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小学采用的是就近入学的原则，方圆几公里之内，只有他们那所小学还算口碑比较好。所以周边对孩子教育比较重视的单位的家长，都想尽办法将孩子送到这里来上学。同学的关系往往也是根据他们所属“大院”进行划分的，老师在组织集体活动进行分组的时候，指代某部分孩子不是一个个点名，而是习惯于用他们的居住单位作代称：邮电局的子弟就简称“邮电院”，军区大院的就叫“xx部队”，汽车发动机厂的就被叫作“汽发厂”……这样多快好省，指代明晰，但实际上也于无形中在学生中助长了某种微妙的“小圈子”氛围。
每天上学，尹若弗都要穿过门前那条绿树成荫的小路，下一段长长的水泥阶梯。再顺着大坡道走下去。每天出门前，母亲都会很不放心似的再三叮嘱“路上小心阿！”其实那时候路况还算安全的，几乎还没有私家车这个概念，最常见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
尹若弗与同他的孩子一样，那时候每天在学校做的一切活动，基本上都是集体活动。除了上厕所之外，很少有个人单独行动去完成的事情。一起做早操，一起上课，一起吃“课间餐”，一起做“眼保健操”，一起体育活动，一起春游，一起运动，一起做“好人好事”，一起开节庆晚会……
每天上午，上千个在学校的小操场集合，穿着统一的校服，排成整齐的方阵做广播体操。完全可以称得上“大场面”了。一张张小脸迎着朝阳，有一种自然的红润感。有一次，A的腿受伤了没有下去做操，终于得到在楼上俯瞰下面人做操的机会。那整齐划一的阵仗，仿佛是机械控制的一般精确。
但是尹若弗仍然不喜欢做操——他很喜欢运动，却不喜欢每天在固定时间被班主任和催促着狂奔下楼，不时还有体育委员在旁边提醒“队伍看齐！”“跟上！”一群人像被赶鸭子一样赶到操场上。任何人任何时候如果没跟上，影响了整体队形，班主任则会对你“怒目而视”。从小，他就不喜欢这种被强迫的感觉。
下学之后，他和他的小伙伴们路过校门外蹲在路边卖小玩意儿的大婶的地摊前的时候，都喜欢停下来看一看。地摊上有小孩子感兴趣的一切东西：玩具小人、弹子球、漫画、山寨版的变形金刚、洋画（一种可以在地上拍的画片）等等。每样东西几角钱。平时省下来的那点零花钱，大部分被这大婶赚去了，他们自己还如同淘到什么至宝一样，心满意足的走了。学校里面只教课本上的东西，缺少的那部分“娱乐”就在这地摊上获取。尹若弗第一次看到的日本漫画《七龙珠》就是来自于这地摊，凭他那点直觉，这画法是他之前在国产连环画里从未见过的，当时就有对作者鸟山明“惊为天人”的感觉。
那时候，学校生活除了上课，尹若弗印象中童年很多时间是在革命传统教育中度过的。他所在的城市，在近代史上曾经有过许多重大的事件发生，市内和郊区都有不少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文化遗址。离他们小学比较近的是市郊的一片青山，据说是当年不少革命先烈埋骨的地方。当时已经被改造成一座著名的烈士陵园。身处此地，连空气中都带着一股浩荡之气，他们怎么能不受感染？除了上课，他们记忆中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接受爱国教育和去烈士陵园扫墓。
每年清明的时候，学校组织学生穿着统一的白衬衫、蓝裤子，戴着火红的红领巾，一起去烈士陵园祭扫。纪念碑耸立在有上百级台阶的高台上面，碑面上刻着“革命英雄永垂不朽”，背后是苍茫的天空作为背景。孩子们排成整齐的方阵，举着小拳头跟着少先队辅导员老师郑重“宣誓”。辅导员老师念一句，他们跟着念一句，心里面激荡着无限的自豪感。虽然声音稚嫩，但几百上千个孩子同时发声宣誓，仍然声势恢弘，响彻山野。山风吹来，他们胸前的红领巾在“飒飒”地轻响着飞扬。
在这样的氛围中，小朋友的表情都十分凝重，最调皮的孩子也不会在这个时候笑闹。虽然“革命理想”这个词在他们看来还比较抽象，但是在那个时刻，至少这个概念已经在他们意识深处留下了某种深刻的印记。
宣誓活动结束后，还有植树活动。为了更深刻地向革命先烈致敬。各个班级都被分成了以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中队”。比如“卢志英中队”、“邓中夏中队”、“恽代英中队”等等。每个中队在陵园的后山上，负责种下一排小松树，每个“小队”一棵。大家挖坑培土，好不热闹。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方法不当或者水土不服，刚种的时候都挺拔青翠小树。过了个把月再去看，往往枝叶发黄，呈现出萎靡不振的疲态。
所有的活动都结束后，已经夕阳西下，大家也筋疲力尽了，所有人拿着小铲子、小水桶排成一列，跟着老师回学校去了。走在林间小道上，晚风习习，大家有说有笑，这时候才是最放松的时刻。
尹若弗最怕的事情就是写作文，因为实在觉得没有什么“题材”可以写的。（当然，那个时候他还不懂得什么是“题材”，反正就是拿起笔来半天也憋不出一个字来）。因为思路不通，写作业的时候总喜欢拖拉，刚刚才写了10分钟，就站起来到处找寻有没有东西可以吃；再写10分钟，又拿出地摊大婶那里淘来的塑料小人摆摆八卦阵，两军对垒厮杀一阵，再写一会儿，又觉得闷了，又走到阳台上趴着看看风景发发呆，楼下的小军正在被他妈追着打……小学放学早，他下学回家，大人常常还没回来，他就常常分心，以至于每次其它小同学已经在楼下欢快玩耍的时候，他的作业还只做了一半。实在无奈，他就翻出父亲箱子里的小人书来看。这些连环画主要分两类，一种是在古典名著或者小说基础上改编的故事，比如《西游记》、《说唐演义》、《岳家小将》、《七侠五义》等等；另一类是革命文学故事，比如《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谁是最勇敢的人》、《气象站的红小兵》等等，讲述了很多少年人在与敌人的斗争中成长的情节，后面一类的书的扉页上，往往都有一段毛主席语录。
他最爱的一件事情，就是对着小人书临摹古代英雄画像。革命故事里的人物往往看起来都差不多，他感觉临摹起来没什么意思；而古代英雄则武艺高强，威风凛凛，且衣饰和兵器都很独特，很得他的心意。男孩自小都有某种英雄情结，所以作业写不下去的时候，画小人则成为重要的消遣。别看他写作文仿佛缺了几根神经，在画画方面却仿佛有某种特殊的天分。画什么像什么，他对此也颇有些自得。于是，写作业的过程就是在不断的吃零食、画小人、摆八卦阵和发呆之间度过。有时候父母在家的时候也是如此。但这需要冒一定的风险。比如他在自己屋里看小人书，有时候爸妈偶尔推门进来“查岗”，他一听见门把手转动的声音，则飞快的将小人书丢入面前的抽屉中，换成早已盖在外面的课本，装出正经危坐、聚精会神苦读的样子。那速度真可以用“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来形容。
尹若弗的父亲曾经是个军人，转业后在N市一家国营企业作了管理工作，对孩子要求甚为严格。尹若弗见了他，每每都有一种耗子见了猫的感觉。每天父亲回来，都会推开他的房门，表情严肃地问一句：
“作业做完了么？”
“正在做着呢，快了。”
“做完了再出去玩。前几天的功课也要好好复习。”说完，就带上门出去了。
尽管如此，从结果来看，尹若弗的成绩在班上还算不错的了。小学的课程虽然名目繁多，但是多数不会太深，只要还算用功就不会太差。即便如此，尹若弗也一直与“班干部”这类光荣称号无缘，而他们才是真正受到老师首肯和宠爱的“好学生”，待遇直逼今天的公务员。老师喜欢的是那种成绩好、听话但又特别会来事儿的小孩。尹若弗的天性里面有些因子与这些标准相去甚远：第一，他的个性其实并没有那么顺从；第二，虽然自己成绩还可以，但是总是喜欢跟老师所定义的那些“坏小孩”在一起玩。他总觉得他们更有意思一点，而最看不惯班干部们每天对着“普通群众”呼来唤去，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就凭这两点，老师们是绝对不会考虑把“小红杠”戴在他的手上的。
而在这方面，杨默与尹若弗似乎有某种共通之处——这也许正是他们友谊的基础吧。
三年级以前，他们的班主任是一个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轻姑娘，留着齐耳短发，笑起来还有两个小酒窝，每天穿着白衬衫给他们上课，声音甜美。虽然尹若弗当时还不懂什么叫“清纯”，但是这老师明显给他这样的感觉：善良、亲切。别看小孩儿年龄小，其实看人的直觉相当准，他母亲曾经告诉他，他在四岁的时候看关于解放战争的片子，虽然看不懂什么情节，但是居然给出了一个相当有深度的问题：“为什么坏人的女人都漂亮，好人的女人都难看？”他指的是国民党女特务和我党的女地下党员！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认识，可见“童眼无忌”。当时班上有四个出名的滑头孩子，人称“四大金刚”，估计也是很快看出这个老师性格温良，就变了法儿的淘气气她，有一次还当堂把老师给气哭了。从此之后，他们的班主任就换成一位每天绷着脸的中年女教师，这位老师显然在管理“问题儿童”方面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几轮交锋下来，“四大金刚”就服贴了很多。
有一次，学校组织普及革命先烈事迹教育活动，老师给每个人布置了任务，让他们将革命英雄的事迹用复印纸复印一百份，然后在祭扫活动之前作为传单发给路人。八十年代，复印机还很不普及，单张复印价格要1毛钱（那时候的一毛钱与今天可不是一个概念）。接到老师布置的任务，尹若弗回家找父亲“赞助”。父亲没说什么，把他手写的那份稿件拿过来，带他到市中心的复印店复印了100份，交到尹若弗手中，“拿着。”
尹若弗结果那些传单，感觉纸张很好，白净而硬朗，还带着刚从复印机里出来的热度。
然后走到一个步行桥的桥头，与他一起向行人发放。
“你这任务可够昂贵的，抵得上我一个礼拜的工资了。”老爸一边发一边调侃着。
来往的行人接过传单，看了看上面的内容，有的走出10几米就扔在一边，有的边走边把它折成一个纸飞机，飞到了河里；还有的扫了一眼，顺手窝成一团，丢进了路边的垃圾桶里……不一会儿，桥的地面上就东一张，西一张的丢满了白色的传单，有的人直接踩过去，纸面上留下一个个乌黑杂乱的脚印……它们一片狼藉，风中飘摆。
尹若弗忽然觉得鼻子一酸，他抢过父亲手里剩下的几十张传单，然后把地上的那些一张张捡起来。拉着父亲的手，说：“爸，我们不发了，回家去！”
“那你的任务没有完成怎么办？”
“我自己想办法。”
那天，他数了数剩下的传单，拿出一叠信纸稿纸，中间垫了20多张复印纸，把传单的内容完整地抄了一遍。然后自己一个人拿着这叠“手抄传单”到桥上再把它发完，傍晚时分，头也不回地回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