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家
（1896年—1981年）
小传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革命作家，社会活动家，浙江桐乡人，原名沈德鸿，字雁冰。1921年，在上海先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他创作的著名长篇小说《子夜》和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等，成为革命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常务委员、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作家协会主席、第一任文化部长等职。
1981年3月21日病逝于北京。
@@代表作品
《腐蚀》（长篇小说）
《霜叶红似二月花》（长篇小说）
《林家铺子》（中篇小说）
《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中篇小说）
@@中学语文课文收录
《白杨礼赞》
@@“童年”
与小说结下因缘
茅盾的故乡，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和物产丰富的江南县城，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河网密布、纵横交错，早在清乾隆年间，就已开始繁盛。
茅盾的父亲是一位秀才，随岳父学医，他讨厌八股文，喜欢新学，并以此规教孩子，不幸的是当茅盾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他便去世了。
茅盾的母亲，是江浙名医陈我如的女儿，幼时便受到良好的教育，读了不少古书，因此她不但知书达礼，而且颇有见识。在茅盾的童年时代，她就把文学、地理和历史知识教给他，这对茅盾的成长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茅盾8岁开始进入全镇第一所初级小学——立志小学，学校门楣上嵌着“立志”二字，两旁对联是：“先立乎其大，有志者竟成。”茅盾回忆当时情况说：“《速通虚字法》帮我造句，《论说入门》则引导我写文章。”
后来到另一所高等小学，学到不少新知识，如英文、国文、算术、物理、图画……特别是英文，用的是纳斯菲尔德编的文法书，内容相当深，这给日后茅盾成为翻译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茅盾还和小说发生了因缘，他在家里的一间破房里，翻出一箱旧小说，《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等都成了茅盾的好伙伴。
此外，他还对江浙一带很看重的农事——养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祖母是一个养蚕的高手，茅盾每每放学回家，就参与其中，这在他后来写的优秀小说《春蚕》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创作准备”
center共产主义先行者
茅盾入湖州中学读书时，校长是沈谱琴，字毓麟，他是同盟会秘密会员。学校聘请一些有学问、有新思想的人任教，如钱夏讲的《太平天国檄文》、史可法的《答清摄政王书》、黄遵宪的《台湾行》等，充满了扫除虏秽，再造河山的义气，茅盾很喜欢，但对一些“书不读秦汉以下，骈文是文章之正宗，诗要学建安七子，写信拟六朝人的小札”等等训教，茅盾并不感到满意。因此，他一面受着严格的古代文章的陶冶，一面也对那种刻板的古旧生活感到厌倦。
这时，茅盾对篆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一位同学那里借来了工具，暑假一到，回到家里，就自制刻刀，把父亲遗留下来的石章，都收集起来，学着刻。不曾学过篆字，就查康熙字典；功夫不够，就用拓印的办法。在他的课本上，印满了“草草而已”、“醒狮山民”、“沈德鸿”等印面。
一天，茅盾见了在嘉兴府中学读书的凯叔，听到很多那学校的新鲜事，如教美文的老师都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教员和学生非常平等，宛如朋友一样，这引起了茅盾的向往。到了那里，果然如此，而且那学校环境特别好：占地百亩，分南北两院，南院为旧鸳湖书院故址，北院为旧秀水县署故址。
这所学校盛行“光头主义”，“光头”在当时是“革命”的标志，是要被杀头的！但校长方青箱是革命党，教员中也有很多，不过他们都“真人不露相”，直到辛亥革命爆发了，他们才有的到上海，有的到杭州去参加起义了……所有这些，都对茅盾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他日后参加北伐大革命，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1913年，茅盾在杭州安定中学毕业，母亲以有限的积蓄给他深造的机会，恰在这时，北京大学来上海招考预科学生，茅盾报考被录取。这时，北大校长是胡仁源，预科主任是沈步洲，教授以洋人居多。刻苦的学习，不仅使茅盾打下了中国文史科学的深厚功底，同时，也获得了广泛的外国文学知识。
作为茅盾创作准备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从北大预科毕业后，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在这里，他先是一面工作，一面自学，编译了大量中外作品；后来又接任了《小说月报》的主编工作，他大胆革新，很快使这份老刊物面貌一新。
就在这时，一个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组织，正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酝酿成立。当时，陈独秀到上海，为了筹办上海版《新青年》，他约陈望道、李汉俊、李达和茅盾会面，这就是沈雁冰（茅盾）第一次见到陈独秀的情形。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李汉俊对茅盾的学识很欣赏，就约请他为《共产党》月刊翻译文章。通过这些接触，茅盾懂得不少新东西。第二年二三月间，茅盾就经李汉俊的介绍，加入了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为我们党最早期的党员之一，也奠定了他日后进行文艺创作的思想基础。
@@“成名作的诞生”
时代的弄潮儿
茅盾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蚀》，以及《幻灭》、《动摇》、《追求》三个连续性的中篇，反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部分历史面貌，揭示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向往革命到参加革命后或幻灭、或动摇、或从悲观中抬起头来追求未来的历程。这样的题材，无疑和茅盾直接参加大革命有关。
1925年5月30日下午，是一个暴风雨将临的闷热的下午，也是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将临的下午。上海的工人、学生集会到南京路参加反帝示威运动。茅盾与孔德沚、瞿秋白的爱人杨之华一起，跟着上海大学生的宣传队向前行进。忽然，前面传来连续不断的枪声，潮水般的人群从前面退了下来，后来茅盾得知演讲队的几个人被抓进老闸捕房，愤怒的人群冲了过去，巡捕开了枪，死伤者十多人，这就是著名的“五卅”惨案。
茅盾义愤填膺，他忘记了身边的孔德沚和杨之华，边走边陷入了沉思。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这幕丑剧，在他脑海里闪过，他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回到家后，他立即写下了《五月卅日的下午》这篇散文来记述这一事件，把他的爱憎全部分明地宣泄在纸上。第二天，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规模更大的，组织得更严密的游行。茅盾、孔德沚、杨之华又都参加了这次活动，他根据自己的见闻，写了散文《暴风雨》，文中洋溢着革命的战斗豪情。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公开破坏国共合作，他们夺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大楼，宣布开除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其中就有恽代英、茅盾等人。共产党中央为了反击他们的进攻，随即指令恽代英、茅盾等筹组成立上海市特别党部，并被选派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期间，恽代英被委派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茅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并接受毛泽东委托，代理《政治周报》的编务。茅盾在《政治周报》上，一连发表了《国家主义者的“左派”与“右派”》、《国家主义——帝国主义最新的工具》、《国家主义与假革命、不革命》，有力地批判了国民党右派的丑恶嘴脸。
茅盾离开了商务印书馆，暂时没有公开职业了，但他仍很忙，继续进行革命活动，每天晚上回到家里，他又潜心于希腊、北欧的神话及中国神话、中国古典诗词等的研究，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文艺家的本色。
1926年9月，北伐军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遣队，攻下了武汉三镇，武汉一时便成为当时革命力量的中心。年底，中共中央派茅盾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任政治教官。茅盾接到命令，即与孔德沚收拾行李，并决定把两个孩子沈霞、沈霜留给母亲照管，还把一些书籍整理好，寄存在一位朋友家里。他对朋友说：“也许我以后用不到了，但也许再没有人来用它们。”此时谁也不知道，一个战士出征前的慷慨悲凉溢于言表。1927年4月初，党中央通知茅盾，让他去编汉口《民国日报》，这张报纸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但实际上是共产党掌握的一张大型报纸。社长是董必武，茅盾任总主笔。当时任宣传部长的瞿秋白对茅盾说：“当前报纸要宣传三个方面：一、揭露蒋介石反共、分裂阴谋；二、大造工农运动的声势；三、鼓舞士气，作继续北伐的舆论动员。茅盾为了工作方便，把家搬到了编辑部楼上，他没日没夜地忙着。”
一场大的革命风暴过去了，刚刚复苏的中国大地重新又冰封霜冻，曾经在革命旋涡中搏击过的茅盾，此刻也看不清革命的具体路线，而陷入迷惘、苦闷的境地。
1927年8月，他回到上海，他觉得从“五卅惨案”到大革命这个动荡的时代，有很多材料可以写，于是那三个连续的中篇小说《幻灭》、《动摇》、《追求》就产生了。
他用了两个星期写完《幻灭》的前半部，在署名时，他考虑到自己是被蒋介石政府通缉的人，真名如果出现在《小说月报》上，将会给叶圣陶招来麻烦，于是就信手写了“矛盾”二字，这看似信手拈来，其实却不尽然：从“五四”以后，茅盾接触的人和事一天天多起来，他是了解“矛盾”一词的含义的。1927年上半年在武汉又经历了更深更广的生活，不但看到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了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甚至自己在生活上、思想上也有很大的矛盾，因此他就取用了“矛盾”这个笔名。可是后来，《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看了以后说：“这个笔名一看就知道是个假名，不如在‘矛’字上加一个‘草’头，姓‘茅’的甚多，不会引人注意。”于是“茅盾”就取代了沈雁冰，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杰出的名字。
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幻灭》，以1926年5月至1927年8月前后的上海、武汉、南昌等地为背景，描写了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的情景，反映当时青年人对胜利的关注和喜悦。第二部《动摇》从正面反映大革命失败前夕的艰难困苦，揭示了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和教训，闪烁着独具慧眼的批判光芒。《追求》原来是想写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幻灭和动摇之后，又重新点燃希望的火炬，但在写作过程中，茅盾从孔德沚及旧友那里听到愈来愈多的外界消息，看到许多情同手足的革命同志被杀害，心情十分沉重苦闷，在这种思想情绪的支配下，作品被蒙上一层悲观的色彩。
《幻灭》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纷纷猜测这“茅盾”是谁？叶圣陶首先接到徐志摩的信，问“茅盾”是谁？叶圣陶回信说：“作者不愿以其真名示人，我不能告诉你。但茅盾决不是一位新作家，这是可以断言的，而且不是参加大革命的，就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来。大家只要用脑子想一想，就会猜到。”有一天，宋云彬到戏院看戏，碰到徐志摩。徐志摩悄声对宋云彬说：“圣陶不肯告诉我‘茅盾’是谁，我已经猜中了，茅盾不是沈雁冰是谁？”两人相视大笑。
1930年，在茅盾结束蛰居日本生活的前夕，他应开明书店之请，将三个中篇合为一个长篇，给全书取个什么名字呢？茅盾回顾自己写《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时的思想和心情，然后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书中写的人和事，正像月食日食一样，是暂时的，而光明则是长久的。革命也是这样，挫折是暂时的，最后胜利是必然的。”他欣慰地舒展开紧锁的双眉，暗想：我的思想中的迷雾，不也是暂时的吗？想到这里，他嘴角现出了笑意，然后拿起笔，在书稿上用清秀的字体，写下一个大字——“蚀”。
@@“巅峰之作”
center划时代的丰碑
茅盾的“巅峰之作”，应当是《子夜》这部规模宏大、反映现实之深刻、艺术成就之精湛的长篇小说。
众所周知，20世纪20年代，革命文学始终在资产阶级文人，特别是国民党的重重包围之下艰难地成长着。梁实秋曾挑战说：“从文艺史上看，我们就知道一种文艺的产生，不是由几个理论家的摇旗呐喊就可以成功的，必定要有有力量的文学作品，来证实自己的价值。”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子夜》出现了，它充分显示出左翼文学的成绩。鲁迅就说：“我们在两三年前，就看见刊物上说，某人到西湖吟诗去了，某文豪在写50万字的小说了。但是到现在，除了并未预告的一部《子夜》外，别的大作都没有出现。”
《子夜》写的是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同买办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其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矛盾，反映了当时民族资本家的生活历程，以及工业城市上海的广阔画面。
作品回答了摆在当时中国的一个迫切问题：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是在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更加殖民地化了。
全书的中心人物吴荪甫，是个性格上有特点的典型人物，也是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出色的典型形象之一。简单说，就是“色厉内荏”，但它的表现形式，却因人因事而异：在发展民族工业上，他表现出既有野心而又软弱；在同买办阶级的关系上，他又表现出既刚愎而又畏惧；而在对工农革命运动上，又表现出既狠辣又惶遽；在家庭日常生活上，既专横又沮丧……总之，作者通过这一形象，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种种矛盾，显示了这个典型形象的社会意义。
《子夜》出版后，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初版仅三个月，就加印了四次，可见是多么的轰动。在国际上，前苏联出版了俄译本；在日本最早的译者是增田涉，后来又出现了小野忍、高田的合作译本；在德国，1938年就在德累斯顿出版了德文本……
《子夜》以它光辉的艺术生命，早已流传全世界，成为中国和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趣闻轶事”
center婚姻
还是在茅盾刚进商务印书馆后的第一个春节，茅盾回到浙江母亲身边。母亲问他：“你有女朋友吗？”茅盾微微一笑，说：“没有。”母亲就向他提起了他5岁时定下的那件婚事。原来茅盾的祖父喜欢书法，他有一个好朋友叫孔繁林，也喜此道，于是二人乐在其中。一天，他们外出时，祖父带着茅盾，孔繁林则带着孙女孔德沚，他们两小无猜，在一起玩得很高兴。旁边人就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两位如此相好，有了这现成的一对，何不结为亲家？”就这样，茅盾和孔德沚定下了这门亲事。
茅盾的母亲说：“从前我料想你出了学校以后，不过当个小学教员，至多中学教员，一个不识字的老婆也还相配；现在你进‘商务’不过半年，就受重视，今后定会一帆风顺，还要做许多事，这样一个不识字的老婆就不合适了，所以要问你，你如果一定不要，我只好托媒人去退亲，不过对方未必允许，说不定要打官司，那就为难了。”
这突如其来的问题，使茅盾无言以对，但他又不愿意因这件事，再让母亲为难，于是当即就答应了下来。1918年春节，他们就成了婚。婚后，孔德沚自知学习的重要，先后到振华女校和湖郡女塾读书，还在茅盾母亲指导下自学，进步很快。1921年在母亲的一再催促下，茅盾在上海宝山路鸿兴坊找到一处住房，把母亲和德沚接到上海。德沚又进爱国女校文科，早出晚归，学习很刻苦。
作序批作品
阳翰笙于20世纪30年代发表了长篇小说《地泉》三部曲，小说在思想内容上，存在着左翼作家成长期的一些缺陷，“平铺直叙”比较严重。1932年《地泉》再版时，阳翰笙敬请茅盾为其作品撰写序言。
茅盾答应了，但他直言不讳地对阳翰笙说：“你的《地泉》是用革命文字的公式写成的，由我写序，我就毫不留情地批评它，如实向读者介绍。要么，你还是请别人作序吧！”
阳翰笙听后不烦不恼，诚心执意要茅盾写序。茅盾难却盛情，果然写了振聋发聩之语：“《地泉》在描写人物时，用了脸谱主义手法；在结构和故事情节上，出现了公式化现象；在语言上用了标语口号式的言词，来表达感情。因此，从整个作品来讲，《地泉》是不很成功的，甚至是失败的。”
难能可贵的是，阳翰笙对这些批评意见，一字不漏地保留在《地泉》的序言中，文坛传为美谈，一美茅盾直言，二美阳翰笙雅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