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家由先秦时期的天文家和占星家演变而来的。阴阳家在天象观测中看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官，地有五行”。他们掌握了自然界阴阳五行变化规律，他们是具有较多科学知识的人，他们甚至能够预测日蚀、月食和某些自然现象的发生时间，人们便对他们有了神秘感，再加上政治统治的需要，往往有意识甚至是处心积虑地将其神秘化，后来又流传民间，这就逐渐产生了以玩弄方术为主的方士型的阴阳家。在这一类人中，高明者往往是把科学——如天象来预测——与神秘的巫术形式结合起来。用来预测人事的吉凶祸福。这些人到汉代即被正式命名为阴阳家，成为“六家”或“九流”之一。
古代专事天文历算的术士们，通过观测天文星象的变化，来预测人世间的各种变化，尤其是政治上的变化，有时确也能言中。但是宋朝的星官术士们的技术却令人怀疑，他们往往不懂什么是占星术，而只知讨好皇帝和执政大臣。所以他们为了赢得皇帝的欢心，不惜谎话连篇，让人听起来忍俊不禁。
《四朝史·天文志》一书，上面记载了宋哲宗即位八年后的星象观测说：“元佑八年（公元1093年）十月戊申，有一流星从东壁西座出现，漫漫流动到羽林军星座的位置而消失。表示现在主上拔用文士，贤良的大臣在位”。
“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二月丙午，有一流星从壁东座出现，漫漫流动刮浊星的位置而消失。表示现在天下的文人才子均能登科录用，贤良大臣在位。”
“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六月的一天，有一流星出现，漫漫流动到壁东星座的位置而消失，表示现在有文人受到重用，有贤明之士来到我国，贤良大臣受到重用。”
“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二月癸卯，有一流星从灵台座出现，向北行至轩辕座东星座而了消失。表示现在有贤良大臣在位，天子将有子孙之喜。”
这些记述实在是胡诌八扯。其实，元佑八年，高太后不幸归天，国家随之发生了巨变。原来真正的贤良大臣都被罢免流放远地，起用了蔡京、蔡卞等奸臣辅政。
据说，三代时期的苌弘是个极其著名的占星家。他根据星象推测时局的发展变化能够达到百发百中的程度，但他为人却十分狂妄，不会韬光养晦。据《淮南子》记载，他曾经预测出周朝将要灭亡，但如果能够迁都，就可以避免灭国之灾，结果惹得周朝的统治者大怒，甚至也为普通人所厌恶，说他妖言惑众，被车裂而死。汉朝的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中嘲笑他说：“天地的气运变化，日月的行走规律，风雨的交替递嬗，律历的术数组合，无所不通，然而却不能料知自己的命运，被车裂而死，实在是可笑啊！”其实，刘安也不必去嘲笑别人了，他自己也是相信占星之术和其他的预测术的，倒头来自己也因谋反罪而被杀，难道他是善于把握自己命运的吗？
在中国的古典诗文中有一个经常用到的典故，这就是“丰城剑气”。据《晋书》记载，东晋时的太傅张华见天上的斗、牛二宿中间经常凝聚一股紫气，不知是什么缘故，他就请当时著名的占星家雷焕推占，雷焕私下对张华说：“我已经观察很久了，斗、牛之间确实有一团奇怪的云气。”张华问：“这是什么预兆？雷焕说：“这是宝剑的精气，反射到了天上。”张华说：“你推断的出在什么地方吗？”张华说：“我能看得出来。我小的时候，有一位相面的人说我六十岁时可以作大官，并且能得到宝剑。现在果然应验了。”张华又问：“宝剑在哪里呢？”雷焕说：“根据田地分野的界限来推测，宝剑应是在丰城。”于是，张华便命令雷焕为丰城县令，私下去寻找宝剑。雷焕到任后，在一间牢狱的地基下挖了四丈多深，得到一个石涵，将其打开后，见其中放着两口宝剑。雷焕将其中的一把剑送给了张华，自己留下了一把。
后来张华认出了那是春秋战国时期所铸的干将和莫邪剑。张华就派人去责备他说：你怎么敢欺骗我张华呢？把雌剑给我自己留下了雄剑。雷焕说：“朝廷将有动乱，张华也将不久于人世了。况且神来之物也是留不住的，终将化去。二剑早晚会聚合的。”
张华死后，那把剑不知去向了。后来雷焕的儿子雷华带着他父亲的那一把剑经过延平津，宝剑突然从他的剑鞘中跃出，落入水中不见踪影，雷华派人寻找，但见两条巨龙在延平津中翻腾，波浪惊人。
中国古代的科学实际上是十分发达的，只是往往综合把握世界，没有分门别类地探讨各门科学的特点，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的科学往往和阴阳迷信混淆在一起，使人难辨真伪。
例如，中国古代的气象学是很发达的，但往往和风角占候混为一谈，一些善于风角占候的方士几乎都是很高明的天气预报员。
据《后汉书》记载，一年好几个月没有下雨，天气大旱，任文公却对有关官吏说：“五月一日将要发大水，应该赶快准备，否则就要吃大亏了。”人们当然都不相信任文公的话，他见别人都不相信，便自己建造了一艘大船，别人见他这样，不仅更不相信，甚至还嘲笑他。到了五月一日，天气十分炎热，根本没有下雨的样子，官吏们便纷纷嘲笑任文公料事不准；到了中午，风云乍起，雨暴骤至，河水涌起十余丈，一时间屋塌房倾，淹死了许多人，任文公却乘坐着准备好的大船幸免于难。
唐代的李淳风不仅是数学家，他的占卜技艺还十分精湛。据《天平广记》和《旧唐书》等书记载，他“每占吉凶，合若符契，当时术者疑其别有役使，不因学习所致。”一次，李淳风与张率共同服侍唐太宗，张率也是当时占卜的高手。此时，突然有一阵暴风从南边吹来，李淳风说：“南方距离这里五里的地方，一定有人在哭泣。”张率不同意他的看法，认为“一定有人在演奏音乐。”为了证明他们两人谁占卜得更准确，唐太宗让人骑马去观看，果然有人在演奏鼓乐，但那是一群送葬的人，哀嚎之声不绝。
有一次，李淳风对唐太宗说：“明天北斗七星将要变成人的形状，到了时候你可请他们来作客。”唐太宗听信了李淳风的话，第二天派使者在指定的地方等候。不一会儿，从远方走来了七位僧人，他们从金光门进入西市的酒家，让人取来一石酒，在那里聚饮，饮完之后，又添了一些。这时，唐太宗的使者走上前来说：“皇帝请你们入宫。”这些僧人相顾而笑，说：“一定是李淳风这个小儿走漏了风声。”回头对使者说：“我们饮完了这些酒，便进宫，你不必着急。”喝完酒之后，使者在前面先走，等发觉身后无人。回头一看，僧人都不见了，只见座下放着二千银两。
关于星占的理论，起源也很早。司马迁在《史记》中列了《天官书》一章，后来的史书绝大多数都仿效了。他在其中把天空分为五官。所谓五官实际上是指把天空划分为五大区域，分别称为中官、东官、西官、南官和北官。其实它的理论基础还是以《周易》的思想为根据的，即以四象的理论来划分，只是又多划出一个中间区域，称为中官，从而形成了五官。五官各有其对应物，但在具体的对应物上又没有统一的说法。虽然各有各的理论，但归结起来，也无非是把传统的四象变成五象、四兽变成五兽，使之更加符合阴阳五行的说法而已。司马迁在《天官书》中似乎试图将这些纷乱的说法归于统一，他将四方的四官对应四兽，中官定为北极。这样以来，东方的天象对应春天，南方对应夏天，西方对应秋天，北方对应冬天。
接下来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分野。分野就是将上天的星座按照一定的规则划分给地下的某一个地区、州域和诸侯国，当天上的星象发生变化时，它相应的地区也就会产生感应。汉代郑玄在注释《周礼》时说：“九州州中诸国中之封域，于星亦有分焉。”其意是说，帝王在划分各个诸侯国的时候，也给他们分封了相应的星座。但划分星际分野的方法很多，如十二次分野的分法是按照岁星的运行规律，将天空划分为十二等分，以一年为单位，每一年岁星到达一个相应的天上的区间，十二年之后岁星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分野的基本方法是将这十二个天上的区间与诸侯国对应起来，哪一个区间对应哪一个地区（诸侯国）是由古代天文学的的权威（占星的权威）决定的，并不是随便划分的。另外还有二十八宿分野、五星分野、干支分野等等。
其实，古人早就不相信这一套了，据《晏子春秋》记载，有一次，齐国的上空出现了彗星，齐景公感到非常害怕，不知如何是好，便请人去祈禳。
晏子去劝景公说：“这么做没有什么好处，只是自我欺骗罢了。上天有道，不可随便去讨好它，不能对上天的意旨怀有二心，既然如此又何必去禳星呢！况且天上有彗星出现，是暗示国君应清除污秽，如果没有了污浊的德行，又何必祈祷呢？如果德行有污秽，祭告鬼神能有什么作用？《诗经》上说：‘这位周文王啊，慎言行事，小心翼翼，事上帝心地光明，得来大福大吉，他不违背道德规范，掌握了天命。’大王没有违背德义的行为，各国诸侯就会前来朝拜，还怕什么彗星呢？《诗经》上的话难道不值得借鉴吗？从夏以后到商，哪个不是因为淫乱失德的原因，使百姓最后流浪逃亡。要是真的违背德义，发生祸乱，百姓就将流亡他乡，即使祝史祭祀，也是无济于事的呀！”
齐景公听了很高兴，就立即停止了禳星的活动。
古代的实际情况是，许多占星活动都与帝王所采取的政治、军事措施密切相关，甚至有许多“善行”就是根据对星象的解释而采取的。例如《晏子春秋》上记载，齐景公在位时，有一段时间，火星每晚总出现在天空中，过一年也没有消失。景公很奇怪，也很恐慌，就叫来晏子问：“我听说，人做好事，上天就褒奖他，要是做恶，上天就惩罚他。火星是表示上天的惩罚之意的，现在总是出现于南方天空。这表示将由谁来承受惩罚呢？”晏子说：“由齐国承担。”景公听了十分诧异，他很不高兴地说：“天下大国有十二个，都号称诸侯，为什么火星昭示的灾难要齐国来承担呢？”晏婴说：“火星的的方位正在齐国的地界，而且上天降惩，往往注重富强之国。现在的齐国，治政不采纳良策，颁布政令不能执行，贤才良臣被疏远，造谣生事的小人反而得势；百姓的怨愤已达到了极点，有的人在自己祈祷福祥，有的人以平庸的样子强掩着心中的不满，甚至有人已经失去信心，他们有了轻生的念头，所以天上的众星不按原有的顺序出现，明暗变化不定，也不遵循原有的规律，灾星显出光芒。大星逆转，不吉祥的妖星也在旁边出现。这正象征着有贤良而置之不用，国家怎么能不灭亡！”
景公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问：“灾祸是可以消除的吗？”晏子回答：“当然。可以招致而来的东西，就可以使它离去，不能招致而来的东西也就不能使它离去。”景公又问：“我应当怎么去做呢？”晏子答道：“您何不清理冤狱，放那些受难的人回乡种田，把官府的财物散发给百姓，恤贫怜贱，敬养老人。大王如果这样做，所有的祸患都可以祛除，又何止一颗星呢！”
景公听罢说，显出了很高兴的样子，说：“好！”他按晏子所说去做，过了三个月。火星便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晏婴的思想在整个中国古代都是很有代表性的。灾由人为，不在于天。汉代的晁错给汉文帝的奏疏《论贵粟疏》中专讲“劝农力本”才能国富民强的道理，他说：“圣明的君主身居王位，他的人民不受冻不挨饿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能够亲自耕种供给他们吃，亲自织布供给他们穿，而是因为他能够开辟生财之道啊。所以尽管尧禹的时候，有连续九年的水灾，汤的时候有连续七年的酷旱，而他们的国内却没有被遗弃和枯瘦的人，那就因为其积蓄丰厚和早有准备的缘故。现在，我们天下统一，土地广阔、人民众多，并不亚于汤、禹的时代，加上又没有连年旱涝的天灾，然而积蓄却赶不上汤的时候，为什么呢？就因为土地有余利，人民有余力，粮食的土地未能充分开垦，山川水泽的资源未能充分利用，不劳而食的人未能全部归回到农业生产上去的缘故。”这难道说得还不明白吗？
中国古代天文学非常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但可惜的是这不是出于纯粹科学的原因，而是由于古人十分重视星占术的缘故。这种阴差阳错，有时不能不令人感慨。
星占术是个十分庞大复杂的体系，各代都有不同。这里既无法详细介绍，也没有详细了解的必要，如果能知道一些关于星占术的常识，对非专业人员也就够了。
必须看到的是，古代的占星家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预测家。他们占星的主旨是为宫廷政治服务的，所以他们不但要精通占星学，而且还要具有十分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善于分析和把握中国传统社会动向以及社会发展的动态。否则就会带来不可预测的灾难。古代的占星活动并不是民间的，不是随便谁都可以乱说的。其实，占星活动与其说是一项占卜活动，倒不如说是一项政治活动。古人认为，占星是一项非常重大凶险的活动，没有高超的才学和出众智慧是无法胜任的，如果随便猜测，不仅会给别人带来灾难，还会祸及自己；同样，接受占星结果的帝王也是必须有一定的德智的，否则就会变成故弄玄虚，自欺欺人，结果自然是自讨苦吃。
人情和政治
中国有没有法制？有，也没有。说有，是因为法网森严，法制严酷，更有礼大于法；说没有，是因为皇帝家天下，嘴比法大，人情大于法。看看下面的例子，也许就知道中国的传统法制为什么会混乱了。
王恢是西汉的一名将军，因为不带兵出击匈奴的运送粮草的部队，被最高司法机关逮捕，按军法应当处死。当时，王恢给丞相田鼢送了一千两黄金，请求田鼢替自己说情。田鼢是太后的同母弟，也就是武帝的舅舅，但他不敢直接向皇帝为王恢说情，就求援于自己的姐姐。太后把田鼢的话转告武帝以后，武帝在这件事上倒还是个明白人，他并没有赦免王恢，还是把他杀了。
西汉和东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外戚干政比较多的时期。因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一般说来，外戚干政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但也不能一概而论。西汉文帝刘恒时，有人上告说，周勃想谋反。汉文帝就令最高司法机关逮捕了周勃。法吏对周勃很不礼貌，很不尊重，甚至还想方设法地侮辱他。在刘恒当皇帝前，吕后一族的外戚专权。当时任太尉的周勃与陈平等人设计消灭了吕太后家掌权的人，周勃的功劳是很大的，他因功被增加封地，赏赐金帛。他把自己所得的赏赐全部送给了汉文帝的舅舅薄昭，当周勃被逮捕以后，薄昭就对他的姐姐——即汉文帝的母亲说了周勃送金给自己的这件事，要求她替周勃说情。太后给汉文帝说了这件事以后，周勃便被释放了。
由以上两件事可以看出，汉代的母后可以干预国家大事似乎是十分正常的事，因此，外戚薄昭、田鼢等人才能够招权纳贿。这些仅仅是史书上有记载的，至于史书没有记载的，肯定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