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如何表现‘禁忌’和‘隐匿心理’？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要议题。波兰斯基在电影《水中刀》和《苦月亮》中，表达了今天被我们称为‘坎道勒斯情结’的被偷窥欲望。这种情结的患者热衷于向第三者展示其与性伴的性爱过程，与普通人羞耻的心理相反，这类人群往往能从这种被偷窥的过程中获得更强烈的快感。在电影《哈拉马丽》和《爱你九周半》中，车震这项活动变成了一种群体行动。有着共同癖好的一群人通过车灯信号寻找有意向的伴侣，而其他人则可以自由的在旁边围观。类似的情节并非虚构，这些电影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足以证明在一部分人那里，‘裸露’本身就是一种欲望。事实证明，类似的，这些我们文明中的所谓的‘阴暗面’如果表现恰当，往往可以揭露人性的深层面的内容。”
杨默忽然想到了红灯区的窥视孔，那些在房间里的人，他们在进入前，明确知道是有人在看着他们的。
“电影人常常会迷恋一些关于‘电影本体’的片子，比如安东尼奥尼的《放大》，就是一部关于电影影像的片子。在他之后，有一位导演拍了《录音师》，是关于电影中声音的剪辑、拼接的神奇功效的，又与故事情节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片子，也很受影评人的偏爱。”
“但是我非常怀疑观众对于此与影评人是否有同样具有兴趣。比如中国有部片子叫《爱情麻辣烫》，里面的主人公少年也是用录音机的戏法表达了他对所心仪女孩的爱意，但是，这样的把戏在像我这样的普通观众看来，也许和任何一件青年人在爱情里面常做的，比如用蜡烛围成心形之类浪漫把戏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很难将这样的东西上升到‘关于电影本体’的高度来考量。有时候，我在想，这样的说法，是不是仅仅是电影人一厢情愿的圈子自恋情绪而已？”
杨默自己私下把范德伯格叫做“老范”。杨默曾经问老范，什么时候开始拍片比较好。老范对他说了一句话：
“如果你想拍一部电影，那么你就开始拍一部电影吧！”
这句话给杨默留下了深度的印象。所以，他很快就启动了他的拍摄计划，准确地说，应当是拍摄工作的准备计划。比如，剧本、演员、器械和相关工种的配合人员。由于是学院里的创作，所以学生一般都会拍摄比较小成本的电影，虽然成本对于杨默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但是他也没打算弄什么“大制作”。他向来不认为好的电影是需要靠“大场面”来撑的，过于强调技术、特效和后期只能使电影沦为一场纯粹的“视觉奇观”。商业电影或者娱乐电影强调场面或者特效也就罢了，但是他想做的是更艺术一点的东西。这也是他更愿意来欧洲而不是美国学电影的原因。
虽然心里明白自己大概要往什么方向走，可是一旦开始做“拍片”这件事情，他忽然又觉得无从下手了：因为什么都可以拍，什么都想拍，结果反而不知道拍什么好了。面临的选择太多，则变得无从选择了。所有事情必须从剧本创作开始，他没有打算拿一个现成的故事来照着改编，他想做完全原创的东西，于是，“主题”就成了最先让他头疼的事情。他想来想去，设想了很多种可能性，还是没有办法做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他通常会找尹若弗商量，这一次，他还特意叫上了杜曦一起。因为这两位虽然不是学电影的，可是对于电影有相当的兴趣和认知，也许，倾听一些“影迷”的意见要比自己一个人干想更容易产生灵感。
晚上，三个人一起坐在了杨默的公寓里。
尹若弗：“你终于要开始拍片了，我们很期待啊！你想做什么样的电影？”
杨默：“这就是首先让我举棋不定的事情。希望你们帮我拿些主意。”
尹若弗：“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应该是想拍一些有深度、比较文艺范儿的东西。”
杨默：“是的，第一次自己写剧本，很多东西都想表达，一下子涌出许多想法。想写一个精彩的故事，能做到既曲折、吸引人，又能表达复杂的人性和其后的社会背景。”
杜曦：“我觉得不刻意编织什么离奇的情节，反而更能接近艺术的本质。”
杨默：“我最近仔细研究了电影史，看片量也不少，我发现能拍的题材、能用的手法都被他们用尽了。”
尹若弗：“你知道杜尚最可贵的是什么吗？有人评价他‘像飞鸟一样掠过水面，掠过世俗的种种烦恼。’他最有魅力的地方，在于他始终能够在艺术面前保持自由，而不是成为艺术的奴隶。”
杨默：“我还做不到像他那么超脱。他是在非常清楚‘艺术是什么’之后摆明了这样的立场，而我，现在还没弄明白‘电影是什么’”。
杜曦：“那你都想过哪些题材？”
杨默：“比如，我想拍同性恋者在荷兰的生存状态，他们在各种场所相识、活动的方式，与异性恋人群的相处，以及内部的相处机制，与主流社会可能产生的冲突以及化解的方式；我也想拍红灯区的性工作者，她们在这样的政府许可的制度下的营生方式，她们真实的痛苦和快乐，真实的心理状态和社会地位，他们如何与自己的家人、朋友相处等等问题；我还想拍一些移民是如何在荷兰生存的，比如我们这些中国人，东西方的文化冲突，一些观念、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以及真正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体验。当然，所有这些题材，都会以情节剧的方式展开，会有几个核心人物串联起整个故事，并且会加入各种悬念和冲突，让这个故事好看，出乎人的意料。”
尹若弗喝了一口可乐：“我听了你刚才的叙述，总的感觉是想法都很好，题材边缘，每个话题本身都很吸引人。但是话题性太强的东西容易给人造成过于依赖话题的感觉，反而会让表达的技巧方面的东西被削弱了。”
杨默：“那你的意思是？”
尹若弗：“我的意思是，首先不要一上来就想靠边缘题材取胜，因为很多看似边缘的题材，实际上已经被电影人拍成‘非边缘’了，比如你说的同性恋问题，不用说国外，就连国内的片子都有《蓝宇》、《东宫西宫》、《春光乍泄》等等一大把，李安的《断背山》、《喜宴》当然也是。现在国内二十多岁的青年就有不少都自认为自己有同性恋倾向，其实有些人未必真的是，但是，这足以说明影视作品对此类题材的讨论已经足够多了，以至于对受众的观念都施加了颠覆性影响。红灯区也有类似的问题，除话题性之外，我估计去那里拍摄会比较麻烦，据说为了保护隐私，拍照都是不允许的。第三个话题倒是比较有意思，可以从个体的视点入手，去研究留学生群体在国外切实体会到的一些文化、意识形态的冲突。”
杨默：“你这么一说，似乎戳中我的穴位了。我也隐隐有这种感觉。”
杜曦：“我的感觉是：你想表达的东西似乎有点多，千头万绪，是不是太复杂了？我觉得有时候故事本身简单一些好，主线不复杂，有一些主要矛盾和冲突就可以了，其他靠细节去体现，画面、语言、剪辑等等。”
杨默：“其实我也是比较欣赏那种轻轻松松、无拘无束玩电影的人，比如昆汀·塔伦蒂诺、盖·里奇等等，都是些电影疯子，非主流出身，个人风格明显。”
杜曦：“有个美国导演，叫什么名字我不记得了，他说‘要充分利用好手边每一样可利用的事物，我有一个公车和一只乌龟，于是我把它们都放进了我的电影里。’有时候好电影其实很简单的，关键看你怎么利用题材。”
杨默用手指敲打着桌面，眼睛盯着天花板，想了一会儿，忽然笑了：“我就知道找你们没错的，跟你们聊了一下，我的思路清晰了很多。来吧，作为感谢，请你们到日本料理店吃顿大餐！”
确定了方向之后，杨默就开始写剧本。用英文写剧本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碰到自己真正愿意做的事情，他还是会比较豁得出去的。为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片，他特意写了三万字的剧本。然后将他拿给“老范”看。老范看了他手中那厚厚一叠A4纸的剧本稿，“看来你花了不少工夫啊，这么多内容我一下看不完，这样吧，三天后你来找我。”
三天之后，杨默又来到老范的办公室。老范正对着自己拍的一堆黑白照片翻过来掉过去的反复看着。
“你来啦！请坐吧。你的剧本我看过了。”
“怎么样，您给我些建议吧。”
“怎么说呢，总的来说，我觉得你这剧本还是很完整的。但是，也有一些问题。”
“主要是什么问题？”
“杨，你知道，看我看你的剧本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文学文本，但是并不是一个很出色的剧本。或者说，如果按照剧本的要求，有些东西还做得不太到位。”
“能说得具体一些么？”
“你知道，剧本和小说是有不同的特性的。一个很好的文学读本如果直接搬上银幕，往往不一定也能是一部好的电影，这样的例子很多。对于戏剧这样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艺术形式来说，逻辑性要强于真实性，但是电影通过画面和剪辑创造的文脉体系，可以让真实性更加优先——哪怕这是一种人造的错觉。我觉得你的故事主线还是清晰的，甚至有很多非常细致的情景、心理描写，甚至对白也是精心设计过的。但是，电影是通过画面和动作来呈现的，如此多的细节在剧本里其实并不是特别必要，有时候过细了，反而会让演员不容易明白你的核心意思。我们认为一个好剧本的要求是：剧组中所有的人，包括演员、摄影、灯光、场记、化妆等等所有人员都能够获得同样清晰明了的信息，这样大家才能够同时朝着一个方向努力，过多的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反而会让每个人因为理解不同而产生歧义。这会为后期的拍摄带来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你的剧本文学性过重，目前需要做得事情是——做减法，将一些复杂的细节删去。而具体的台词甚至可以在现场根据实拍状况修改。”
“我明白您说的意思。我之所以这么做，是有我的想法。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恩里克·候麦和小津安二郎的叙事风格，他们都特别重视电影的文学性，对于语言非常考究。”
“这并不矛盾，杨。我并不反对你将文学性代入你的电影，如果能成为你的风格，绝对是好事。我是说，你目前的表述方式更接近小说，而应当使这些文学性更符合剧本要求。另外，他们的文学性体现，不仅仅是语言，他们同样重视用场景、镜头、光影去营造氛围。在你的剧本中，对于这些内容，应该有更加清晰的表述。”
“嗯，明白了。我回去再调整一下。大的方向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你继续往这个方向，深入做下去就行了。”
晚上，杨默躺在床上，满脑子都是戏，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恍惚间，他看到自己架着摄影机在一条大街上拍戏，街道上空空荡荡，只有他们一个剧组，几个大灯将现场照得很亮，有几个演员在试演，演员在镜头一侧，而剧组的人全部集中在另一侧，演员们在强光下显得很孤独，影子被拉得很长。这时候，一个场记模样的人拿着一张单子来问他，先拍哪一场，他说按照计划先拍32场，场记说制片人为了赶演员进度，要求先拍27场。两个人就在现场争执起来，不停地重复这两个数字。这时候，一个警察模样的人走过来，说他们违规拍摄，要他们立刻撤走。杨默说，我们申请了有关部门的许可的，但是警察却不听，执意让他们赶紧离开。杨默不服气，转身去找剧组其他人，回头一看，刚才满满当当的剧组，竟然一下子全部消失了，他再一回头转向另一边，发现场记和几个演员也消失了。只剩下那个警察，在那里冷冷地看着他，嘴角带着冷酷的笑意。
半个月之后，杨默又和尹若弗、杜曦在一家咖啡厅见面了。
“剧本已经基本定了。会设定几个不同的主角。几组不同特点的人物，有初到这里的留学生，有已经在这里工作的人，还有正在努力留下来的人。不同的专业、行业，不同的社会属性、身份和年龄的人都将出现。”杨默看了一下尹若弗和杜曦，接着说道：“而你们，也将成为我片子里面的主角之一。”
“啊？我们也要被拍进去？”尹若弗吃了一惊。
“是的，我觉得你们的状态很有特点，很符合我想要表达的东西。”
“我们可从来没有学过表演。”杜曦说。
“没关系，你们不用刻意去表演，就是做你们自己就好了，非常日常的状态，平时什么样，镜头前就是什么样。我就是需要这种非常‘原生态’、贴近真实生活的感觉。”
“难道你想拍一部纪录片？我可不想把我的生活暴露在公众之下。”尹若弗道。
“不完全是，是比较有纪实性的，但是我还是有自己的剧本。会有一些设定好的情节，这样便于去集中表现一些内容，戏剧性冲突当然也必不可少。多组人物将形成一定的交织。至于隐私的问题，你不用担心，这个只是一部学生作业，仅限于电影学院内部交流。”
“那样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的。不过我们真的没有任何表演基础，所以，如果在你镜头前呈现的状态不好，你到时候不要抓狂。”尹若弗道。
“没事，大部分时候，你们只要按照你们平时生活去行动就可以了，完全可以当作摄影机不存在。越自然的状态越好。你们有空，看看我的剧本就行了”说完，杨默将两本打印的文本给他们一人一本。
“将来这部戏里面，你们还可以看到不少你们的熟人。比如你的朋友李兆彬、刘梦遥等等。”杨默狡黠地笑了一下。在生日之后的一次聚会上，杜曦曾引荐他们互相认识。
在杨默的电影里，李兆彬是一位钢琴音乐教师，对艺术充满兴趣。认为生活是应当与艺术浑然一体的。但是，他的对于艺术的喜爱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附庸风雅，从他的夸张的言语和实际的行动之间的反差，则可以看出他对于所谓艺术的信仰的虚伪性。
“所以，更多的时候，你观看艺术时体现出比较夸张的反应，更像是一种做给外人看的演出，你对于艺术所反应的真实生活，其实是蔑视的。”杨默在给李兆彬讲解人物的特性。
“这个人物可不好表现。而且与我的性格完全不符阿。”李兆彬为难地说道。
“是的，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也不需要你太多的心理呈现，而是通过你和刘老师的对话来自然流露。相对于展现人物，我觉得在这里我更希望表达一些批判的观念。你的信仰心理是复杂的，具有双重新特质。对于艺术的追求是为了显示一种高雅的品味，从而将自己与一般人区分开来，而不是真的对艺术有多大的兴趣。”
“对于你来说，我觉得你更需要展现一种对于现代性的厌恶。”杨默又转向刘梦遥。
“这个倒有些接近我的真实心理。算是本色出演么？”刘梦遥说道。
“你们这对情侣，一方面为现实的工作所累，一方面又又艺术上的追求。工作是生存的前提，而艺术则是精神的养分。但是，连艺术家本身都在商业社会中有些找不着北，更别说普通人对于艺术的态度了。我希望展现这种矛盾心理，是如何以一种妥协的方式解决的。相对于展现‘唯美’，我更想表达生活本身的‘复杂性’，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被审美符号所充斥，所以，在你们的戏份中，每一个细节，甚至是微不足道的物体本身都被赋予了某些意义。”
“你这片子还要展示梦境？”尹若弗看着剧本，问道。
“是的。关于人的潜意识，我想做得比较深入一些，心理方面。”
“我比较好奇你用什么方式表达？像费里尼在《八部半》里面那样的手法么？”
“不是，我想更接近于布吕艾尔的《白日美人》那种吧。”
“《白日美人》？”尹若弗回忆着，“那片子对于女主角渴望被侮辱，被强暴的描写虽然很大胆，但是看完之后觉得这完全是存在于她的潜意识当中。”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在现实中，她必须维持某种高贵纯洁的形象，这让她相当疲惫，而且真正的欲望得不到释放，受到强烈抑制。而她的幻想的原因是多重的，可能来自对于平淡夫妻生活的厌倦，可能来自于社会规训的压力，也可能来自他丈夫那位放浪朋友的自然诱惑力。到最后，你也无法得出一个单一的结论，我希望我的片子也能表达这种暧昧的东西。”
“这么一说，我觉得还有部片子你可以参考一下。就是那天我和杜曦在D城看的一部电影，叫《泳池谋杀案》。是不是？”说完，尹若弗看着杜曦。
杜曦点点头：“是的。和你描述的这种感觉很像。而且导演欧容构图相当出色，同时镜头非常节制，干净。留下无数空白让你去慢慢回味遐想。”
“你们什么时候看的电影？小日子过得还挺浪漫的嘛！”杨默眯着眼睛看着他们。
尹若弗的脸竟然一下子红了：“因为那是我们第一次看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