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炒房团”是国内外众多媒体上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之一，他们的敏锐、他们的投资手段，他们的成功，也似乎成了阐释温州模式的一个代言。那么，温州炒房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他们是天使还是魔鬼？他们的传奇我们应该怎样解读？
1.“狼”行其道——温州炒房团的传奇故事
温州炒房团，这五个字可以说是近几年来中国商界最大风头的字。到现在，各种媒体关于温州炒房团的专访、特写、评论报道数不胜数，在媒体的笔端之下，其手段老辣、风卷残云的气势只有“疯狂”二字可以形容。但是，如果你留意观察就会发现，所有关于温州炒房团的报道中几乎没有几个炒房者的完整姓名也没有具体时间、地点，这让温州炒房团又显得是那么神秘，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温州炒房团的传奇才让人惊心魂魄、惊叹不已。
我们不妨一起回顾其中几则广为传播的经典的传奇片段。
炒房传奇一：买房如喝水
上海：陆家嘴102套住宅仅两天就被温州人一抢而空，成交近亿元。
杭州：西子湖畔每平方米逾万元的“黄金房产”的主人大多是温州人。
重庆：温州人彻夜排队抢购时代广场，最多一人买下一个楼层1000余平方米的商铺。
昆明：瑞安人朱某独吞1000多个摊位。
喀什：至少1000名温州人吃下喀什商贸城半壁江山。
香港：李嘉诚的长江实业推出的钻石豪宅“海名轩”为维多利亚港地标，每平方米均价港币7.5万元，每套最低价格1500万港元。境内买家共购得43套，其中上海人买走7套，而无名温州地产操盘手竟不声不响地将11套收入囊中。
炒房传奇二：温州女人的私房钱——900万
青春靓丽的叶莎娜是上海一家顶级别墅楼盘的售楼小姐，她在这里工作已有6年，在这个行业干这么久不跳槽的并不多见。销售部经理对叶小姐颇为器重，即使在上海滩楼市低迷的那段时间也百般挽留她。原因很简单，她倾国倾城的容貌对有钱的男性客户十分管用，往往是最有效的促销利器。
谈及自己“以貌取财”几乎战无不胜的业绩，叶小姐总是笑声朗朗、语笑嫣然，极富感染力。“大概仅有一次，仅仅一次，我的眼睛都没来得及放电就做成了一张大单，”说到这，叶小姐的语音带着些许惆怅，“那场雨，难以忘怀。”
记得是一个雨后的下午，快6点了，售楼处里空荡荡的，叶小姐就等着下班走人。“还能看楼吗？”抬头，眼前站着一位不知何时走进来的中年妇人，头发高高盘起，发型有点土，手里提着一只红蓝相间的编织袋，抹着口红的双唇间露出一排黄黄的牙。
“您没有走错地方吧？”叶小姐知道，自己脸上勉强的微笑撑不了太久。
“不会的，我的温州同乡给的地址，上周他在你们这儿刚买了套别墅。”
“我们的楼盘每平方米均价一万二，每套别墅最低也得250万元。”叶小姐告诉自己，再微笑30秒。
“我知道，我已经看过你们楼盘的资料，想买A4、A7、B2这三套，总共900万元左右吧？”眼前的黄牙女人同时把手中的编织袋拎到了柜台上，看得出，有点沉，“这是20万订金，不知够不够？”
“就您自己一个人吗？这、这么大的事不需要和先生商量一下吗？”叶小姐发现，自己原来如此缺乏与女性打交道的经验，语调竟也变得不太流畅起来。
“没事的，这900万是我的私房钱。”
签完字，神秘的中年妇女如梦一般地消失了。叶小姐呆呆地念叨：温州女人，900万；900万，温州女人。
炒房传奇三：数钱数得手发抖
温州苍南人朱先生的炒房模式在温州炒房团中大概是最普通也最富代表性，而这一模式基本上就是一个用麻袋装钱的过程。
朱先生原是苍南县乡间一位稍有点名的修表匠，1992年到杭州打天下，买了四季青服装市场一个摊位，改行卖起物美价廉的时尚手表。1999年，杭州楼市开始启动时，他用摆手表摊挣的钱买了均价每平方米2000元的18套住房，每套约70平方米上下，靠银行按揭首付20%，一共掏出50万元。然后再花了一笔钱将所有住房简单装修，每套出租平均月收入1200元。一进一出抵消按揭月供后，18套住房每月还能给刘先生产生利润约5000元。2003年7月，杭州房价猛涨了一倍多，这时刘先生把18套房子悉数抛出，净赚280万元。两个月后，他又和几位苍南同乡相约潜入房价还处于平缓期的苏州，以280万元作本钱，再次吃进一批闹市商铺，刚过半年，又是涨声一片。
“8年摆摊挣的只是4年炒房的零头。你想想，280万！”刘先生兴奋地做了个极度夸张的手势，“这钱膨胀的速度就像爆爆米花——嘭！”
炒房传奇四：腰上挂满钥匙的温州炒家
所谓“腰上挂满钥匙”，意指温州某些炒家购置房产无数，并将其钥匙环挂于腰间，以此行头去收取房租。这样的故事曾见诸多家媒体，情节雷同，唯一的差别是腰上所挂钥匙的多寡。版本有几种，有挂22把的，有挂35把的，有挂50把的，最惊人的是72把。
关于温州炒房团的传奇实在数不胜数，不能逐一列举。在世纪之交突如其来的中国房地产业大牛市中，温州炒房团为温州商人再次赚足了名声。
正如北方一家著名媒体所评点的：狼来了！这批来自南方的狼并不孤独，而是成群结队，穿行于城市。狼群过处，寸土不留！
2.10万到1000亿，温州炒房团的财富之谜
温州到底有多少民间资本在炒房呢？由于其隐匿性、多色彩的特点，这一数字注定不会有统一的答案。
1000亿元；1500亿元；3000亿元；5000亿元。这是截至目前为止，出现最多的四个答案。其中，第一个版本的答案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和最广泛的引用。
温州民资为什么热衷于炒房？显而易见的因素是炒房是短线投资，风险小，见效快，获利高。炒房在眼下是高利润的行当，从2001年到2003年年底，房地产商在楼市赚了50%乃至100%利润的事例举不胜举。
关键是，同为民营经济高度发达，为什么只有温州人炒房热情如此之高呢？以浙江省内为例，2004年4月初，在浙江省工商局和省私营企业协会公布的2003年度浙江省民营企业百强中，绍兴有36家民营企业入围，杭州和宁波市有15家，而温州只居老四。显然并非因为温州人更有钱。
温州人之所以如此热衷于炒房除了追逐利益的商业本性外，其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即在于温州本地产业现状和我国金融体制等因素的制约。
温州本地产业体制在最近几年，以陷入一个瓶颈之中，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当地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其经济发展客观存在许多障碍，迫使温州产业急需整体升级。但投资重化工、机械等大型产业，温州缺乏产业基础；投资高科技产业，缺少技术、人才支持；继续眼下的轻工业产品加工生产和模仿制造，又面临着新市场规则的制约和残酷的市场竞争。于是，一向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温州民企，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认为，温州经济增长出现瓶颈，是因为它的产业结构演变过程异常缓慢，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代际锁定”。温州产业经济增长缓慢，体现在温州经济结构相对保守，作为发展和对外扩张的主力军仍然是一些老产业，新产业鲜有起色。
产业结构升级异常缓慢使得温州庞大的民间资本难以找到投资于本地产业的领域，使得温州民资不得不将投资的目光投向外地和外产业。拥有雄厚资本的大企业选择了长线战略，到中西部地区寻求低廉的土地和人力资源，如奥康在重庆鹤壁投巨资建立中国最大的西部鞋城。
而中小资本和零散资金，要创办新企业或做大企业，却缺乏足够的资本和技术支持，于是就不得不寻找短线项目，捞些钱就走。温州一个企业家说出了温州炒房团的投资动机：“手中有钱之后在本地找不到好项目，而中小企业融资又非常困难，无论在本地和外地办企业，都缺乏资本支持。只好到外地炒房子。”
房地产虽然热门，但比它更好的投资对象也不少。一些具有吸引力的投资领域如电力、矿产、公共事业等领域，本该是温州民资的最佳选择，但由于市场准入的限制，民营资本受限。以前，温州在容许民资进入的政府作为方面并不积极，使得民资难以在这些领域有大的作为。
温州的民企大都是从家庭小作坊发展而来的纯家族企业，大都不愿失去企业的绝对控制权，对外招股募集资金很少。温州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远远少于台州、绍兴等地，这使得温州的散落于老百姓和小作坊的资本无法通过股份制进入有实力的大中型企业。而绍兴、宁波、台州等地正是由于拥有众多股份制企业，才使得富裕的中小资本能及时找到投资渠道和领域。
近几年，由于国家对地下钱庄的严厉打击，使得温州资本原来通过地下钱庄获得高利息的投资私贷方式陷入低潮。而股市几年来的低迷，无法唤起他们的投资兴趣。“炒房”于是成了最适合的资产保值增值的手段。在房地产市场上，温州家族联合作战的传统优势也有了很大发挥空间。那些转战南北的温州炒房“集团军”，多是亲朋好友联合起来的，几十个人、几千万资金一起砸在某个楼盘上，可以迅速抬高楼价，获得利润。
但投资房产，又不免陷入炒作、投机的怪圈。面对众多指责，温州民资多少显现出了困惑之态。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副行长周松山介绍，按照人民银行截至4月底的统计，温州各项存款的总额是1846.27亿元，比年初增加了60.87亿元，由此可以估算温州人的投资节奏正在放慢，而放慢的原因是新的投资通道不通畅。
知道了温州人之所以热衷于炒房的原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温州人的有多少人参与到了炒房行为之中，他们的“1500亿”有到底是从何而来。
根据2004年温州市统计，温州总人口为738万，约160万人（含子女）遍布全国各地，其中以单纯出卖劳力为生者寥寥无几，主要是经商办厂，累计投资2000多亿元，开办工业企业1.57万家，经商户70余万户。另外，开始于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三次移民浪潮，使温州成为中国著名的侨乡，目前共有40多万温州人活跃在全球87个国家和地区。
这样一种特有的人口区域分布，催生了温州购房行为的五种主要形式：
一、遍布全国各地的温州人约有160万，组成了大约数十万个家庭，长期落户异乡投资创业使购房成为必需，同时由于相对当地居民拥有较多的资金积累，购房数量户均基本在一套至数套之间，庞大的家庭基数造成其购房总量巨大。目的以安家置业为主，兼带投资升值。
二、以扎根于各地城市的温州人为天然的“房产信息员”，以根植于传统乡土、宗法社会的“经济互动联盟”为纽带，拉动家乡人到所在城市购房。这种购房行为比较分散，规模不大，目的各异，如果是发展前景良好的沿海城市，安家置业的诉求比例往往较高。
三、由温州本地头脑灵活、社会关系广泛的消息灵通人士作为牵头人，聚集身边部分亲朋好友，前往某一个或数个城市群体购房。这类购房者以万人计，目的以投资获利为主。
四、温州数家媒体及一批房产中介公司出面直接组织购房团，成建制、有计划地向全国出击，目的大多是中短线炒作升值。这类购房行为声势最为浩大，但有据可查的实际累计总人数不足万人。
五、侨居海外的温州人回国购房。地点相对集中于经济活跃、景色怡人的几座沿海大城市，目的为安家置业、投资获利兼有，其人数及购房总量有限。
同样由于人口区域分布的原因，温州购房资金有三种类型：
一、温州有关部门曾通过跟踪定量分析，估算160万在外温州人的总资产超过1000亿元。在购房家庭众多的前提下，由此分离出来的购房资金应以数百亿元计。
二、海外温州人在国内购房资金至多为几十亿元。
三、需要着重掂量一下的是本土温州人的购房资金。据温州市人民银行截至2004年4月底的统计，包括100亿元外币存款在内，全市各项存款的总额为1846.27亿元，扣除政府存款、政策性存款及各类企业存款，居民个人存款为900多亿元。另有传闻称，全市百姓尚有手持现金1000亿元。但温州市人民银行货币信贷与统计科负责人斥之为“无稽之谈”：这意味着包括山区80岁老农和刚出生的婴儿在内，全市平均每人手里捏着2万元现金，根本不可能！他认为按照当地经济水平与合理规律测算，躺在温州百姓手中的现金只有200亿元左右。900亿元居民个人存款加上200亿元现金，再加上企业存款中来自民营企业的可能挪作购房的资金，总数应该在1200亿元上下。考虑到2004年4月之前各地购买商铺最低40%首付，购买住宅最低20%—30%首付，以及温州人喜欢现金支付的习性，本土温州人可以调动的购房资金的理论最大值将上升到2500亿元。这个数据也正是许多媒体对温州炒房团“千亿概念”深信不疑的最大支撑点。然而，这个数据建立在两个完全站不住脚的假设之上：假设温州人不吃不喝不穿不玩不做其他任何投资，全心全意炒房；假设全市无论城市乡村的100多万个家庭齐心协力，百分之百地全民炒房。对这两个假设进行合情合理的剥离后，源自温州本土实际用于购房的资金总额达几百亿元将是比较令人信服的。
还有必须厘清的是，炒房是一个内涵清晰的行为概念，应该符合以投机为目的、在较短时间内买进卖出等基本特性。而在上述分析中，无论是购房者人数还是购房资本量，显然包含了常态的中长期安家置业以及非常态的追涨杀跌型投机等各种购房行为。综合多种事实依据，我们大抵可以判定，温州累计购房总人数及购房资金总额将在“10万人1500亿元”以上，而准确意义上的温州炒房者及炒房资金总额肯定在“10万人1500亿元”之下。
然而，由于房地产商和媒体的恶意炒作，温州炒房团被有意的推上了前台，他们的资本和人数，炒房的利与弊也成了商界的一战口水战。
3.利益——温州炒房团异军突起的关键点
可以肯定的是温州炒房团异军突起的关键撬动点是诱人的商业利益。
从商业角度来说，作为发起人和直接受益人的媒体和房地产商，追逐商业利益本无可厚非。温州炒房团给媒体带来的利益有多少呢？未经证实的数据是，以《温州晚报》为例，2003年广告总收入为5600万元，而房地产广告占了近2000万元，其中外地楼盘在该报投放的广告约1500万元。加上其他各家，温州媒体因此收获的外地楼盘年度广告费总额应在3000万—5000万元。
据一位了解内幕的人士透露，为更大程度地扩大战果，温州一些媒体在与外地房产商进行广告投放交换外，曾经认真考虑并尝试借鉴中介代理公司的做法，根据所组织购房团成员的成交量再收取一定的佣金，但由于手续复杂、实际操作困难而作罢。这事实上使媒体侥幸避免了卷入大量可能出现的房产交易纠纷，以及由此带来的声誉毁损。
伴随媒体与购房团的“完美结合”，其运行格局日趋成熟，赢利模式也开始多样化。最主要的变化是，温州媒体购房团主办方与外地房产商直接衔接广告交换不再是唯一的合作选项，一种运行更为复杂也更为有效的多边利益共同体逐步浮出水面。
媒体又是如何为购房团造势和何年取利益的呢？具体流程如下：温州媒体与外地某城市的一家发行量大、影响力强的主流媒体就组织温州购房团首先达成合作意向——该城市的这家媒体利用本土优势，与当地房产商广泛沟通并迅速确定若干家合作者名单——温州媒体根据另一城市合作媒体确定的楼盘名单，在温州发布本次购房团的组团报名广告，招兵买马——本次购房团各项细节准备停当，行程日期明确后，该城市媒体开始推出有关温州购房团即将“血洗”本市的系列暖场报道，重在营造风雨欲来士成欲倒的气氛，把形势尽可能搞紧张——温州购房团终于抵达，按确定的楼盘名单依次考察、洽谈——该城市媒体全程追踪报道，消息、分析、评论、现场特写一起上，以某位或某几位神秘团员炒家的骇人故事为点，以无法查证的巨大的成交量为面，以让人紧张得几乎窒息为最佳效果，波澜起伏，环环紧扣——购房团喜气洋洋全胜而归，并留下“下次一定再来”的口信——剧终。这场大戏的制片成本预算是，在达到双方约定成效的前提下，由该城市的若干家房产商分别在两地合作媒体上刊登合约额度范围内的广告。
这简直称得上“双赢”了。由于各方资源彼此整合，事实上形成了体系完整的温州购房团生产线，运行效率大大提高。更重要的是，两地媒体的联手产生了此起彼伏的共振效应，响动之大绝非单一温州媒体千里奔袭所可以比拟。实可谓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当然，媒体间的合作并不都是顺利的。2004年3月发生的“南京事变”便是一例。2004年年初，温州媒体与南京一家报社接上了头，准备在南京这家报社3月主办的大型房展会期间，共同隆重推出温州购房团，为房展会扎扎实实烧上一把火。很快，敲定了南京的七八家房产商，它们的楼盘广告也陆续在温州媒体上刊登。2月初，按照合作流程，“温州购房团将开进南京”的消息由南京这家报社率先披露。岂料造势才刚刚开始，已经与之打了几年新闻战的另一家南京竞争媒体就针锋相对地放出狠话——哪家房产商再参与其间到温州去做广告，就坚决打压哪家房产商。一时间刀光剑影、烽烟四起。一切因利益而起，横祸亦因利益而生。
痛苦也好，欢乐也罢，作为始作俑者，媒体无疑是媒体购房团抛头露面的第一主角，房产商似乎成为若隐若现的配角。在这条耐人寻味的利益链中，房产商的角色难道真的只有“掏钱的主儿”这么简单？
我们不止一次地读到类似的报道——“‘恶意炒房’害苦房产商”。其核心理由往往是这样的：其一，楼盘品牌形象被抹黑。温州炒房团一旦“鬼子进村”，表面上看拉动了销售，但空置率高，楼盘一到夜晚就黑灯瞎火，令其他预期购买者望而却步。其二，扰乱了开发商精心设计的推广步骤。温州炒房者低进高抛，楼盘价格体系岂有不乱之理？结论顺理成章：开发商也被“炒”得焦头烂额，因此大多数房产开发商都厌恶温州炒房团。甚至，还时常有某地房产商迎头阻击温州购房团的惊心动魄的消息见诸报端。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确实，房地产商起始对温州炒房团确实不怎么感冒，感情是慢慢培养出来的。一开始，基本上是温州媒体登门推介，苦口婆心，磨破嘴皮，房产商半信半疑，试试而已。此后，随着一波波大小媒体的爆炒，温州购房团迅速走红，价值陡然凸显，几乎成为某地房地产市场或某一楼盘是否值大钱的试金石。这时候，春心萌动、急欲揽美人入怀的不再是温州媒体，而是各地房产商自身了。《温州晚报》一位内部人士回忆说，2004年2月，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播出了关于温州炒房团的专题节目，当晚，全国20余城市100多个房地产开发商的电话几乎将报社热线打爆，加上随后几天，累计电话超过200个。心情是殷切的，态度是极度诚恳的，异口同声一句话：热烈欢迎温州炒房团！大批情绪亢奋的房产商干脆从四面八方直奔温州。据统计，2004年上半年，温州共举办大小房展会9次，频率之高，任何一座城市都只能望尘莫及，而外地楼盘竟占了这些房展会参展商总数的95%以上。房产商们朝思暮想的就是与温州购房者说上话，沾上边。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精于算计的房产商们发现，温州炒房者才真正是抬升楼盘人气的最优秀的概念股。不是说“狼来了”吗？既然狼来了，充分表明本楼盘水草丰美。还有，南方的狼都来了，本地的羊还等什么？再不下手可就迟了！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促销奇招，而且仅需区区几万元至多数十万元，用脚趾头算算都知道这笔账实在划得来。
4.天使还是魔鬼，温州炒房团的利与弊
在著名的网络搜索引擎baidu上输入“温州炒房团”五个关键字，刹那间出现的相关条目共有十多万条。
这无疑是一个恐怖的数字。如果按平均每条的报道篇幅一千字计算，其总字数将超过一亿，至少相当于数百部长篇小说。对任何一位声称有时间又有耐心的人来说，这样的阅读量肯定都是无法承受的。
这样的数极让我们对温州炒房团不仅产生好奇之心。作为一个注定入选的新生经济学名词，“温州炒房团”让温州再一次出了名。
从各种媒体对温州炒房团的报道来分析，温州炒房团大概经历了从“看房团”到“购房团”再到“炒房团”的明显变化，其生命历程大抵可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一是2000年前后，温州购房者的身影开始在一些媒体上时隐时现，但并未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二是2001年8月18日，由《温州晚报》组织的第一支媒体购房团抵达上海，至此温州购房团开始作为一个特定的经济概念频频亮相，并在他们开赴一座座城市的铿锵脚步声中不断激起越来越炫目的浪花；三是2003年下半年“非典”阴影日渐消失，随着中国楼市进入价格飞涨的疯狂期，大小媒体也同时进入了“言必称温州购房团”之时，神秘买家满天飞，骇人内幕连珠响，传奇事件天天有，媒体报道一片接一片，网上讨论也成了大锅大会；四是2004年4月初惊闻温州市政府叫停炒房团的信息，事件发展陡然白热化，一般事实类的报道迅速让位于观点鲜明、针锋相对的唇枪舌剑，真可谓铺天盖地、弹如雨下，密度之高几乎令人窒息。
总的看来对温州炒房团的评价有两种明显对立的观点。
一、天使派
——“向温州人学习”（2004年4月8日，新华社，节选）
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敢为人先的温州人留下了许多创举。此次“温州购房团”现象再次给人们上了一堂市场经济课。温州人在房地产市场一不偷二不抢三不骗，没有采取任何不健康不道德的手段投资房地产，我们应该以理性和宽容的态度看待他们。温州人捕捉商机的本领值得人们学习。
商机是要靠发现的。同样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为什么温州人会不断捕捉新商机，而许多人却对此熟视无睹呢？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捕捉商机的本领提高时，中国的市场经济才会更加繁荣。
——“应为温州购房团发奖章”（2004年4月8日《南方周末》，北京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节选）
温州炒房团应被称为是市场经济发展中勇于创造和探索的英雄。政府要做的是尽全力保护和鼓励个人在市场中的活动与行为，并为这种交易行为创造优惠条件和开绿灯。尤其是当地政府，应伸开双臂对温州的外来投资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对当地政府而言这是最大的吸引投资和贸易顺差的机会。外地资金在当地产生交易行为，税收自然在当地，房屋作为不动产，租金收益在当地，房屋经营产生的GDP和相关收益还在当地，政府又何乐而不为呢……当地政府应为温州购房团发“英雄”奖章。
如果我们的政府要坚定不移地走市场经济之路，就应鼓励和支持今天的温州炒房团、明天的其他炒房团，或者任何的炒家。平心而论，温州人能用集体炒房让自己发财，并促进经济发展，不正是市场经济中的英雄吗？
二、魔鬼派
最“恶毒”的批判大多来自互联网上成百上千条的网友们的评论，因为自由所以坦白。其核心观点显然是“哄抬房价论”：
温州人都干了些什么？全国行骗起家，现在又用骗来的钱哄抬房价！（2004年4月9日，焦点房地产论坛，56次点击）
温州人占了改革的便宜不知报恩，赚了钱就来盘剥内地同胞的血汗，无耻，想想你们的所作所为。（2004年4月3日，新浪网，87次点击）
政府应对破坏社会经济的行为有所为，否则有谁能买得起房，共同富裕和所谓的物质文明从何谈起，难道我们都成了温州人的佃户？（2004年4月6日，新华网，62次点击）
最重要的是，要警惕温州炒房团。要声讨鼓励温州炒房团的温州政府、温州市委的领导班子成员，要追究其责任！该负刑事责任的要移交司法，该撤职的要坚决撤职！不要姑息。（2004年4月11日，新浪网，102次点击）
或许有的人会说网络的声音只是来自民间，只能算作参考，那么掌握高端话语权的社会责任分子、精英人物的重量级批判就不能不洗耳恭听，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了。这样一种充满了阴郁、调侃、愤懑色彩的报道和言论随处可见，而反响最大、最具爆炸性的当属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尹中立的《不能再对“炒房行为”听之任之》一文。
在这篇2004年3月18日最早刊发于《南方周末》，并先后被各地广泛转载、引用的文章中，尹中立博士一一列数了房地产炒作的“八宗罪”，并言之凿凿地对温州炒房团明确进行了坚决追究刑事责任的缺席审判——
温州炒房团利用资金优势左右房地产价格牟取暴利，该行为和股票市场的庄家行为如出一辙，构成了操纵市场罪。《刑法》第225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我们认为，应该用该条款约束类似温州炒房团的操纵房地产市场的行为。
在温州“姓资姓社”长达20年的全国论战中，曾出现过一种奇怪的现象，远在千里之外的一些高官，一些名望足以让人景仰的学者，一生从没有踏上过温州的土地——或者仅仅是走马观花，也从来不屑于弯下腰耐心地倾听温州人四海创业的艰辛，他们却以不容置疑的无数条理由，毫不犹豫地将温州和温州人早早划入了“丑陋”与“罪恶”的行列。
让我们再来看看温州购房团的境遇。粗略翻阅baidu中“温州炒房”名下的50多万条消息、特写、综述、评论，我们大体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70%以上为完全转载、转抄，有的甚至找不到来源和出处；20%以上以他人资料整合为主；至多不超过5%为基本靠一手素材的独家报道。炒房者大多无名无姓，基本事实往往转手炒卖，其转手的频率远远高于炒房。这就是绝大多数社会公众所能获知的有关温州购房团的全部资讯，其间，误差、错觉、臆断乃至谎言沉渣四起。
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从一开始，温州购房者为了安家置业也好，为了商业投资甚至是投机也罢，其行为无疑属于纯粹的经纪人范围。这与几乎所有温州人20余年的创业史一脉相承：个人富裕，让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日子过得更好。温州人喜欢实话实说，他们从不讳言自己强烈的致富渴望，也从不以品格高尚者自居。然而，在温州炒房团风潮的前前后后，无论是热情讴歌的“天使派”，还是慷慨激昂的“魔鬼派”，我们看到了一波又一波在缺乏细致入微的事实真相基础上的概念化、情绪化、道德化甚至泛政治化的喧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