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在一种躁动不安的氛围中长大的孩子。于内而言，祖父执着于振兴大计，用严酷的管教，鞭子般无时不在驱赶着家人如陀螺般的转；于外而言，兵祸匪患频仍兼天象气候无常，乌云般笼罩在人们头上，无时不在地感受到它的巨大威胁。家无宁时国无宁日的际遇，使父亲自小便处于一种怵惕的境况之中，他内向、刻板、懦弱，像一只时时竖了耳朵的可怜的兔。
兄弟姊妹中父亲行四，兄弟中行二。这居中的排行，使他免去了许多如长兄长姐那般的出头担当之责，自然也少享了许多如满弟满妹那般的关照宠溺之爱。因此，他既无兄长般的大气豪勇，又无弟妹般的细腻温柔。但在外相上，他却又是祖父衣钵的最佳继承。他把祖父的凹眼窝、鹰钩鼻又向前发展了一层，夸张得如一尊希腊人的脸廓，这使他在乡人看来有些异类。
父亲生长时，家境远不是宽裕，生活以节俭为本，一只咸蛋几人分，盐汤拌饭亦常事。长年的营养摄入不足，使父亲身形单薄，体质羸弱，作为一个农家子弟来说，显然已是不合格，即使天降大任于斯，怕也是难能承当的了。但有祖父严酷管束督促在后，又有兄长成功范例引导在前，注定了他只能负重而行戮力向前，让自己如陀螺一般永不停歇了的疯转。繁重的农活他是要经常做的，闻鸡起舞悬发锥股的书是要读的，虽不至于到需囊萤凿壁田地，但松脂之火油灯之光伴读，却也透着几分寒凉与悲壮。听父亲说过他曾熟读诸葛先生的前、后《出师表》，至今尚能倒背如流，据我揣测，“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便应是他当时境况的真实写照。
凭了“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坚定信念，及“诗书传家”的神圣职责，从一个泥腿子嬗变为大学生，其攻读之艰难是显见的。求学的路是辛苦的。父亲在私塾读了几年，上县城读中学。每日里天未亮就起，胡乱扒过先天留下的冷饭，便得匆匆赶路。中餐是没有的，须得捱忍了饥饿。晚上散学又将早上来的路倒着走一遍。无论风雨寒暑，天天如此，数年如此。
那是一个尚武逞勇的年代，弱小斯文为人们所不齿。奔波于上学路途的父亲，便被人视为其展示勇武、练习拳脚的最佳靶子，常有强人壮汉，剪径般拦了羞辱以至殴打，视为乐事。父亲无能抵敌，只护了书包，任其欺凌而已。回来还不敢声张，百般掩饰，怕家人为他担心。祖父终还是知道后，便亲自护送，沿途与人招呼。如此几回后，皆知父亲乃“达达老”的儿子，便也不再妄肇事端，胡乱嫁祸于父亲，始得一路平安了。
父亲似乎是天生读书人的料。只要把头一埋到书里，他便有几分安生与安全，有几分舒畅与快乐。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如果一个人能从读书中寻到这境界，那么学习上还有什么困难不可以克服的呢？慢慢，他竟有了过目不忘、三遍成诵的本领，故而学习成绩一直出类拔萃。中学顺利毕业，又顺利考上国立湖南大学，经济学专业。从学历看，父亲的成就已超越乃兄，这在当时自然轰动，好一似金榜题名进士及第。
可接下来问题也来了，该大学是在省城，学杂费用及往返盘缠，不是笔小数目。幸得祖父深明大义，既然一心要诗书传家，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全家人即使勒紧裤带缩衣节食也在所不惜，只望父亲能一朝鲤鱼跃龙门，走上通达康庄道。
那时正值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胜利百废待兴，交通条件极差，去省城须得走路。于是，父亲足蹬草鞋挎条布包袱携把油纸伞，风餐露宿于途，说不尽劳顿辛苦。总路程一千余里，分十来天走。两条路线，一是直接北上，沿一条古道，经辰溪过沅陵……尽是翻山越岭。一是偏东北方向，进安化十八渡，经桃江益阳……有水路可搭船。父亲原是走第一条路线，虽然辛苦，但可省船钱。后来一次遇土匪被关了羊，便改走第二条路线了。
被关羊是父亲唯一讲过他在旧社会的完整故事。
那是一次寒假后开学，父亲在家过完元宵，又踏上返校的路。仍是直接北上。彼时社会动乱加剧，匪事猖獗，祖父格外交代。谨遵严嘱，怀一颗惴惴之心，父亲也多加了份谨慎，不敢贪早也不恋黑，只大白日里赶路。也不敢逞勇单行，必汇与一大帮旅人同行，混迹其中寻一份安全。
开始两日安然无事，到第三日，祸事终还是发生了。那时父亲正同一帮贩夫走卒结伴行至出沅陵的分水界，此处山高林密，两侧山崖壁立，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去处。大家走到此，虽然青天白日艳阳高照，也不由得胆战心惊，不约而同便闭口噤声不敢喧哗，唯脚下悄悄加紧。即将爬到界顶，突地一声锣响，犹如晴天霹雳，惊得大家几乎要尿了裤子。锣声尚未停息，从密林里窜出一伙强人，明火执仗，将行人围了个插翅难飞。一为首者大呼：“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若要从此过，留下买路钱！”经道听途说口口相传，大家知道这是道上规矩，呼出此口号，其意思是等于下了道战书，正式宣告了剪径抢劫的开始。被劫者可根据面临形势，评估双方实力，然后做出反抗与否的决定。不反抗，劫财不害命；但一若反抗，结果则极可能是人财两空。父亲这一行旅伴，不过一帮乌合之众，苦命挣生活之人，哪能评估焉敢反抗？都乖乖儿降了，自己动手，将所挑所负稍值些钱的东西，都交了出来。当然匪人还得对每人贴身搜查一遍，确定没有隐瞒藏匿，才肯放过。
父亲也与其它同伴一样，早已吓得半死，待将搜及自己时，实是心疼所负财物，那可关系自己一学期的学业与生计，急切中，突然想起祖父曾所言“盗亦有道匪亦有义”，便挣扎着对强人喊道：“我是读书人！”这时一强人已一把就夺去了他身上的包袱，听到此喊，愣了一下，不相信又不甘心的样子，三两下把包袱打开了。看到包袱里虽有几身换洗衣裳和几块光洋，但更多的则是书，这才相信了。唤来为首的强人，首领点头，于是完璧归赵，还了包袱，示意父亲可以走了。父亲迟疑了一会儿，挎了包袱试探着走起来，几步之后便夺路狂奔，生怕强人突然起悔……
记得父亲讲这故事时，我还小，也还没有发生后来那个被称作“文革”的大事件。父亲讲这故事的主题思想，我想应该很清楚：他是在告诉我“乱世之民不如治世之鸡犬”的道理，作新旧社会对比，颂太平盛世莺歌燕舞，当然就是在对我进行制度优越性教育——这是生长在红旗下的基本教育。
可惜当时我并没有深切体会父亲的这一良苦用心，激起了如何与他共鸣的正能量情感，而是沉湎于“盗亦有道匪亦有义”的神奇遐想之中，仿佛那土匪就是一群行侠仗义替天行道的英雄，宋江李逵罗宾汉，不由生出些朦胧的敬意。后来又考证，其实这湘西土匪确也曾有过如此规矩，所谓“几不抢”，如出殡的丧家、教书的先生、出诊的郎中、送信的邮差……而父亲能逢凶化吉，遇大难而不死，足见这匪人是恪守了这规矩的。否则便没有了他；当然，这世上芸芸众生中，也便没有了我。所以，从这一点上看，这土匪纵使人们谈之色变视为恶类，于我却又另有别论了。
自分水界遇匪后，虽然毫发无伤全身而退，但祖父听说后，后怕不已，便饬令父亲再不得走旱路，冒那份险了。因为这一拨强人守道上规矩，但下一拨谁能保证他也守？故祖父每次都把父亲的盘缠给得足足的，让他到安化坐船走。于是，父亲便或客船或货船或乌篷渔船的搭了，沅水资水湘江辗转的飘。看过沈从文先生的《湘行散记》，想父亲当年也应是那光景。唯惜父亲毫无文艺细胞，更无沈先生的如椽大笔，否则，记叙出来也应很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