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智言：夏日青春物语
整理、撰稿：张去/采访：王家铭
易智言：
中国台湾著名电影及电视剧导演。毕业于外文系，后进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电视电影制作硕士。1995年，易智言执导第一部故事长片《寂寞芳心俱乐部》，由于题材冷僻没有引起广泛注意，却在国外影展获得入围的肯定，并获得捷克斯洛伐克最佳女主角奖。2002年，他争取到辅导金，拍摄了《蓝色大门》，这部讲述高中学生爱情故事的电影一推出立刻获得了广大观众的追捧，并入围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2005年，易智言与日本导演下山天及大陆导演张一白合拍《关于爱》。2006年执导电视剧《危险心灵》，获得台湾戏剧金钟奖。在告别导演生涯八年之后的2014年，他推出了故事长片《行动代号：孙中山》，并夺得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原创剧本大奖。目前，他的新作卡通长片《废弃之城》在创作当中。
“于是，我闭上眼睛，慢慢地，我终于看到你，穿着粉红色的衬衫，站在一扇蓝色的大门前，下午两点钟的阳光……你仍有几颗青春痘。你笑着……我跑向你，问你‘好不好’。然后，你笑着点头。虽然，我闭着眼睛也看不见自己，但是我却可以看见你。”
——易智言《蓝色大门》
[每个人的青春都要跨过一道蓝色大门]
说起宝岛台湾，也有着多愁和善感，那里承载着侯孝贤的乡情、杨德昌的浮世绘、蔡明亮的欲望和易智言的飞驰青春。2002年，易智言带着《蓝色大门》闯入大家的视线，也将一股清新的风气送入所有人心间。那一句“我叫张士豪，天蝎座O型血，游泳队吉他社，我还不错哦。”使多少少女如今回头想起来，还是觉得那年夏天超级无敌美好。与《后会无期》不同，2002年的陈柏霖羞涩、充满朝气，阳光照在他脸上，他对你傻傻地笑，淡淡的哀愁和着青春里的遗憾在你的记忆中发酵开来。
从《蓝色大门》里走出的桂纶镁和陈柏霖如今已是演艺圈炙手可热的明星，但或许在不少影迷的心中，他们俩还依然停留在02年那个纯净的夏天里。《蓝色大门》片尾曲《Accidentally Kelly Street》唱出了这段夏日旋律，自行车链条，白衬衫，桂纶镁飞扬的短发，素净的脸，陈柏霖迎风飘起的花衬衫。这部电影也被众多观众誉为是21世纪最好的青春电影。
去年，易智言的全新长片《行动代号：孙中山》姗姗来迟，依然是青涩的校园题材，却多了一些社会现实和历史的感悟。在他空档的这十几年中，中国电影的整体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致青春》《匆匆那年》，再到最近的《左耳》《栀子花开》，对高票房的追求成了电影制作的唯一目的，粗制滥造和单薄的剧情却一遍遍刷新着观众的底线。似乎易智言带给人的期待里更多了几分实打实的意味，这些在如今低靡的台湾电影市场夹缝中努力着的电影人们，也让我们对近年日渐落寞的台湾电影重新燃起了几分火焰。
尽管易智言本人曾坦言不愿多提及《蓝色大门》这部影片，但在今年刚过去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易智言出席并担任了亚洲新人奖的评委，阔别十三年再谈一手捧红的桂纶镁和陈柏霖。
[用电影与年轻一代对话]
《青年作家》：说到您，很多影迷都会说那个拍《蓝色大门》的导演。
易智言：对，是。就是很幸运啦，很幸运，能够有这样一个东西真的能留下什么，前年排“影史百大华语电影”，《蓝色大门》很侥幸第83名，第一名是费穆的《小城之春》。我觉得一方面很荣幸，一方面是魔咒、是压力。
《青年作家》：《行动代号：孙中山》，包括《蓝色大门》《恋爱地图》《危险心灵》，都是关注青少年的，不知道您为什么这么关注这个题材？
易智言：其实我觉得也不是我刻意选择青少年题材，而是青少年题材选择到我。因为二十年前入行的时候，我们什么样的题材都拍，什么样的角色都写，并没有刻意地锁定去写某一种。逐渐地，业界都发现我在做青少年的东西，他们都觉得我做得比较好、比较传神，所以渐渐地有大量的关于青少年的题材找到我去做。然后遇到的人也大部分都会是青少年，做田野调查的对象也都会是青少年，对于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学校、他们的朋友，以及他们在社会上的问题，知道的也就越来越多。逐渐地我就好像变成了青少年的某种代言人。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也不觉得是我刻意去选这样的题材。
《青年作家》：那在拍《行动代号》之前，您做了八个月的田野调查。在这个田野调查中，您有没有发现台湾年轻一代有什么样的特质会让您觉得这个调查是一定会产生重要结果的？
易智言：我想每一代年轻人本质上都差不多，因为他们都处在十几二十岁，十几岁的时候一样要升大学，有很年轻的朋友。年轻的小朋友们对未来该何去何从多少会有一些惶恐。里面又夹杂着一些期待，和对自己的想象。另外，青少年更重要的一个特点是想要脱离父母，然后逐渐发现，这个时期是一个建立自己自主人格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我想这些本质的东西是相同的，但是因为每个时代有不同的氛围、不同的状况，表现出来会稍许有一些差别。比如说我在做《行动代号：孙中山》这一代的年轻人跟我拍《蓝色大门》陈柏霖、桂纶镁那时候的年轻人，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现在十几岁在台湾的小朋友他们更自由了，更没有包袱，更可以海阔天空。相对地自由、海阔天空、没有包袱，相对地（我个人觉得啊，要讲坏话），他们就比较懒散。因为一旦自由，自律就非常重要。那这个在这一代年轻人身上比不上陈柏霖、桂纶镁那一代，他们那一代的小朋友对自己的要求高很多，相对的压力很大，有很多包袱。
《青年作家》：《蓝色大门》里的青春透露着一股忧伤，在《行动代号》里却有了一些荒诞的、幽默的东西。这种影片风格的改变是不是您在对两代不同年轻人的观察之后特设的呢？
易智言：我想都有，忧伤，或者荒诞幽默。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人物，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是受到不同的社会氛围影响。像台湾的状况，他们连地位到底是什么都是一片问号跟惊叹号，连这样的定位都搞不清楚的时候，我想直接反映在年轻人身上，很多事情也是搞不清楚、没有答案的，没有答案太久了的状况下比较容易有荒谬感，比较容易有一些自嘲，比较容易因为无奈而荒谬。所以像过去，至少像我在年轻的时候，像桂纶镁陈柏霖他们年轻的时候，这种感觉相对是比较少的。
《青年作家》：在《行动代号》这个电影筹拍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像谍战片，不知道您要拍什么，但是看了电影以后就感觉它里面其实有很多反讽的东西，包括反映贫富差距问题以及人性上的东西，您个人在电影背后是想传递些什么？
易智言：我想主要还是跟年轻人对话，现在台湾社会里面存在着一些问题，每个社会都有贫富差距的问题，不只是在台湾，在其他地方都会有这样的状况。我想跟年轻人对话的是，这样的状况其实是需要改变的。
权利这个东西，在社会上有什么权利，别人是不会给的，都是自己争取来的。我一直讲，其实在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先生他也不过是一个对社会状况有很多疑问的年轻人。然后他做了些事，他试图改变这个外在的环境。所以我也希望现在的小朋友能够及早发现这个问题，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做一些改变。
《青年作家》：能不能请您回忆一下，当年您在西门町发现桂纶镁跟陈柏霖的时候，他们什么样的特质吸引了您？
易智言：桂纶镁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干净，从外表到内在都特别干净，然后桂纶镁非常白，白到有点面无血色的感觉。看起来就是外表干干净净不惹尘埃的女孩子。她的内在里面，我想是因为家庭教育，她的父母对她的保护，然后她上了学校，学校里面对她的保护。我遇到她的时候，十六岁的她其实单纯到天真，你就想在西门町路上遇见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就把照片跟电话给留下来了，那个单纯、那个对人的信任，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所以桂纶镁给我第一印象，从具象到抽象，从外在到里面，就是非常干净。
陈柏霖呢，我第一次碰到他的时候，现在都说陈柏霖是个暖男。陈柏霖小时候其实非常害羞，我记得我第一次跟陈柏霖做面试、做访问的时候，前面有张桌子，有张台子，他碰到不会回答的问题，就笑，就躲，躲到台子下去了，那个小朋友身子骨很软，就是这样子躲到台子下面，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害羞的男孩子。害羞这个事情是，我觉得其实跟现在的形象比较温暖、比较没有自己、把别人摆在第一位是相通的。就是害羞，自己不要走，不要强出头，不要做焦点去争风头，然后把别人摆在中间，我觉得只是在现在，在十来年后，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所以我觉得陈柏霖其实一以贯之都是那个感觉。
《青年作家》：您在发掘了这些大明星之后，一直始终在发掘新人，没有重新启用。您对他们应该是有知遇之恩的一个导演。
易智言：其实是没有适合的题材。如果现在要拍陈柏霖、桂纶镁，这些角色应该是要三十来岁，我总不会再叫他们去扮小演高中生，所以我没有适当的角色请他们去演，我一直知道，我也冥冥中感觉是会再跟他们合作，只是我没有找到理想的角色去给他们演。因为不是说我对他们有知遇之恩，那么多年了，其实我们又像朋友又像家人。这十几年来我们互相经历过很多事情，现在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个东西，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有压力的，要好、要真诚，只是不会为了要做一个东西而去做一个东西，跟一般演员的状况不太一样。只是这个东西一直没有出现。我们也讲了好久说要做，然后我没写出来，就是没有东西。
《青年作家》：《蓝色大门》是很多大陆影迷非常爱的一部台湾青春片，非常与众不同。您觉得在您的电影生涯中它算是怎么样的一部作品？以及对于桂纶镁和陈柏霖的演绎生涯来说是怎样的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