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四日，阴。
迷迷糊糊地捱到黎明，醒来得面对令人窒息的现实。
再次来到政府。
政府门口的军车更多了。指挥部挤满了新闻记者，不断有高级领导和水文地理专家从全国各处风尘仆仆地赶来。他们穿着工作服或者雨衣，挽起沾满泥水的裤脚，和所有人一起在余震不断的屋檐下找椅子随便坐下。灾难面前，所有森严的等级制度和深入骨髓的形式主义统统自动作废。
女市长正在打电话，我依然决定求她想办法。
等待之间，我注意到身旁的新华社记者，他正忙忙碌碌地往笔记本里编辑着什么。凑近一看，是一条新闻，叫“绵竹市遇难人数已接近两千”。我当即哑然，仅我所知，绵竹市区的遇难人数都不只两千，何况辖区内的那么多乡镇？汉旺、山区、那么多所学校，该有多少个两千？原来失实又片面的新闻数据正是这般传播出去的。这显然是这位记者抵达灾区的第一天，可能采访车直接将他送到了指挥部门口。可是就在他们根本还未深入了解到最真实数据的情况下，却需要第一时间向关心灾区的公众和领导传达信息。没有办法，他们只好暂时依据陈旧的数据写出最保守的新闻。
更多人因为山区的灾情聚集在了市政府，等着政府给出救援方案。重重大山围困着他们的父母、爱人、兄弟姐妹。而当然，最失职最悔不当初的还是我，在罕世灾难面前，身为母亲我未能保护好自己的幼子。
距离大地震已经过去三十几个小时，但是陷入断电断水断通信的绵竹市，却犹如一个刚刚从重创的昏迷中挣扎醒来的伤者，四下一片茫然。救援的序幕在不知所措中纷乱拉开，不断有民众扑进指挥部呼天抢地。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五十来岁的大叔，他走到女市长面前就扑通跪下，谁也拉不起来。原来，市区内有一家名叫“家得利”的大型超市在地震中垮塌，无数员工和顾客掩埋其中。他的女儿地震当时正在逛超市，承重大梁垮下来，压住了他女儿的腰部。今天清晨他找到女儿时，女儿已经奄奄一息。他飞奔至政府，请求领导派人去将那根大梁搬走。
女市长说：“不是有武警当场搜救吗？”大叔说：“武警担心锯断大梁引起二次坍方，造成更大伤亡，不敢擅自行动，求您下一个命令！那些已经没法挽救的人我们也就不说了，天灾人祸，我们没有怪政府，现在就是求你们救救这些还有希望的人呐！”大叔说罢，与同行的人一起放声大哭。原来，同时被这根大梁压住的还有一位大腹便便的孕妇，以及一位青年男子。亲人们在震后陆续赶到废墟时，孕妇已经停止了呼吸。而青年男子身受重伤却神志清醒，家人抱着他尚且可以活动的头部，撕心裂肺地听着他喊疼、喊救命、喊不想死……就是搬不开压在他身体上的水泥大梁，兵荒马乱之下更不可能有现场救治。就这样，青年男子苦苦挣扎到五月十四日早上，才含恨闭上了双眼……
我目光呆滞地望着跪在眼前的同胞，雨水顺着屋檐哗啦啦地落在他们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自己，我的身体已经形同虚设，而魂魄却依附在这群悲伤的同胞身上。我已经焦急忧虑到失去流泪或者呼喊的力气，而这份绝望，被他们代替着表现了出来。
许多在场的男记者陪着大叔落泪，甚至有人哭出了声。
不，不！我在心底呐喊，我不要这样，我不要我的亲人来承受这样祭奠的泪水！
忘了大叔是怎样离开的。
纷乱中有许多熟识的人向我点头问好，目光里无不包含“我们都还活着”的庆幸。但我根本没有心思来与他们分享这份喜悦，我的身体的确还活着，可是我的灵魂却被围困在了大山深处，生死未卜。
在等待救援方案时，同病相怜，一位与我年纪相仿的红衣服女子跟我倾诉起她的遭遇。她告诉我，她的先生在山里的水电站工作，地震后与许多同事一起被困大山，更令人寝食难安的是，已经得到消息，先生的腿受伤了，而山里无医无药。不过，她显得比我有信心，她挽着我说，不怕，如果政府实在不愿派出救援队伍的话，我们自己进山去。
我想，可能她很少进山，并不了解山里残酷的真相吧。但不管如何，红衣女子坚毅的表情给我了一点鼓舞。
指挥部开始为如何救援山区灾民开会，我们挤进去旁听。
问题的关键在于无法跨越的堰塞湖和不可预知的余震。
“堰塞湖”这个专业术语正是在五月十四日那天被水文专家在灾区提出来并传播至全中国的。
他们说，救人的确要紧，但是也不可能在毫无应对措施的情况下派出一支特种部队进山里白白牺牲。要渡过堰塞湖需要汽艇，现在灾区根本没有。而余震，更是防无可防。
“能不能考虑用直升飞机呢？！”
我贸然插嘴。
一位领导回答我说：“你是不是把美国大片看多了？”
彻底无语。
我和先生，还有红衣女子，当下绝望地退出了小小的会议室。
靠人力去救，连救援队伍的生命安全都不能保证。
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去救，领导说那是美国大片里才有的事情。
等死吧，我的亲人们！
我扔掉手里的饼干，决意自己行动，红衣女子也高声附和。
但是先生摇摇头，他劝我们冷静，再等一等，要救人，仅凭我们两个身单力薄的女子肯定是不可能的，只能依靠政府。
这边的会议还在继续，那边又开始了中央飞来的高级水文专家主持的灾情预警会议。红衣女子拉着我冒充记者挤进了会场。一张卫星地图展开，各级职能部门开始汇报数据，专家的眉头锁得越来越紧。最后，他指着清平乡的堰塞湖沉重说到，这是德阳市面临的巨大威胁，一旦堰塞湖决堤，损失很可能比512地震带来的后果还严重，德阳市将成为一片汪洋，整个成都平原都会陷入危险！
所有人都被吓住了。
专家又问：“派出专人进山察看险情了吗？”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专家往窗外一看，大雨磅礴。他收回眼神一声令下：“马上派出军队察看堰塞湖险情，事不宜迟，要是再等雨下上二十四小时，后果不堪设想！”
救人也好，避险也好，所有的问题在瞬间回到一个主旨上：派人进山。
女市长找到我，问我能不能找到为军队带路进山的向导。
当然能啊！
我欣喜万分，终于有人要去救我的孩子了！
争先恐后要当向导的人太多了，他们大多是家在清平乡的年轻人。虽然自己因为工作或者读书的缘故躲过了这场劫难，家人却生死未卜。能想的办法都想过了，要哭要疯，都折腾得差不多了。可是难以逾越的大山依然冷酷地矗立在我们与亲人之间，唯一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解放军身上了。正当一行人满怀激情的来到女市长面前时，却被遗憾的告知，由于大地震后山河改观，为了保证特种部队的人身安全，指挥部经过再次商议决定，必须要地震之后从山里爬出来的人来当向导。
又是一盆冷水浇在我们刚刚热起来的心脏上。
试问，有谁好不容易历经生死逃出地狱，还愿意再次走进大山？就算他们愿意，超强度的体力透支也根本不容许他们再次行动呀！回想我们所见过的刚刚出山的亲人朋友，哪一个不像鬼魅魍魉一般轻飘飘地只剩一口气了？
但是，既然指挥部在积极想办法，并且已经做出了派出救援队伍的决定，作为焚心牵挂亲人的我们，又怎么肯轻易放弃这次机会呢？
我对市长说：“我们去找！”
话虽这样说，不过心里完全没底。
开车去邓哥家，说明情况。
本就瘦弱不堪的邓哥摇摇头说：“实在对不起，不是我不愿帮你们，可是我也有老老小小一家人啊，那条路不是人走的。”
我们表示理解，但央求他跟我们去一趟市政府，请他给指挥部画一张路线图。
邓哥坐上了车。
计划顺利实施第一步。
我们把邓哥请到了专家领导们的面前，请他如实陈述自己的逃生路线和简要过程。然后，他根据我们事先的叮嘱，当着专家领导的面答应做军队向导。
指挥部领导一声令下，行动开始。
四百名特种部队士兵坐上了开往汉旺进山口的军车。
而邓哥则按照我们计划，一出会议室，就从市政府大院的后门匆匆离开。我的先生，偷梁换柱顶替邓哥来到了部队前面。
——情况紧急，军队并不知道向导什么样子。我承认，我们耍了一回小聪明，欺骗了指挥部。
先生自幼生长在大山，即使山河改观，多年以来形成的方向感也不会随之消失，而且他的身体状况比邓哥好出许多倍，何况救子心切，我深信，他比任何人都更能出色地完成此次向导的任务。
我望着他坐上了政府的车，没有时间告别。
再次感谢邓哥，请他回家休息。
时值正午，雨已经停了，白花花地阳光在头顶上燃烧。龙门山下，这座千百年来宁静安详的小城，终因为灾难而沸腾。
一时不知该往何处，完全失去家的概念，快要虚脱，在公路边一块相对干燥的草地上坐下。眼前的道路上挤满逃难的车辆，流水如龙。车厢里塞满了棉被、方便面、矿泉水，以及惊惶不安满眼迷惘的人们。
我的身体里扑腾出无数隐形的风筝，大山深处是它们唯一执着的方向。
恍然间我听见有人大声呼喊我的乳名。
循声望去，看见一辆面包车里坐满了戴着口罩的人，辨认不清。我没有应声，投去闻讯的目光。呼唤越来越急切。
直到车子停在我的面前，有人扯下口罩对我说：“我们叫你那么多声，你这么不答应啊？”
竟然是我许久未见的表姨妈。
我问：“你们这是去哪里？”
“去德阳啊，去成都啊，瘟疫来了，泥石流也马上就要从清平山里冲出来了，不往下走，在这里等死啊？你这么一个人在这里？”
我告诉他们儿子被困在山里了，先生正带着部队进山去救。
“还救什么呀救，政府都已经组织汉旺所有人撤离了，你没看见路上这么多车吗？泥石流马上就要从山里冲向汉旺了，救不了的。”
我顺着来路望去，的确是满眼兵荒马乱的逃难景象。
“上车吧，我们带你去德阳或者成都。泥石流马上就要来了！”
“不，我不信。”
嘴里这么答着，心里却绝望地想，军队、先生、儿子，他们谁能抵抗泥石流？！
“上车吧，不要在这里等死了！瘟疫也来了，你看我们都带着口罩！”
“不行，我要去看我儿子！”
被堵在后面的汽车开始狠命摁喇叭。
我永远不会忘记表姨妈当时的神情和语气，她戴上口罩，依依不舍仿佛永别一般，流着眼泪对我说：“孩子啊，你实在不愿上车，我们就只好走了，你一定要保重啊！”
我机械地点头，表姨妈的汽车汇入疯狂南下的车流。
艳阳高照。
我仰头望向那巍峨的龙门山脉，就像望向一口绝望的深井。我仿佛看见泥石流呼啸着从山口奔泻出来，裹挟着我幼子的身体，淹没掉先生的呼吸和呐喊，还有四百名士兵。
我终于再也流不出眼泪。
是这样悲惨的场景，一个瘦小的母亲，她的眼睛里交织着万念俱灰的寒冷和同赴地狱的最后火星，在洪水一般喧嚣奔腾的逃生车流中孤独逆行，绝然走向大山，走向传说中的瘟疫和泥石流。
眼盲，耳失聪，内心还有语言。
对不起，亲爱的宝贝，妈妈真的无能为力了。如果有来生，妈妈一定照顾好你，分分秒秒不离开你。
等着妈妈，妈妈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孤单单去天堂。
人间一切景象从眼前退却，只剩下这条路。
我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
直到一辆汽车在我身后摁喇叭，有人探出头跟我说话。
“请问，汉旺怎么走？”
我神情呆滞地回答：“泥石流马上就要来了，你们去干什么？”
“我们想去最严重的灾区看看，并且给他们送一点吃的！”
我犹如被人点穴一般瞬间停住了脚步，回头望向他们，汽车窗玻璃上张贴的爱心标志红得鲜艳。我恍然间清醒过来，哦，原来我们已经成为传说中的灾民，不仅仅有政府机关和军队前来救援，就像电视里演的那样，还会有许多来自民间的爱心。
尽管我还来不及适应新的身份，但还是连忙表示自己正要去汉旺，可以为他们带路。他们是德阳市区的个体工商户，做小生意。当听说咫尺之隔的绵竹汉旺竟然已经沦为死亡之城，赶紧四处抢购了一些食物，心急火燎的开车往灾区送。其中一位大哥还告诉我，他老家在唐山，从小家里人就告诉他，只要活着，就不要忘了感恩。当得知我的家人身陷危难，他们竟打算陪我上山去救儿子。虽然我绝不会同意善良热心的无辜者陪我去送死，但是感动之情，依然温暖我心。
汽车奔向汉旺，我观察到这样一幅奇特的景观：灾区的车辆疯狂南下，而外地的车辆却越来越多深入到灾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操着各种口音，准备着满车的牛奶、饼干、矿泉水，沿途向灾民发放。至于泥石流和瘟疫的威胁，他们似乎充耳不闻，奉献的热情分毫不减。
在无从抗拒的天灾面前，生或者死，都不过一场偶然。在我的一生中，正是从这份偶然开始，更加无比坚定地信仰人与人之间那种被叫做爱的神奇物质。在风平浪静岁月静好的日子里，它隐藏着，甚至使你以为它从来就不存在。可是一旦危难来袭，这血脉相连的人世间，个人之痛又怎会不牵动整个世界？爱是人类的本能，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相携相伴走过上下五年前。爱是一剂万能的溶解液，一旦从人心流淌出来，便将所到之处的一切污浊秽物统统化解，让人与人之间的世界被一块纯真透明的水晶连接。水晶熠熠的光芒，提醒所有身处绝境的人，你并不孤独。
我向路人打听看见救援部队进山没有，大家纷纷摇头。我以为由于泥石流的威胁，指挥部最终取消了救援计划，于是绝望得几乎想就地倒下再也不要醒来。却就在那一刻，我看到先生带着一支整装待发的特种部队来到了大山面前。
我当时的面色一定万分苍白，我问他：“是不是不救了？是不是泥石流要来了？”
他摇头说：“不知道，刚才在汉旺指挥部开会，现在马上进山。”
“万一泥石流真的来了怎么办？”
“应该不会，专家说最大的威胁来自堰塞湖。”
来不及多说，公元二零零八年五月十四日十六点四十分，我永生难忘的时刻，部队吹响了号角。公路的尽头，大山的血盆大口面前，我目送他们走上救援之路。
我大声喊：“你一定要把孩子给我背出来啊！”
军队的步伐声和沿途难民的欢呼声淹没掉我的声音。
事后发生过些什么，阿健和阿花如何找到我，又如何将我带去了他们德阳的家，似乎成为我记忆的真空，全然没有印记了。
到了德阳，阿花为我准备好一只充满电池的手机，我装上了自己的SIM卡。
如我所料，问候的短信雪片一般飞来。
那位在五月十一日要我请他吃阿尔卑斯的小师弟说，师姐，这已经是我发给你的第四十条短信，我很担心你，如果平安，请一定给我消息！
电话也迅速地涌进来，嘘寒问暖，共叹生死。亲友们在为我的平安感到庆幸的同时，也不得不替我的家人担忧起来。
逃生出来的朋友说过，徒步进入大山需要八至十个钟头。
我一直在心底默数时间，这是为什么后来我每听一次《生死不离》就感动一次，那句歌词如此贴切——我数秒等你的消息。
任何一份等待最怕的就是煎熬漫漫长夜。
余震依然如此频繁，这一切已经完全超出人力所能控制的范围，先生能不能活着抵达孩子身边，只能拜托天意了。
我给远在北京中国政法大学读书的弟弟打电话，他听罢我的叙述惊呆了。为了不使他过分担心，五月十二日晚上先生曾打过一个电话给他，谎称一切都好。这时他突然闻听险情，惊骇得连安慰的语言都乱了方寸。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天夜里他整夜不睡疯狂在网上搜消息，寝室里的同学都陪他着急。翌日，学生会将他的情况反映给学校，学校立刻为灾区学生召开了紧急会议，组织大家捐款，为灾区想办法。
朋友一家在空地里搭起了帐篷。夜里，我睡在帐篷下，听对面厂房里的犬吠声声惊人，难以成眠。脑子里的时钟一刻不停地在运行，军队该走到哪里了，爸爸是不是该看到孩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