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谁来抚育后代？
雌性虽然在交配过程中付出的劳动相对较少，但实际付出的代价却相对较大，因为雌性拿出来合作的是一枚体积较大的卵子，比精子要大出几千倍甚至更大，从这种意义上说，雌性有理由对后代更为关心。
所以，到底由谁来抚育后代，事实上不是由性别决定的，而是由对后代的投资大小决定的。当某种雄性会为后代付出更多的劳动时，比如主动孵育受精卵，这样的雄性也非常值得珍惜，反过来会成为雌性追求的目标，一种水雉就是这么玩的，会孵蛋的雄鸟是雌鸟追求的对象，甚至不惜为此而大打出手。
但大多数鸟类仍是雄性追求雌性，因为雄性的遗传回报预期明显高于雌性——它们可以通过反复交配而得到更多的后代，可是雌性则不然，它们交配的次数与子女数量并不成正比上升。这在很多动物身上已经得到了证实，人类也同样如此，拥有众多妻妾的国王的子女总数必定会超过某个王妃的子女总数。
基于这种现象，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在1972年提出了亲本投资理论，该理论认为：因为雌雄双方对后代的投资大小不同，所以承担的责任也不同。雌性因为付出较多，所以也更为负责。同时因为付出较多，当然有权对雄性作出选择。既然雌性有权选择，雄性就必须展开性竞争以供选择。
因为投资多少不同，双方在随后的行为也完全不同。在交配刚刚完成之后，雄性完全有可能选择逃之夭夭，去寻找第二次交配机会。而雌性只要受精，再寻找新的配偶就没有实际意义，它往往不得不独自负担起抚育子女的重任。
当然，雄性必须对雌性单独养活子女的能力进行评估，如果雌性在没有雄性配合和照料的情况下不可能养活子女，雄性就必须留下来共同养育子女，否则它交配的次数再多，最后的收获都只能是零。这正是动物界、特别是鸟类和人类、为什么会出现双亲共同抚育子女的根源所在。明显的逻辑就是，当雌鸟在巢中用心孵蛋时，必须有另一只鸟为它提供食物或者轮流值班，另一只鸟的天然人选就是那只使它受精的鸟，这是雄鸟无可逃避的责任，凡是逃避者都已被大自然淘汰。
在共同抚育子女过程中，仍然存在两性间的精心博弈。雄性为了获取最大的遗传回报，会不断评估子女的成熟程度。当子女能够独立生活时，雄性继续守在雌性身边就会损失其他交配机会。所以，大部分雄性会在适当的时候悄然离去。但时机掌握必须恰到好处，即子女刚刚长成，而自己仍然保持着旺盛的交配能力，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如果子女尚未成年就溜之大吉，则极有可能前功尽弃。
雌性当然不甘心忍受被抛弃的命运，它们会设置种种障碍来留住雄性。对于鸟儿来说，如果最先产下的蛋被最先孵化，那么所有的蛋就会被连续孵化。孵化时间的早晚并不是问题，问题是雄性从中得到了机会：当雌鸟孵化出一枚或两枚后代的时候，雄鸟的投资就得到了完全回报，至于后来的卵是不是能顺利孵化，已经不是关键问题，所以雄鸟极可能会在第三只卵孵化之前就脚底抹油逃之夭夭。针对此种无耻行径，雌鸟必须采取相应的反击策略，这就是现行的大部分雌鸟的策略：它们并不急着孵蛋，而是等所有的卵都产齐以后再同时孵化，那时纵然那个负心的家伙去意彷徨，却不得不考虑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它可能一个后代也得不到。
有时，明显的，雄性彻底消失并不是上策，寻找新的住所和新的配偶毕竟不是容易的事情——性竞争无处不在，无论雄性和雌性都了解这一点。此时采取偷情策略也是不错的选择。在确保不放弃原配投资的前提下，适当搞一点婚外投资，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当然那些坏蛋必须掌握一个基本的原则：小偷怡情，大偷伤身，否则也可能血本无归。
偷情策略在动物界随处可见，真正的一夫一妻制少而又少，就算是万物之长的人类也不敢自许楷模。但偷情策略始终受到其他策略的制衡，因为人不能同时睡在两张床上，每个雄性在偷情的同时都要面对戴绿帽子的风险。交配的任务毕竟是传递自己的基因而不是别人的基因，所以，雄性必须保证它的伴侣孕育着自己的子女而非邻居的骨肉。这个问题对于雌性而言并不存在，因为无论对方是谁，雌性养育的都是自己的孩子，有必要采取防范措施的主要是雄性。
如何确定伴侣生下的是自己的孩子，就算对于现代人类，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办到的事情。因此主要的原则是防患于未然，而不是挽狂澜于既倒。而防止外来雄性干扰的主要方法就是清理地盘，因此，占领一片地盘迎取雌性的到来并阻止其他雄性进入，成为很多雄性动物毕生的要务。如果雌性生活的好，说明它们在雄性的地盘中能得到充足的食物；对于雄性而言，给雌性提供更多的食物才是生殖成功的关键。正是这一策略直接导致人类社会私有领地观念的产生。对领地的争夺不是简单的对食物和资源的争夺，还掺杂着交配权的争夺，这对任何群体都至关重要，所以几乎所有国家都强调神圣领土不可侵犯。即使那片领土看起来毫无价值，也不可能随意放弃，争夺更多土地这种行为深深植根于人类的进化史中。
尽管有了领土范围，仍不能排除新娘另有身孕的可能，所以人类特别偏爱处女——处女不会怀有别人的孩子，这正是处女情结形成的根本原因。
对于一般鸟类——之所以总是提起鸟类，是因为它们要比在地下挖洞的鼠辈更容易观察，并因为筑巢而容易形成相对稳定的家庭，很多鸟类都采取形式上的一夫一妻制，这与人类行为极其相近，因此，鸟类总是成为研究两性婚配关系的廉价样本。
鸟类的麻烦在于，它们无法鉴别处女鸟，一旦进入地盘的雌鸟携带了其他雄鸟的后代，主人就吃了大亏。为此，很多鸟类采取留地察看的策略，即先把雌鸟收留下来，但并不交配，间隔时间正好足以观察该雌鸟是否纯洁。这似乎也与人类的行为形成对照，我们在结婚之前，总是有一段恋爱时光，特别是在进出自由的当今社会，这段时光尤其重要，比媒妁之言还要重要，那其实是在观察对方是否怀有身孕。
对雌性纯洁性的关注导致了对偷情的愤怒，没有人能容忍偷情，鸟类也不例外，雄鸟之间的战争很大部分是由偷情引发。人类对待偷情的态度众所周知，无论男女，严惩不贷。中国古代有不少酷刑专为偷情者准备，戴了绿帽子的丈夫甚至不惜以性命捍卫自己的尊严，武大郎就是因此被毒死在床上，根本的动力则来自于对交配权的捍卫及对抚养后代付出的代价的保护。
五、一夫多妻还是一夫一妻？
既然雄性可以从更多的交配中获得更多的遗传回报，当然倾向于寻求更多的雌性伴侣。而雌性并不能从过多的交配中获取成比例的回报，所以对更多伴侣的兴趣远不如雄性那么迫切。在这两者的综合作用下，很多动物、包括人类、都有妻妾成群的现象，而极少看到雌性身旁有大批丈夫前呼后拥。当然，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例证并不能说明普遍现象，比如武则天就有很多男性面首，那不足以推翻一般的结论。
当后代不需要雄性照料时，一夫多妻制尤其适合，比如一只雄海豹可以占有数十上百的妻妾，但它对后代的责任仅仅体现为一滴精子，抚育后代的任务完全由雌性完成。对于雄海豹而言，只要能占领足够大的海滩，有足够的能力赶走年青的竞争者，妻妾当然是多多益善。
雄海豹的逻辑是：越是花心，后代越多。
但是，当后代需要双亲共同照料时，雄性不得不考虑一夫一妻制，虽然榜样很少，但不等于没有，企鹅就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两只企鹅形成的联盟正好可以完成轮流孵蛋及寻找食物的任务，雄企鹅想要多找哪怕一只雌性都是不可能的任务，它们最好的策略就是老老实实彼此忠诚。
雄企鹅的逻辑是：稍不忠诚就意味着断子绝孙。
人类既不是典型的一夫一妻制，也不是典型的一夫多妻制，事实上人类实行的是假性一夫一妻制，这种尴尬的局面是由人类的生殖特点决定的，导致男人的态度介于雄海豹和雄企鹅之间，行为也就介于忠诚与花心之间：当条件具备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实行一夫多妻制，就像国王和大多数富人那样，这时他们在向雄海豹学习；当条件不具备时，比如无法挣到足够多的金钱，甚至自己糊口都成为问题，那还是做一只严谨的企鹅好了，认真照顾好勉强找到的伴侣和子女，才是最现实的任务。
很多鸟类也在这两者之间摇摆徘徊：当食物缺乏时，雄鸟就会很专一，否则后代就有饿死的可能。而一旦春暖花开，食物变得丰盛，雌鸟可以单独喂养后代时，雄鸟就会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由此可见，食物是制约动物婚配制度的第一要素。另一要素是获取食物的方式。如果某种鸟的主要食物是草籽，而草籽不需要在固定场所寻找，特别是在植物成熟季节，草籽供应量迅速增加，雄鸟就有理由另寻新欢。但对于吃虫的鸟儿来说，情况又不一样：找虫子不像找草籽那样容易，而且多大地盘能产多少虫子基本固定，这时保卫地盘就等于保卫食物，而一只鸟保卫地盘的能力永远比不上两只鸟，所以吃虫的鸟儿大多行一夫一妻制。我不知道这个逻辑是不是可以运用于人类社会，比如在农耕民族可能更接近吃草籽的鸟类，而狩猎民族则更接近吃虫子的鸟类，婚配制度可能会出现类似的差异，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食物丰盛程度也同样决定人类的婚配制度。
当然，情况一直在变化，因为食物分布并不完全均匀一致，比如草原和森林，虫子和草籽的丰富程度完全不同，导致相同的食性可能出现不同的婚配形式。但在很多情况下，雌鸟选择雄鸟的标准是一致的，就是雄鸟地盘中的食物丰盛程度，在雌鸟看来，一块好的地盘就等于一只好的雄鸟。雌鸟有可能抛弃原来贫穷的雄鸟投身到虽然已婚但地盘优秀的雄鸟的怀抱，纵然成为小三也在所不惜。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了人类社会，有的女人愿意做小三，但很少有女人愿意做穷光蛋的小三。做小三的本质是用卵子换取资源，尽管她们更愿意把那说成是爱情。
这时，物质的平均程度对于雄性交配权就比较重要，当森林中的雄鸟贫富差异较大时，雌鸟就会毫不犹豫地投入富鸟的怀抱，而不管富鸟已有几房妻妾。当贫富差异较小时，雌鸟私奔时就需要衡量一下得失：到底是在穷鸟身边做惟一的伴侣，还是投入豪门做众妃之一？明显的，当贫富差异大体一致时，雌鸟采取贞洁策略守住惟一的爱人才是明智的选择。鸟类如此，人类更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缩小贫富差距会成为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
雄性虽然总想占有更多的雌性，雌性也总想投靠更富有的雄性，但一夫多妻的程度总有制约因素，雄性心目中的多多益善只是理想状况。制约因素越多，雄性占有的雌性数量就会越少。对一种旱獭的详细的研究表明，一头聪明能干的雄性旱獭所能享有的理想妻妾数是两到三个，超过这个数目时，贪多嚼不烂，雄性就会力不能及，可供分配的食物资源就直线下降，后代总数反而同时下降，为了保障后代的食物供给，直接导致雌性不希望自己的竞争对手太多，所以各位妻妾之间必然存在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后宫大戏就此轮番上演，动物如此，人类也是如此，只不过更加登峰造极而已。
两到三个妻妾在古代中国也是大致平均的数字，中国人向来有三妻四妾的说法，但那是针对占有更多生产资料的阶层而言，比如官僚或地主。由于人类社会高度发达，使得某些人可以占有更多的生产资料，多到其他动物难以想象的地步，甚至在家中存有数亿黄金白银，这时他们当然要竭尽所能占有更多的女人。周朝的皇帝可以合法拥有一百二十一个女人；秦始皇的女人达到了一万多，以至于有的宫女一辈子都见不到皇帝一面；汉武帝的女人更多，接近两万；而唐玄宗的女人则高达四万。女人多，当然后代就多，据有文字记载的史料看，清朝的康熙共留下三十二个儿子和二十个女儿。如果实行一夫一妻制，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这个数字。但对于宫女而言，她们所获得的遗传回报则少而又少，能为皇帝生下一儿半女已是侥幸，大部分宫女的遗传回报为零，“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而已。
食物虽然重要，但成为食物也同样可怕。动物在考虑捕食方便的同时还必须考虑被捕食是不是也很方便。它们都懂得人多力量大的道理，以最简单的组合而言，夫妻二人的防守力量肯定要比单打独斗强。因此，一旦某种动物被捕食的风险增大，则更倾向于结成固定的配偶关系，那样不但有利于保护自我，而且有利于保护后代。所以越是危险的环境越容易出现一夫一妻制。用人类的话说，就是患难现真情。
仍然以鸟类为例，有的鸟会用洞穴为巢，洞穴的优势在于结实安全，并且方便封闭，易于阻止外敌入侵。如此安全的居所让雄性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寻找更多的雌性，并在其中保护更多的后代，所以它们采取一夫多妻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房子就等于交配权，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不应该再指责女孩结婚时会提出房子的要求。正基于此，富贵不能淫才会成为可贵的品质，因为大多数人都做不到这一点，他们毕竟都是普通的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