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的一切无不与“功利并举”、“农商并重”的文化传统有关。正是这种思想、精神使温州人脑子里充斥着“无利不起早”、“平安二字值千金，冒险半生为万贯”等朴素的市场观和价值观；也正是这种思想、精神支撑了温州经济的快速发展。
1.温州模式的特殊底蕴
温州模式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区域的特定模式，温州模式中最可取的地方是其精神：温州商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温州官员不搞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一心保护民间经济力量的精神；以及温州人强烈的危机意识，在富足后仍勤奋努力的精神。
事实上，对于“温州模式”，长时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几大误会，下面我们就从这一方面入手，来探循温州模式的特殊底蕴。
第一大误会，温州模式适合大多数地区。
改革开放前，温州有两个谚语：一个叫“汽车跳，温州到”，温州三面是海拔不高却格外陡峭的大山，砂石路让汽车苦不堪言；一个叫“跑遍天下路，就怕温州渡”，四条大江清江、瓯江、飞云江、鳌江，平行分割了温州1.1783万平方米的区域，形成5块土地，汽车必须四次摆渡，往往队伍长达十几公里，须7-8个小时。温州只有一个矿产：矾矿，用煤必须从海上运进。温州人只能选择对资源、交通、能源依赖甚少的小商品，有人惊讶于温州人为什么这么细心地做到纽扣、标章、打火机标签，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地理原因决定的。
温州人均耕地只有3分4厘，人多地少，正像俗语所说的：七山一水二分田。开放前温州8个县，5个是乞丐县：苍南、平阳、文城、泰顺、永嘉，这五个县的人忙时农活，闲时讨饭。温州人善跑是逼出来的。早在唐代，温州先民制作的凉席、石雕、木雕、瓯塑、瓯绣已出口至东南亚及欧洲。至今在全国各地100多万温州人中大多数人在做生意，为温州打开了全国性的营销网。众多的温州人在外地以经商生存，他们往往不限于一种产品的经营，这样温州在全国就有了一个各种产品相补、各个区域相补的市场网络。而在国际上，50万在欧华人中2/3是温州人，在巴黎12万华人中，8万是温州人。
温州人称“50年代是前线、60年代是火线、70年代是短线、80年代刚出线。”建国后，国家在28年中只给温州投入6.7亿（与此相比，宁波是83亿）。70年代温州既无技术又无政策所以叫“短线”。正因为这样温州人才实事求是地选择了小商品。
由于温州小商品有自己全国的营销网络，而从经济学上“对全国市场的企业小生产，单一企业分散，信息交易成本高，而同类产品集中于一地，分摊在每个企业信息交易成本会降低。”温州体改委主任马津龙认为正是这样，温州才会形成专业的小商品市场。
温州人的选择有迫不得已的原因，但也是切合实际的选择。而目前众多地区模仿温州建立专业市场却成了画虎反类犬。“原因很简单，温州有全国的网络，才有市场，许多地区学了温州经验，也孤零零建个专业市场，却有场无市，因为没有全国的网络。”温州经委会主任曾焕永坦言。
第二大误会，温州人天生就是非常精明、善于经商。
虽然说温州先民有经商传统，但经过40多年的打击停顿，温州人的这个传统其实也所存无几。在现在人们印象中温州人是现实、和气、精明的。但谁也想不到“文革”中偏远的温州人是武斗最厉害的，从1967年打到1974年，温州市中心大街全部被火焰喷射器烧毁，双方出动坦克，苍南及其各县习武成风，殴斗成风。
马津龙先生认为：“温州人个性和周围其他地区的差别在以前并不明显，是私营经济之风把温州人个性放大了，更鲜明了。私营经济像一股浪潮，众多温州人被裹进去，在这当中，才逐渐使温州人爱攀比、爱面子、爱竞富的个性放大突出出来。”其实并不是温州人的个性为温州经济打下基础，而是温州率先放开私营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塑造了温州人的个性，激发了温州人的智慧和力量，使温州人性格开始迥异于周围地区。有趣的是像苍南等以前行武的地区，发展更为显著，是改革开放增强了温州人的自信，进一步激荡了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胸怀。
许多学习温州模式的人往往认为：温州人天生精明、强干，自己本地人懒惰成性，不思进取。其实他们不明白这是绝大的误会：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改变民族的性格，只有在各个地区抢先开放，才能使自己的民众拥有抢先的所谓性格优势和素质。开放前后的广东人、上海人的性格对比就是一例。
2.温州模式形成的文化背景
温州经济发展的历史以及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与温州独特的文化传统有着息息相关的密切关系。了解温州的文化传统，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在温州这样一个偏僻的沿海边缘地区，能产生如此具有影响力和魅力的经济奇迹。
温州文化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南宋时期，温州就出现了永嘉学派。永嘉学派举着“事功”旗帜，与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鼎足而立，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它也是温州模式形成的深层文化背景。
宋代，温州在发达的农业基础上，官营和私营手工业得到高度发展。如造船业、造纸业、漆器业、制瓷业、丝织业等都在全国有很高的地位和影响。农业、手工业的发达，促使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到了南宋，因商业的发达，人口增多，市区扩大。来温州经商的不但有本国各地商人，还有日本商人。温州商业发达，工商人士众多，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正是反映了当时自由商人集团的一些思想和要求。例如他们批评“抑末重本”，要求给工商业者一定的政治地位，要求国家保护商人的利益，批评当时税制，希望减轻负担，要求扶助商品贸易的发展等等。
叶适是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成长于当时手工业、商业比较发达的东南地区，面对商品经济发达的形势，他认识到工商业对国家、对社会的重要作用。在承认农业生产重要的前提下，他反对政府限制工商业的发展，批评“抑末重本”思想。我国自古以来是个农业占优势的国家，古代和宋代许多思想学家都主张重农抑商。而叶适则认为政府应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发展工商业。可以说，叶适是中国古代“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
叶适还要求政府给予工商界的优秀人士以出仕的机会，在政治上有代表人物和发言权。叶适从永嘉学派的事功思想出发，一向主张“以利和义”。“重义轻利”、“重本轻末”是我国传统道德观念的基本思想，这种“义利观”，使人们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消极影响。而叶适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家的“义利观”的虚伪性，提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功利与仁义并存”的新价值观，这在当时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一统天下的中国封建社会无疑像一道闪电，发出了美丽明亮的光，为后人特别是温州人抛弃传统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树立重功利，重视商业的思想观念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叶适强调人的社会作用，反对抑制兼并，并认为在雇佣关系中剥削是合理的。这是中国第一个大胆肯定雇佣价值观的理论。他强调以“事”受“食”的雇佣关系，承认雇佣劳动的合理性，认为不劳动或不能劳动者“虽饥而死，不敢食矣”。这固然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对后世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萌芽有促进作用，对温州模式的形成过程中个私经济的发展也有较大的影响。
从现代温州人的商业观念看，崇实、求实、务实、创新、进取，善于学习，擅长模仿、善于应变，又富人情味，这既是传统文化的长期熏陶下的结果，又受沿海开放环境的影响，容易接纳外来经济文化，从而形成善于吃苦耐劳又不安现状“敢于天下先”的商业精神。这些正是温州模式形成的文化背景。
3.温州民俗与温州模式
追寻“温州模式”的形成及发展，可以发现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四条：一是历史传统；二是现实条件；三是政策环境；四是超前的改革实践。温州民俗文化属于历史传统，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它是形成“温州模式”的重要原因之一。“温州模式”是在温州这块土壤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现代温州人苦心探索、发奋创造的成果。温州民俗是历代人民所创造、享用并传承的文化，它的“约定俗成”，对人们的思想以及生产、生活起着长期的潜移默化，甚至不可抗拒不可估量的影响和作用。从民俗学视角考察，在“温州模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家庭工业、个体经济、专业市场、商贸经济、民间信贷等等要素乃至精神要素，都与温州民俗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温州模式”的创造，从精神因素中去探索，是基于全体温州人民对优良民族传统精神的发扬。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温州人在生产、经营实践和探索、创造新的经济模式过程中，表现出许多优秀精神（包括历史文化的积淀和现代实践的创新），特别是他们在勤劳艰苦的创业历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惊人毅力和超前改革中所表现出来的不折不挠的顽强性格。这些是创造“温州模式”的重要精神支柱。
在这些精神中，不少是受到温州民俗文化长期的影响、滋润、渗透、传承的结果。
一、以“鸡鸣布”民俗为代表的温州人勤劳耐苦精神。早在《隋书·地理志》就有记载：“永嘉县，妇人勤于纺织，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谓之‘鸡鸣布’。”清朝人陆进的《东瓯掌录》中对这一点记载得更加具体形象：东瓯一带，“妇女勤纺织，寒暑昼夜之间，虽高门巨室，始龀之女，垂白之妪皆然”。她们夏织苎，冬纺棉，昼夜不停，不仅自己织布作衣，还为别人织布，拿到市场上出售。这种勤劳艰苦的精神，同样也反映在农业、渔业、手工业等其他社会领域。温州人的勤劳刻苦的精神，世代传承，在民间歌谣中多有反映。如“山歌不唱走调多，坐立不正背成驼。田不勤锄草生窝，身不劳动骨头酥。”（瑞安山歌）不劳动是变质的开始，用“骨头酥”来具体刻画懒、贪、馋，是多么生动的比喻。勤劳的对立面是懒惰。有些民歌通过诙谐的手法，如“天光（早晨）露水白洋洋，宁可日夜（中午）晒太阳；日夜太阳上晒落，宁可黄昏夹暗摸；黄昏蚊虫叫嗡嗡，宁可明朝天光起五更。”讽刺了农村中那些好吃懒做、不愿劳动的二流子。这些民间歌谣和鸡鸣布习俗所代表的吃苦耐劳传统，是完全一致的。它们世代相传，直到现代。现代温州人无论在哪里，都以“勤劳，能吃苦”为大众所赞誉。无论天南地北，穷乡僻壤，都有温州人的足迹。这些都是以鸡鸣布为代表的勤劳耐苦传统精神所结的果实，这种精神正是“温州模式”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
二、以“弹棉郎”习俗为代表的走南闯北艰苦创业精神。温州人素有从事手工业和外出打工开铺的传统。早在宋代，温州人就把漆器店开到临安城（今杭州）。温州历代都有不少手工业者，单身出外谋生，以养活家庭，有的还发了财回来。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思想严重干扰的时期，在温州民间，家庭经营手工业、副业生产和外出务工经商的现象仍屡禁不绝。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民俗是弹棉。温州有首民歌是这样唱的：“弹棉郎，弹棉郎，身背弹弓走四方。”
这里的弹棉郎，是指以弹棉为主的个体手工业者。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广大农民率先从集体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一往无前地闯进商品经济的大海中。特别是10万农民促销大军，搞活了流通区域，这是“温州模式”初期阶段的主要特征与内容之一。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当年“弹棉郎”的身影。现代温州人长年奔波在全国城乡，足迹遍及神州大地，形成了遍布全国各地的销售网，为“温州模式”的创造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以“种涂田”习俗为代表的敢于创新的精神。温州在地理上位于我国东南一隅的海滨，自古以来，温州海滨不断淤涨，在平潮时，潮水携带的悬浮浪沙，纷纷落淤于“三江”（指瓯江、飞云江、鳌江），形成广阔的浅海淤泥滩。因为瓯江沿岸多涂田，沿江居民在农业生产中创造了“种涂田”的习俗。明万历年间《温州府志》有这样的一段记载：“温壤多泥涂，土性浇薄，民以勤力胜之。地不宜桑而织丝工，地不宜粟麦而稻足，地不产漆而器用工致。”这说明古代温州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如遇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则另创蹊径，不为所屈。这充分表达了温州人民“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则创造条件上”的艰苦探索、锐意创新的精神。
1980年以后，在全国经济大潮中，温州人在多次超前改革实践中所表现的聪明才智和敢于创新的精神是“温州模式”的突出亮点。被世人誉为“敢为天下先”的温州人精神。也正因为有着如此悠久和深厚的民俗文化传统的哺育，今天的温州人才能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性遭遇面前，一马当先，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种种“全国第一”的奇迹。当然，造成现代温州人的这种精神，还有其他多方面的原因。但我们不能忽视和低估几千年来传统民俗文化，在创造“温州模式”中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和积极作用。应把现代温州人的精神，看成是优良民俗文化传统精神的延续和进一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