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脱执政的时代，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时代。朝政混乱，盗贼蜂起，脱脱掌握国家大权，责任重大，如果没有顽强的智计来维持局面，很容易使事情败坏的。史书上往往称赞脱脱轻视钱财，远离声色，礼贤下士，恪守大臣的节操，具有古代贤相的遗风，但却被小人所迷惑，由于急于了结个人恩怨，以至亲自率军出征，结果是功亏一篑，被哈麻谗言陷害，死在淮安，国家也随之灭亡了。这是由于他平时不善于权衡事情的轻重，所以不能担当大任，这名神童的诗很巧妙地讽谏了他的这一弱点，可惜的是脱脱把它忽略了，没有悟出其中深刻而中肯的道理。
我听人说，以“讽”为谏是一种十分高明的做法。那么，古代的大臣以忠言谏主为己任，直言尽忠，难道都不足为训吗？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如果说进谏之道重在“讽”的话，那么，在尧、舜时代，君臣之间相互问答唱和，有这样的事吗？没有。在夏、商、周三代鼎盛时期，大臣献计献策，君主训导臣下，是不是有这样的事呢？没有。上有圣明的君主，下有正直的大臣，君臣同心同德，举措得当，言语行动准确得当，即使有不足之处，随时可以指出，加以匡正，无不顺应民意，哪里用得着“讽”呢？之所以有“讽”，是出于不得已才这么做的。况且，所谓的“讽”，必须是旁征博喻，故意地绕着弯子讲道理，甚至有人花言巧语地进行莫名其妙的诡辩，大多类似于优伶给人开心逗闷的把戏，哪里是大臣侍奉君主、谈经论道的方法呢？凭着朝廷宫殿的无比的尊严，天子的赫赫威势，却动辄以讽刺进谏。朝廷上岂不成了上演滑稽戏的勾栏瓦肆？然而，用什么办法来取代这种做法呢？答案是：言谈微中，可以解纷。倘若使进谏的人懂得因势利导，有什么错误不能得到挽回和补救呢？孔子说自己选择讽谏，是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混乱局势有感而发的，并不是教导人们一概地将这一方法运用于开明盛世。
贤妻良母，功不可没
对男人最有影响的女人是母亲和妻子。母亲对儿子的影响是在早年，对于儿子的个性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母亲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儿子的性格，甚至决定了儿子的命运；而妻子的影响则不同，妻子往往很难改变丈夫早年形成的性格，但对丈夫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有时却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可以这样说，好的母亲塑造了一个男人的性格特征，好的妻子塑造了一个男人的行为方式。一个男人如果早年有好的母亲，婚后有好的妻子，也许他的生命已经成功了一半。另一半，就靠自己的禀赋和努力了。
隋文帝杨坚像
独孤皇后是隋文帝杨坚之妻。她出身北周的名门望族，其父亲是北周的大司马，姐姐是周明帝的皇后，长女又是周宣帝的皇后，这样的人家，可谓“贵戚之盛，莫与为比”，确实是当世无双的。但她却没有丝毫骄傲之气，相反，倒是能柔顺恭孝，谦卑自守。在隋文帝杨坚登基前后，始终如一，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不可多得的相夫教子的贤内助。
当初周宣帝死后，杨坚以外戚身份辅佐幼主，实际上他已完全掌握了朝政，与皇帝已经没有什么区别。文武百官也趁此机会讨好他，劝谏谋划。让杨坚以接受禅让的形式登基称帝，建立新朝代。在这关键时刻，独孤皇后也看清了形势，觉得如果不按照群臣的意思去办，将会使得天下大乱。于是，她派人敦促杨坚说：“大势已定，你没有犹豫的必要，当断不断，自取其乱，你不必退让，努力吧。”杨坚在她的鼓励之下，终于接受禅让，建立隋朝，自己也逐渐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开明皇帝。
隋朝初年，南朝的陈国尚存，皇帝并不是高枕无忧，加之边患不断，百废待兴，因此，创业是十分艰难的。为了更好地辅助皇帝，独孤皇后常常陪同上下朝，并在后庭等候，每每发现政有所失，便随时匡谏。她的许多建议，对于朝政多有裨益。独孤皇后深明事理，有一次突厥商人带来一箧明珠。价值八百万，幽州总管阴寿劝皇后买下为自己所用。独孤皇后当即表示：“这不是我所需的，当今戎狄屡屡侵略边关，将士疲劳，不如用这八百万分别奖赏有功的将士。”这件事使文武百官倍受感动，从此大家都敬重皇后，连杨坚这位皇帝也敬畏三分。
独孤皇后不仅尽心尽力地相夫，对族人和子女要求也极严格。她常告诫各位公主说：“周家公主，类无妇德，对公婆无礼，离薄人家的骨肉，才使自己的江山不能万世永固。这等不孝顺的事和作为，你们当作教训应时刻警记。”
外戚干政乱政，也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弊病，这与皇后的态度是息息相关的。独孤皇后在这方面处理得就十分谨慎，也很有分寸。她的表兄弟大都督崔长仁犯法当斩，隋文帝因为皇后的缘故，想赦免崔长仁的死罪，独孤皇后知道后，当即制止，疾言厉色地对他说：“国家大事，怎么能只顾私情而枉法呢！如果这样，天下岂不是就要无法可依，民心大乱了吗？”崔长仁最终被处死。
当时朝野之上对皇后的评价很高，史书记载说：“每与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合，宫中称为二圣。”由此可见独孤皇后在隋朝初建帝业中的作用。《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评论说：“家道正则化行天下，由近及远，自家刑国，配天作合，不亦大乎！兴云是系，不亦重乎！”的确，尽管隋朝没有传之久远，但独孤皇后的功德还是不可埋没的。
如果说独孤皇后是好的妻子的话，那么，杜太后就是好的母亲。
杜太后是北宋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的母亲。她的出身虽然并不高贵，但由于她目睹了战乱年代的皇权变更，对政治更迭深有感触。所以，她对于赵宋政权的建立和稳固都起过一定的作用，甚至赵光义能成为皇帝也是由于杜太后的遗命。
公元960年（北宋建隆元年）1月，赵匡胤在赵光义、赵普等人的协助下发动了陈桥兵变，当使臣楚昭辅向赵匡胤的母亲报告说“点检已作天子了”时，赵匡胤的母亲说：“吾儿素有大志，现在果然当了天子，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
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尊自己的母亲为皇太后。在堂上向母亲行礼叩拜，众人都一起向杜太后表示祝贺，君臣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只有杜太后并没有显出十分高兴的样子，左右大臣对杜太后说：“臣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作‘母以子贵’，现在您儿子作了天子，您怎么不高兴呢？”杜太后说：“我也听说过一句话，叫作‘为君者难’，天子位居亿万士民百姓之上，如果治国有道，那么当天子是很尊贵的；倘若无法掌握大权，那么到那时不想作天子，只想当个匹夫百姓也是不可能的，那是会有杀身之祸的。所以我为我的儿子担忧，心中不快。”赵匡胤听了她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深为母亲这种居安思危的精神所感动。
杜太后亲历乱世，对兵变夺权、朝代更替深有体会。自从宋太祖赵匡胤当了皇帝之后，她时时刻刻都在思考如何才能使赵氏天下传之万世，不再像五代那些王朝如此短命。她帮赵匡胤决定国家大事，寻找可靠的辅政大臣，她主张让赵普为书记，并时常对赵普说：“赵书记多费心吧。吾儿没有经过这些事情，不懂得如何处理。”杜太后对自己的三儿子赵光义更是喜爱，从未对赵光义发过火，变过脸，赵光义每次出去办事，她总叮嘱说：“一定要和赵书记一起去才行。”只要赵光义远行，她总是翘首期待儿子按时归来。
杜太后生病，自知将会一病不起。赵匡胤端汤送药，不离杜太后左右。当杜太后病危时，她命人叫来赵普，记下她的遗嘱。杜太后对宋太祖赵匡胤问道：“你知道你是怎么得天下的吗？”宋太祖赵匡胤痛哭失声，不能回答。杜太后再次催问。宋太祖赵匡胤说：“都是托祖宗和太后的洪福。”
杜太后说：“你说的不对！你能夺取天下，正是由于柴世宗柴荣传位给幼子，让小孩统治天下，大臣离心，不再为其出力。如果周有年长的君主继位，你还能作天子，得天下吗？你和光义都是我的亲生骨肉，你死以后要把皇位传给你的弟弟，天下太大，事务太多，天下能立长君，是社稷之福啊！”
宋太祖赵匡胤哭着叩头说：“我怎敢不听母亲的教诲。”
杜太后又看着赵普说：“你也一起记下我的话，不得违背。”赵普在杜太后的榻前记录下了杜太后的遗嘱，并在纸末尾写上“臣普记”。宋太祖将杜太后的遗嘱放到金匮中收藏起来，命可靠的太监保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金匮之盟”。
至于赵光义是如何即位的，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甚至对于“金匮之盟”也有异议。但这些还是留给历史学家去考证吧，我们应当看到的是，一位贤良的母亲，对于后代是如何的重要。
在传统社会中，以贤妻良母来评价女人，是有其社会历史根源的。因为女人很难直接参与家庭以外的社会活动，所以，她们的社会价值往往要通过儿子和丈夫体现出来。俗话说的“母以子贵”，“妻以夫荣”，便是这种观念的极好的体现。其实，这种观念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失，例如，现在流行这样的话，叫作“男人通过征服世界而征服女人，女人通过征服男人而征服世界”，说的仍然是“母以子贵”，“妻以夫荣”的意思。然而，即使在传统社会，女人也决不仅仅是男人的附属物，女人无法自己到家庭以外的社会上去实现自己的影响，就将所有的经历投放到了家庭之内，放到了孩子和丈夫的身上，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说女人塑造了男人也并不过分。
忠谨之道
为人臣者有三忌：一是功高震主；二是权大欺主；三是才大压主。据说，这是无数人宦海生涯的经验总结，谁若犯了这“三忌”，重则身首异处，甚至全族覆灭，轻则削职为民，困顿终生。
人言官场险恶，官场如战场，其实并不尽然，其主要条件应看处于什么样的朝代，得遇什么样的君主，更主要的还是自己的态度。以曹操之“奸”，尚有许多人忠诚于他，尚有许多人在他手下得以善始善终，何况奉事别的君主呢？由此看来，官场杌诈，宦海“三忌”，都是存在的，但也不是绝对无法避免的。至于如何避免，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在历史上犯了“三忌”的忠臣良将固然大有人在，但只要得遇明主，又能恰到好处地处理自己和君主的关系，还是完全可以善始善终的，这样的人也为数不少。唐初的宰相房玄龄就比较典型。
房玄龄做了近二十年的太平宰相，是一位至忠至勤的能相，其善始善终，尤为难得。
房玄龄生于公元579年（北周武帝建德八年），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曾祖和祖父都曾在北魏和北齐为官，父亲房彦谦，是当时的著名学者，与朝野之间的才俊多有交往。他虽长期在隋朝做官，但以他的政治敏感觉察到隋必定长久不了，就想辞官不做。在任上他曾积极地为民众谋福利，深受当地群众的爱戴。
房玄龄出身于这样的家庭，自小耳濡目染，受到了这种气氛的长期熏陶，逐渐确定了治国安民、造福民众的志向，也培养了他的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还是在隋文帝时期，大多数人都称颂隋朝的功德，房玄龄却看出了其中潜藏的危机。他说：“隋朝本是篡夺了人家的权位，对百姓并没有建立什么功德，并未扎根人心的深处，只不过一味欺骗百姓而已。现在兄弟之间又互相争夺皇位，贵族们竟相享乐，又在内部互相勾心斗角，甚至骨肉相残。这样的王朝，其灭亡是跷足可待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房玄龄的看法是极有预见性的。
房玄龄的个人品德也极为人们所称赞。他是一位孝子，就是对继母也是至孝。继母病了，他请医抓药，每当医生过门，他都哭泣着垂手侍立；继母死了，他居然因伤心而不能尽食，以至骨瘦如柴。对父亲就更不用说了，他的父亲卧病一百多天，俗语说，“床前百日无孝子”，房玄龄却能始终如一，在服侍父亲的时候，从未脱衣睡过觉，都是合衣而卧，其尽心尽意，是可以想见的。房玄龄的这种个人品德，对他日后有大的成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时，隋朝的吏部侍郎（专管选拔调整官吏的人事工作）高孝基就评论说：“我见过的年轻人多了，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的人，房玄龄将来一定会成为了不起的人。”
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之时，房玄龄正任隋朝的隰城（在今山西汾阳）尉。李渊派其子李世民（后来的唐太宗）带兵去平定渭水以北地区，房玄龄经过分析比较，认为隋朝灭亡只是迟早的事，而在诸支起义军中，唯有李唐政权深明大义，极得民心，又能礼贤下士，将来必定能据有天下，于是，他就毅然抛弃了隋朝的官位，投奔了李世民。当时，李世民距他有八百里之遥，他“杖策谒于军门”，拜见了李世民。一谈之下，大为投机，李世民即委以渭北道行台记室参军的重要职务，把他当做重要谋士看待。从此，李世民与房玄龄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中，两人密切合作，使李世民成为一代明君，房玄龄也成为一代名相。
房玄龄像
房玄龄跟李世民一起参加了许多次战斗，在平定隋朝大将王世充的战斗中，房玄龄积极出谋划策，为取得这场关键性战役的胜利立下了功勋。在战斗的间隙，房玄龄陪同李世民去拜见一个叫王远知的道士，据说这王远知道行高深，能上知一千年，下知五百年，是一位高人隐士。他们化装成普通人，“微服”私访，那王远知却一看即知，告诉李世民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从这以后，房玄龄更加尽心尽力地辅佐李世民，坚定了他追随李世民，辅其为天下英主的意愿。
李世民因赫赫战功而被封为秦王，又官居唐朝特设的“天策上将”，势力很大。李世民还极其善于招揽人才，在秦王府中，就有所谓的“十八学士”。房玄龄、杜如晦多谋善断，陆德明、孔颖达精通经学，姚思廉擅长文史，虞世南以书法名世，其余十数人也是当时的人杰才俊。在这“十八学士”当中，房玄龄据其首。在秦王府的十多年中，为秦王李世民招致人才，是房玄龄的重要任务之一。
《旧唐书·杜如晦传》记载，起初，杜如晦做李世民的兵曹参军。其职责是帮助训练士兵，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位。后来。秦王府中的人派往各地的越来越多，杜如晦也要被调到外地去。房玄龄听说了，赶忙跑去对李世民说：“王府中的英俊才杰被调走的越来越多了，别的人我都不觉得可惜，只有杜如晦不能调走，他是个其智能识大局，其才可安天下的大才，您如果还想经营四方，取得天下的话，非此人不可。”
李世民听了以后，十分感激地说：“如果不是您提醒我，我差点失去了这个人才。”李世民立即撤消了调令，重用杜如晦。以后以多年的实践证明，房玄龄的认识是正确的，杜如晦在评断大事上，极有见地。以致有了“房谋杜断”这一说法，意思是说房玄龄善建嘉谋、杜如晦能正确决断。二人密切配合，为唐代的安定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