们认字，这也是他们游戏的一种。所以伙伴们不管比他大或小，都跟司马迁相处得很愉快，也不觉得这个牛背上挂了竹简的同伴有什么奇怪，倒是佩服他认得也写得出这么多好看而有趣的字来。
司马迁看着披在牛背上的竹简，在阳光照射下，闪着金光，他不由得想起父亲在农耕之暇不计日夜地刻这些竹简，是多么的辛苦。所以，尽管司马迁在玩的时候，那么尽情，打滚追逐、玩泥爬树，但是他在练字的时候，却十分认真、专心致志。
“创作准备”
苦其心志进行创作
司马迁20岁时开始漫游大江南北，到过东南一代很多地方，这就是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规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乙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这些游历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开阔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寻常百姓的平凡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对他后来创作《史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游历的过程中，司马迁饱览了祖国的河山，看到了各地不同的风俗习惯，也考察了他这十多年从书上看到的胜景遗迹，知道了很多历史人物的逸事，司马迁流露出对传统文化极其深厚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司马迁在淮阴、彭城、沛县一带的游历，使他对汉朝政府有了更彻底的认识。司马迁后来把他在游览过程中的真切体验和亲身感受都写一道写入《史记》中。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父职任太史令，得读史官所藏图书，获得了有利的修史条件。公元前104年，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并加紧了《史记》的撰述。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在他的头上。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找机会报答汉朝。正好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司马迁就把他的想法向武帝说了。武帝因而大怒，认为这是替李陵游说，并借以打击贰师将军李广利。司马迁就这样得了罪，并在天汉三年下“蚕室”，受“腐刑”，这使他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和侮辱。他痛不欲生，想到了死，但此时耳边回响起父亲临终时关于修史的遗训：“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善所欲论著矣。”于是司马迁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发誓完成一代大典。
司马迁由于身陷囹圄、遭受宫刑，不再把修史仅仅看作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对西汉盛世的颂赞，而是和自己的身世遭遇联系在一起，融入了较重的悲怨成份。《史记》中的许多人物传记都寓含着作者的寄托，流露出作者的感慨。司马迁著书过程中前后心态的巨大变化，赋予《史记》这部书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一部通史，又是作者带着心灵肉体创伤所作的倾诉。
“成名作的诞生”
名垂后世的《史记》
《史记》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虽然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但它们却是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司马迁在著《史记》的同时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自觉地继承了孔子的事业，他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第二部《春秋》。但司马迁并不承认儒家的独尊地位，他还同时接受了各家特别是道家的影响。他的思想中有唯物主义因素和批判精神，特别由于自身的遭遇，更增加了他的反抗性。
自古以来，权贵富人生时显赫，死而名灭，多到不可胜数，只有那些具有坚强毅力而做出一番事业的人才能名垂后世。这就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一唱三叹、反复申说的“发愤著书”说。
受李陵之祸后，司马迁的立场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从个人的悲怨中解脱出来，发愤撰述，出狱后任中书令，虽受尊崇任职却心如冷灰。他把自己的愤懑和不平倾注在《史记》中，成为“一家之言”，表达了鲜明的爱憎感情。他同情人民的苦难，揭露专制统治的黑暗，留下了宝贵的实录作品，这一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司马迁自题其书曰《太史公书》，东汉末通称《史记》。
“巅峰之作”
史家之绝唱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年—101年）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脉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王侯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今仅存《悲士不遇赋》一篇和有名的《报任安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司马迁把一生全部贡献给了《史记》，司马迁和《史记》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评价司马迁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也就是评价《史记》的地位和影响。《史记》是一部空前的历史巨著，同时也是一部杰出的传记文学名著。也就是说，司马迁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于一身，在中国封建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位文化巨人，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天才。
“趣闻轶事”
汉太史司马迁祠
司马迁的祠墓位于韩城市南10公里芝川镇东南的山冈上，东西长555米，南北宽229米，面积4.5万平方米。它东临黄河，西枕梁山，芝水萦回墓前，开势之雄，景物之胜，为韩城诸名胜之冠。
祠的北侧，断崖壁立，高约百米。在祠前凭高俯视：黄河绕其前，芝水漾其左，西枕梁山之冈，南临千仞之壑，山汇水抱，气势雄浑，以形容司马迁的高尚人格与壮丽事业，给人以人杰地灵的深刻感觉。
祠院四周都是用砖砌起的数仞高的围墙，远瞻俯瞰，非常雄伟。院内有数十株参天古柏，再加上竞芳花木，充分显示了司马迁的伟大人格。
大规模扩建太史祠，是清康熙七年（公元1669年）。现在为求巩固，又将堂基及右岸用灰砖三层，从外严加封裹。基下左侧沟涧，自东绕而前，也填沟数丈为神路，并用砖石砌成九十九层台阶，拾级而上，高入云表。国家投资230万元对祠台和北坡进行了加固维修。从芝川镇到祠墓三公里远的油路已经铺通，路两旁有松柏观赏树，现在这里除参观祠墓外，还有四个展览室。
从建筑角度讲，太史祠虽然建筑规模不大，形式气派却和司马迁的人格、文章、事业一样，超拔于群。它是依据山岭的天然地形，不受中国建筑传统对称布局限制，经过精心擘划，建筑成高峻挺拔、气势雄伟的太史祠，和周围环境非常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