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之城
对已甚满于目前所有的世界的人，黎明之城显然没有什么存在的理由。
黎明之城要成为一座世界之城，所有国家的民众，都能在和平与进步的和谐中生活，超越一切教派，一切政治，和一切国界。
黎明之城的目的，是实现人类大同。
The Mother，1968年8月
Auroville，或黎明之城，或阿罗新村，应当是世界旅行者的最后一站。就像这个乌托邦的灵魂人物“The Mother”所说的那样，如果你觉得外部世界足够美好，那么这里不属于你。继续探寻吧，继续摸爬滚打，沾沾人间烟火气，血水里泡泡，脏水里滚滚。比如我，我要在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乌托邦仍健在并运转良好后，安然离开，兴冲冲回到世界上去，仿佛哈姆雷特王子的好友霍拉旭，“在残暴的尘世中忍痛呼吸”，并向读者们，细说它的生平。
印度乡村网络的一环
出租车驶离本地治里，整座城市开始解体。旧日的法式殖民地建筑被越来越多的城郊地带所替代，主干道上的一方路标指向曾被海啸凌虐后的海滩。继续前进，浓密的热带植物群横亘在腰果种植园与牧场之间。远离海岸，向位于高原的目的地前行，广告牌与宣传栏的数量逐渐减少，最终在到达Auroville的中心区域后彻底消失。
城乡结合部被抛在身后，我们进入了印度的乡村：红色土地上拥挤地站立着高大的榕树、马占相思树、沙柳。繁花遍地。然而又不全是：通常只有一两层高的建筑物低调却造型奇特，在这里，100多个社区和共同体组织看不到界限。
Auroville让人迷惑，我们在螺旋状的红土路上绕行，这让村庄看上去方向不明，面积无法判断。平静而不失生趣的画面次第冲入视线，尽管车辆的噪音和游客们的装束时不时会提醒我们，本地治里那座殖民海滨城市的生活远非遥在天边。
虽然Auroville是国际化的地球村，但它始终是印度乡村网络中的一部分。周边乡村网络当中的许多村民就在Auroville工作。几十年来，Auroville一直提供着工作机会与多可能性的人生机遇。当地人告诉我们，他们视这里为“人间天堂”。
“全天下的水要汇到一处”
1968年本是青年亚文化从全球各处爆发，与主流意识形态对抗，改变逆流而下的世界的年代，却有5000余名来自124个国家和地区的理想主义青年悄然来到南海一隅，信誓旦旦地要在旧世界里建设新天地。他们把各自国家的一抔土带到此地，混在一起，口念誓约：“黎明之城将是人类大同社会的现实版，是进行物质和精神探索的真实范例”，而奠基者坐席上，一位高瘦的中国老人铭记了这一切，他叫徐梵澄，鲁迅的高徒，在此地静修与服务了整整27年。
1969年，一个让世界史激动的年份，一群来自法国巴黎的理想主义青年，集资买了辆破旧的大巴车，一行30余人穿越欧洲、中东、南亚大陆，历时3个月，抵达此地。彼时，他们除了青春一无所有，此时，他们垂垂老矣，除了自由、安宁、智慧与快乐仍一无所有。他们是风里来的人，动手建造了这座风里来的城镇，45年，沧海真的变了桑田。
截至目前，Auroville已有2200余固定居民，混杂有45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多元的文化背景由共同的精神追求所整合，人们过着集体生活，但全然没有消泯个性的痕迹。城镇包括约1/3的印度人，1/7的法国人，1/7的德国人，较多的荷兰，大约60名北美人，40个俄罗斯人与少数的以色列、阿根廷、罗马尼亚、中国、日本、埃塞俄比亚、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和墨西哥人。这个人类共同体共创理想生活方式的范本，引来不少专家学者的调查研究。印度著名记者和作家Akash Kapoor就是在这里生活多年，写下了《成为印度》（Becoming India）。
可再生能源、环保和公平贸易
Auroville不是《荒野生存》里那个供年轻人避世的桃花源，它从未停止建设性的尝试。最初，人们开荒辟壤，在树上建屋，住在草棚里。改造碱性土地，把只有一棵树的不毛之地变成了拥有两万多棵树的绿洲。全年只有两个月下雨，常年高温，水资源匮乏，人们打地下水，甚至从喜马拉雅高原引水到此地。
印度能源匮乏，尤其电力不足，时常断电，已是多年旧疾。为解决这一问题，Auroville从未停止尝试。它最具代表性的技术创举之一：风力泵，在1972年安工。这一可再生能源的应用随后被输出到印度各地，遍及南亚次大陆。后来，科技研发中心发明出了光伏太阳能发电装置，它可以使特定的单位组织与农场按需自行制造能源。在Auroville，居民们实现了能源的自治与自理。
Auroville的建筑师密度，是正常城市的五倍。由于城镇给予了相当大的自由，这里几乎成了建筑魔术师们的表演场地。与大城市中妖孽丛生的建筑混搭不同，Auroville的格调是统一的：未来主义，但实用、简约，纯手工，无污染。大部分既有建筑，使用压制而成的、未经烧制的土砖为建筑材料。这些建筑远远超越了某些国家推行的“绿色建筑计划”的指标。
印度是一个水质较差的国家，在首都新德里，水龙头的水用来刷牙都有腹泻危险。但Auroville的水却是洁净的。2008年，一个尝试种植有机农作物的组织Aqua Dyn与邻近的村子合作生产了dynamised water，无偿散发给Auroville的各个小食堂里。众多诸如此类的组织，为居民提供有机食物，绝大多数是素食。Auroville的目标是实现最大程度的自治，实现自给自足之余，他们的环保意识更倾向于努力杜绝浪费资源。
在我们走访过的手工造纸工厂、服装工作坊等地，人们从不提及“公平贸易”。因为在这里，公平贸易是天生的，无需从概念开始进行改造。在他们看来，公平是贸易的基础，而非最终目标，它基于对人与人的能力的尊重。无需任何倡导，他们使用当地女性村民，培养手工艺人的领导能力，辅助他们发展自己的生存之道，对工作时长和强度没有任何硬性指标，使用包括一针一线在内的环保材料就更是天经地义……
精神共同体
Auroville是个精神共同体。和所有乌托邦一样，它靠共同信仰维系。这信仰并非共产主义或宗教，而是以不持有和“give，not take”为核心的印度瑜伽精神。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Aurovillian（黎明之城居民）是将我们从金奈机场载到Auroville的出租车司机。他是肤色黝黑发亮的本地人，一路放着印度歌舞片儿里的那种欢天喜地的音乐，摇头晃脑，当我们问他是否可以找首悲伤的印度歌给我们听时，他想了半天，说：印度没有悲伤的歌，即使是悲伤的歌，在你们听来也是快乐的。他的手指甲上染了丹蔻，据说是一种习俗，夫妻互染，以示同心。他的方向盘前，摆着一个年迈女人和男人的肖像。
Auroville的偶像崇拜？来自中国的我们天然地对此反感起来。更何况司机指着年迈女人说：这个，The Mother。我们暗地交换眼神，莫不是进了邪教组织？
那，另一个老人就是The Father咯？不不不，这个，Sri Aurobindo。原来，他就是与泰戈尔其名的诗人、精神哲学家和瑜伽大师。1951年，鲁迅的高徒徐梵澄先生远渡重洋来寻求的精神导师就是他。这里的居民虽带着世界各地的信仰基因而来，却摒弃了宗教，只信奉人与世界的神圣性，专注灵性的提升，城邦选择自己的居民，就像洁净的水源，为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新体系打下牢固的根基。
在黎明之城，我们希望了解各行各业的状况和人们的生活状态，于是在媒体中心负责人的引荐下，陆续拜访了这里的城市规划师、手工造纸厂主、服装设计师、学校教师、森林实验员、瑜伽教师、建筑师、农夫……在这里，你可以选择任何你想做并能胜任的工作，但所有工作都只能得到2000卢比（约合200多人民币）的基本生活费。即使管理一家工厂，收入也是七成归集体，三成用来付工资和再运转。居民的物质所得很少，需求更少，快乐、智慧、创造性和幸福指数却很高。
除被我们的相机捕获的人，我们还见到了城邦最年迈的居民，一位80多岁的老妇人，她坚持每天在Matrimandir的花园里劳作；会说中文的Eric看上去很年轻，却已在此地工作了12年，他奉上沁人的柠檬水和印度茶，以及一摞中文书和材料，其中有徐梵澄的《南海新光》和一位中国义工翻译的黎明之城小册子，而第二天，我就见到了这位义工同胞，刘丽君，一个戴着草帽挽着裤脚晒得好像越南人的前青年大学教师；在The Mother的生日纪念仪式上，露天剧院的坐席上，人们集体冥想，从绝对的黑暗到视网膜跳进第一线黎明曙光，年迈的老嬉皮光脚踩在土地上久久绕行，皮肤皱褶，眼神温煦，孩童般的微笑里溢满60年代的天真；而一个来自四川的中国大家庭正忙着与大金球合照；更多的是从1968年起就褪去嬉皮外壳的隐士，比如著名实验建筑师安德烈，一位初愈的犹太老人，从1968年起就扬言要在印度呆一辈子，在将我从实验植物园载到别处的途中，说起半世纪的人生，云淡风轻；一个对政府完全不信任的俄罗斯家庭；一个留着朋克头背着吉他雌雄莫辨的青少年、做义工的大学生们、骑着摩托车整日穿行在螺旋小道上的嬉皮游客；而真正的老居民，早已铅华洗尽，神态安然，你几乎一眼就能从人群中分辨出他们……
“在黑暗的松林里，风解缚了自己……”
“在黑暗的松林里，风解缚了自己……”在Auroville，清早，我和太阳一道被布谷鸟和猫头鹰吵醒，突然就明白了聂鲁达这句诗的意义。谁能束缚得了自由来去的风？我恍然：只有风自己。只有当风决定解缚自己，它才真正地自由了。
人如何获得真正的自由？只有人自己解缚自己。Auroville就是为这样的人们准备的地方。在这里，人决定解缚自己。从物质中，从欲望中，从大城市的梦幻中，从自我那固若金汤的堡垒中——自我永远是解缚运动的最后一环，而当你完成对自我的释放，你要重新找到只属于自己的坚信不疑：宗教、学说、艺术、爱。人类大同，世界和平。而后，即使在坚硬而狭小的果壳里，你也是宇宙之王。即使在残暴的尘世中，你也能立地成佛。Auroville的居民不是斗士，他们不渴望改变世界，只渴望改变自己。而当每个人都完成蜕变，世界已经被他们改变。
1968年的青年是幸运的，创造了年轻人第一次从全球范围内改变世界的历史，他们也是迷惘的，少有人有体系有建设性地去思考这个问题：改变旧世界之后，该如何在“他们”的系统中继续自由之梦，如何落地去过寻常生活？懵懂中，他们再次被滚滚向前的世界潮流淹没。如今我们经历的，也许正是1968年那些来自西方世界大城市的年轻人所经历的。而从那股潮流中流向这座开源乌托邦的建设者们，也许是可供参考的“人类未来理想生活方式”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