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也就是白日发梦，世界上不存在的地方。明明知道小说里电影里的乌托邦要么美得催人泪下却终遭失败，要么看上去很美却终成“反乌托邦”，明明知道几千年历史长卷上刻写的是因理想主义而收获的成河血泪，明明知道中国人不信这个，“乌托邦”这个词，顶多只能做政治讽喻小说的肥皂泡，艺术青年发梦的饵料，成年幼稚病人的甜蜜素，抑或是嬉皮士们拿鲜血或鲜花换自由的旧梦重温，但还是忍不住，非要在这个地球上寻找乌托邦不可。
2013年2月20日，我从上海飞往南印度城市金奈，穿越“少年派”的家乡本地治理（Pondicherry）那片大比庄园的梦幻动物园，路过海洋、沙滩、荒地、神庙、贫民窟，掀起红土飞扬，直奔一个叫做Auroville（黎明之城）的村庄。据说，在那里，存有世界上最后一个乌托邦，也是存在时间最长的地球村和乌托邦。从1968年到现在，已经安然度过了45年之久。
Auroville还在路上。在通往真正的乌托邦的路上。它还未完全取消货币，离完全的共享经济体还有一步之遥。它也不是避风港湾、避世圣地、瑜伽爱好者修炼营或背包客的游览胜地。它也不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更不是60年代嬉皮士们的养老院。这里所有的人都要工作，大多数人甚至在超额工作，无论做什么工作，每月都只能领到同样微薄的一笔基本生活费。于是工作就仅仅为了快乐，为了满足，为了做爱做的事，为了服务他人；他们从1968年起，就过着创造的、健康的、只给予不索取的“不持有的生活”。如果你要问他们为什么不在各自的家乡践行这样的生活方式，我只能说，因为Auroville是个精神共同体，它为绝对纯粹的精神哲学和实验人类更好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为核心而完成聚合。在这里，人们找到了自己在天地间应有的位置，并亲手创造它。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把它从仅有一棵树的不毛之地改造成一片绿洲，从原始的村落改造成一座未来之城，人们在创造环境的同时，也创造着自我。
提起乌托邦，人们想到的是“不足为外人道”的桃花源，是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乌托邦》及其强大的反面：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扎米亚金的《我们》、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反乌托邦”（anti-utopia）或“敌托邦”（dystopia）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人类和社会的发展主流，始终奉行着“精神受控于物质”的法则。芜杂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实践中，从欧文的乌托邦实践开始，到上世纪30年代的日本新村建设、建筑领域的包豪斯运动和城市乌托邦运动，都抛弃了宏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专心经营“小国寡民”，却也难以维系永久。
但乌托邦理想却在人类集体无意识中存留下来了，像一颗祖传的珍宝。理论家也要公正地定义它：所谓乌托邦理想，就是对“未来可能要从根本上优于现在”的一种信念。
如果说嬉皮是老不死的永恒少年，那么Auroville就是智慧老人，它是“属于未来的，为人类意识的提升而存在。”这听上去神哉哉的话，却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