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非的后脑勺慢慢养好了，不必再包得像个恐怖分子，这让他十分欣慰，否则很可能在海关被扣下来。五月份到了，他需要带团去德国纽伦堡了，但这并不是他的业务。负责这个项目的同事胡大姐得了妇科病，切掉了子宫，需要静养很长时间，不适合带团出国，于是处长安排了陈非代替。陈非数遍全身上下，找不到什么地方可切除的，而后脑勺的伤势只称得上轻伤不下火线，只能接了下来。
这种事情陈非一向不大喜欢，因为项目不是他的，辛苦一趟也就能拿到五百欧元出国补助，但如果出国遇到什么状况，导致公款花多了一点，倒会引来项目人的抱怨。当然这只是陈非看问题的角度，许多人巴不得能捞到这样免费出国的机会。武宁一定就很羡慕这样的机会，但她的英语水平仅限于对着稿子念领导发言的翻译，真要交流则远远不够，所以这种机会永远轮不上她。
出国展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光是展商通知就得发无数份：行程安排、旅馆安排、展品运输安排、签证资料通知、收费通知、出国须知……陈非在电话、电脑和传真机之间来回奔忙，唯恐漏掉了哪一个环节，忙得嘴角起泡。
关于出国展会的行程，一般而言都会包括展会部分和考察部分，而所谓的考察，其实就是拿着公家的款子去玩一趟——好容易出趟国，不玩白不玩。基于这一点，你可以很轻松地从行程表上判断出谁来自国企谁来自私企：私企大多都会选择省钱，只参展不考察；国企则一定要把公款花舒服。这次宠物用品展有二十多家展商，将近四十来号人，其中一半都选择了展会后的“考察”：埃及。
陈非另一点不喜欢带团出展的原因就在于还得领着一帮大爷去“考察”找乐。他觉得那应当是导游的活计，但大爷们不知为什么总喜欢拉着他一起。陈非是穷人，只有公司发的几百欧元零用，除了给苏小麦买点纪念品，剩下都情愿带回国换成人民币，但要陪着大爷们花差花差，不花钱不可能，花了又很肉痛。而公司一向的原则是客户就是上帝，他又不能拒绝。所以每次出国前他计划得很好，回国后欧元就所剩无几了。
临走前一天，苏小麦跑过来过夜，并且对他说：“这次别给我买东西了，反正德国你都去过两次了。”
“可我第一次回来的时候，你还说我每去一次德国可以给你带一样不同的东西，”陈非说，“再说还要去埃及呢，上次你不是嫌给你带的圣甲虫太小了么？这回咱们换个大的。”
苏小麦大摇其头：“时代不同了，那会儿我们都还年轻呢。咱们尽量节省着点吧，几十欧元的玩意儿换成人民币也是好几百块呢。”
又来了，陈非觉得脑仁疼。他不想再把这个烦人的话题继续下去，打了个岔，早早入睡了。迷迷糊糊中，他听到苏小麦在他耳边说：“从尼罗河给我带一把沙子回来吧，要那个就足够了。”
这一次展商绝大部分来自于南方，按照惯例，当展商大部分来自南方时，出发地会选择在上海，以方便展商们聚集。所以陈非需要先飞上海，再从上海飞荷兰阿姆斯特丹，由阿姆斯特丹转机直飞纽伦堡。这之后他将再飞阿姆斯特丹，有阿姆斯特丹转机去埃及；从埃及回来还得第三次经过阿姆斯特丹。这样的行程，好处在于节省经费，因为荷兰航空的机票便宜，坏处在于不停折腾转机，铁打的人也得累傻了。
陈非提前一天领好了路上备用的五千欧元公款和一些旅行支票，很小心地装在随身的书包里。从大学离开多年，他还是很习惯挎着这个学生包而不是手拿公文包，因为公文包不能背，拿在手里很麻烦。此外这个书包里有两层暗包，外面压上一些东西，防盗功能不错。
“背书包好，显得年轻，这叫做留住青春不放。”苏小麦还为这个书包找出了第三个好处。
留住青春不放的陈非费劲地拖着一口巨大的旅行箱上了飞机，称重的时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箱子抬起来。处长显然觉得陈非是赫拉克里斯转世，往箱子里拼命塞了无数宣传资料，要陈非到展会现场去发放，以便为公司打算于下半年上马的新项目——宠物水族展造势。目前国内已有类似的展览，就是能请来飞人镇场子的那家大公司做的，效益相当好，摊位都得靠抢，老板眼热，也想照猫画虎搞上一搞。陈非不敢提意见，只好当成锻炼身体。
一个多小时后，飞机落在了上海，陈非拖着箱子坐上出租车去往订好的酒店，旅行箱的上下车照例把他累得半死。为了方便第二天早上搭乘飞机，酒店选在了机场区域内，进入酒店后又是不停地接洽报道的展商，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忙到夜里九点过，最后一名展商也住进了房间，才算消停下来。这时候电话响了，陈非接起来：“我忙完了，过来吧！”
过了四十分钟，大概十点左右，打电话的人来了。那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意思就是说和陈非年纪差不多——作知性女性的打扮，陈非本来已经张开双臂迎接，看见她微微隆起的小腹，愣了一愣。对方一笑，走上前来，两人轻轻地拥抱了一下。
“沧海桑田啊！”陈非感慨地说，“这么快我就要做干爹了。”
那是陈非的中学同学徐晓，在上海读了大学后，留在上海工作、成家。陈非和徐晓曾经同桌过，还一度传出一些暧昧的绯闻。当然对于陈非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开放程度远不及几年后的那一代新新人类，所谓暧昧，也不过是停留在口头上的而已。不过两人毕竟关系很熟，只要陈非出差来到上海，总会找机会约徐晓见见面叙叙旧，只是闲聊一会儿，别无他意。
“幸好我住得离机场不远，你们怎么选这么偏的一家酒店？”徐晓问。
“相对机场来说就不偏了，明天上午就要起飞，离机场近方便点，”陈非回答，“最近怎么样，除了你的肚子？”
“还能怎么样？”徐晓耸耸肩，“替银行打工的可悲房奴。”
徐晓在一家私企做财会，两年前嫁给了她一位同样留在上海工作的大学同学。这一对小夫妻的财政状况和陈非与苏小麦差不了太多，但家里有几位蛮有钱的亲戚，于是借钱凑足了首付，在上海买了房子。有了房子，就不能算是“漂”了，何况现在连第二代都快出产了。
“我想做房奴还没机会呢，”陈非说，“在北京白混了那么多年，连个首付都凑不够，丈母娘急着催房子，一脑门子官司理不清。”
“房奴还是不做的好，”徐晓幽幽叹息，“我之前做梦都想自己买房，买了之后才知道，那真是一场灾难。”
陈非打量着徐晓，一年多不见，徐晓的眼角已经能看出皱纹了，脸庞也颇有几分憔悴，好像连眼镜都要架不住，不复过去容光焕发的模样。
“天天就是计算着省钱、省钱、省钱，”徐晓说，“不敢逛商场，不敢参加聚会，不敢请人吃饭，除了月供，还要攒钱还借亲戚的债，随时随地都觉得眼皮子底下有阿拉伯数字在跳动……活得真累。现在又怀上孩子了，那就更可怕了。”
“咱们俩没什么差别，”陈非陪上一声叹息，“一样的不敢买、不敢吃、不敢花，阿拉伯数字天天在眼前跳，算计着还差多少够首付。也许我们这样的人，就注定得活到累死。”
“不说这些烦心事了，”徐晓挥挥手，“你和女朋友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喝上喜酒？”
“我不是说了么，丈母娘催房子呢，”陈非的眉头皱的更紧，“没房子，没老婆，这是丈母娘的基本原则。家里也没什么有钱亲戚，同学也大多不富裕，想借钱都难。”
“可惜我现在这情况，帮不上你什么忙。”
“你顾好自己吧，看你瘦得，一阵风就能吹到河里去，”陈非强颜欢笑，“再瘦下去变成汤猴子了。”
汤猴子是两人中学时代的历史老师，人如其名，瘦得像只猴子。两个人哈哈一乐，话题转移到那些陈年趣事上，暂时把烦心事抛到一边。等徐晓打上车回去了，陈非回到房间，对着镜子仔细看着自己的脸，发现眼角的皱纹一点也不比徐晓更少。
晚上陈非只睡了一小会儿，一方面是心事重重难以入眠，另一方面也是把觉攒着，等上了飞机再睡。上海飞阿姆斯特丹要经过十二个小时的漫长飞行，在飞机上不睡觉的话实在很难熬，虽然座位上也提供了电子娱乐设备，可以看电影、听音乐和玩游戏，但缩在座椅上做这些事情总归是不舒服。
清晨，事先租好的大巴在酒店楼下呜呜呜狂按喇叭，陈非连忙把所有客户赶上车，拉到机场。事件本来很宽裕，行李称重时却遇上了大麻烦——超重了。陈非报的是统一称重，以便节省时间，他指望着有人东西带的少，有人东西带得多，可以平衡一下，没想到所有人都指望旁人东西带得少，而自己一定要带足分量，结果超重不少，按分量算要罚五千块钱。
陈非和工作人员求了老半天情，对方板着脸毫不通融，但要把这五千块罚款给交了，只怕胡大姐会从病床上跳将起来找自己拼命。他没有办法，只能央求客户们把带多的东西现场扔掉一些。客户们磨磨蹭蹭嘟嘟囔囔，忍痛扔掉一丁点零零碎碎，还是超重不少，这时候陈非想起了自己旅行箱里的宝贝们——管他三七二十一，带那么多资料我自己也累得慌，能扔则扔！
他扔掉了一大半的资料，其他客户再咬牙扔掉一些，总算是可以上飞机了。这时候陈非被折腾得满头大汗，还没起飞就忍不住先找空姐要了一杯水喝。飞机起飞后，他靠在座椅上，迷迷糊糊半睡半醒，因为总有客户摇醒他，问他手边的电子设备该怎么用，这一类的客户基本是乡镇企业的老板，虽然有钱，不怎么懂英文，出国了也要靠当地请来的翻译才能参加展会。
机舱是一个密闭而压抑的环境，虽然由于工作关系要不停地坐飞机，陈非却从来不喜欢飞机，他甚至怀疑自己天生有飞机恐惧症，就像博格坎普[9]那样。在这样一个填满了人的小小的空间里，你却无法主宰自己的行动，每次想到这一点就让他头皮发麻。尤其是这样的越洋飞行，动辄十多个小时，总能让陈非噩梦连连，梦见自己坐在大学物理的考场上，试卷上面的题一道都看不懂。
陈非在时断时续的梦境里考了三十多次大学物理，最后一次醒来时，飞机降落在了阿姆斯特丹机场。这座机场的庞大每次都会令他倒抽一口凉气，就像见到了一整张试卷的大物题。他带着已经疲惫不堪的客户们穿行了大半个机场转机，坐一架过道窄得像细腰蜂的小飞机飞到纽伦堡，和地接的导游碰上头，这时候所有人看起来都像是刚从海船里钻出来的偷渡客。
别急，行程还不算完，预定的酒店并不在纽伦堡市区，因为这个展会是全球最大的宠物用品展，市区内的酒店早就被订光了。人们狼吞虎咽吃过晚饭，还得坐四十分钟大巴到郊区一个叫做埃尔兰根的只有三万人口的小镇去过夜。
此后的两天是布展时间。陈非的公司并没有要摊位，但他也不能闲着，必须在现场紧盯，客户们无论谁出了点儿问题都得找他，他再去找当地的布展公司协商。一来二去，和该公司负责接洽的德国小伙子混熟了。这个小伙子大学毕业不到一年，但英语说得很熟练，待人接物已经颇为老练，比陈非当年初入公司时的菜鸟模样要强，陈非只能自我安慰：洋鬼子的脸都显老，十四岁时看起来就像二十四岁了。
两天后所有摊位都布置完毕，陈非和德国小伙击掌相庆。名叫尤尔根的德国小伙问：“晚上要不要一起去酒吧喝点什么？”
陈非抱歉地摇摇头：“我很想去，但我现在是个大保姆，需要把我的孩子们都送回去，还得随时听候他们召唤。”
“埃尔兰根也有个很不错的小酒吧，”尤尔根说，“晚上我可以开车去找你。”
盛情难却，陈非只能答应了，同时有点自惭形秽——人家都是有车阶级了，当然众所周知罪恶的资本主义世界汽车便宜，被压迫的老百姓买车也没什么值得炫耀的。
晚上两人在镇上的酒吧里喝酒。德国人和中国人不一样，没有那么多眼花缭乱的夜生活，八点钟之后天还亮堂着，街上却几乎没什么人了，能找到的人大概不是在家里就是在酒吧里，所以酒吧往往就显得人山人海。这也给人们一种错觉，好像国外满街都是酒鬼，不喝酒就了无生趣——实在只是因为人家不会玩而已。
埃尔兰根的酒吧和小镇本身一样，都显得很安静，这里坐的人虽然不少，却都只是安静地喝着酒，或者压低了声音交谈，与此同时柜台里的CD机放着舒缓的轻音乐，一点也不吵闹。陈非过去觉得过于安静的地方不适合喝酒，但这天晚上稀里糊涂喝了不少。他和尤尔根就像老朋友一样互相搂着肩膀，讲述着各自的生活，尤尔根对于陈非所面临的困境表示不解。
“为什么一定要买房子？”尤尔根问，“租房子住有什么不正确吗？我在三十岁之前肯定是不会考虑买房子的。”
这个话题太大了，陈非觉得自己很难向尤尔根讲清楚中国的福利制度和德国如何如何不同，所以资产的概念对老百姓有多么重要，那是一种内心深处的稳定感；他也觉得自己很难讲清楚中国为什么找不到长租房，以至于租房者必须要在房东的驱赶下不停地搬家，永远无法安定地生活。再说这些东西说出去也是脸上无光，作为爱国者，陈非认为自己很有必要在国外维护国家形象。
最后他只能把过错全部推到丈母娘身上——虽然丈母娘有些冤枉——对尤尔根说：“在中国，这是一种习俗，男人和女人要结婚就必须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如果没有房子，丈母娘是不会允许你们结婚的。”
尤尔根一脸的同情：“你们的丈母娘真可怕，看来我没法娶一个中国老婆了。”
“而我不得不娶，所以不得不摊上一个中国丈母娘。”陈非叹息一声，把一杯著名的巴伐利亚黑啤酒灌进肚子里。
这一天晚上陈非很晚才回到酒店。德国人注重绿化，自称“上帝给了德国空气”，夜间的空气清新而凉爽，让燥热的他感觉一阵阵舒适惬意。回到酒店，他也不想睡觉，先到网络室里去上上网，处理一下这几天堆积的邮件——他的笔记本出了毛病，网卡坏了。这家酒店不仅外貌古朴，电脑设施也相当古朴，所谓“网络室”只有三台电脑，还都是陈旧的机型，和展馆的绝对现代化形成鲜明对比。
打开邮箱，除了几封工作信函外，他意外地发现还有一封信来自苏小麦。打开一看，顿时酒意全消，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窜到头顶。
苏小麦在信里说，太后已经给她下了最后通牒，逼她下个月之内回老家相亲。如若不从，太后就要和她断绝关系。此事斩钉截铁，没有半分通融的可能性。
苏小麦还说，太后经过慎重考虑，不打算让她在北京相亲了——这或许是担心陈非从中作梗——所以直接想要让她嫁回老家。那些相亲对象都很有钱，太后的意思是，苏小麦干脆连北京的工作都辞掉，回老家当阔太太就行了。
苏小麦问：我们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