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神经官能症，这是苏小麦在网上找到的，陈非看完后，发现完全符合自己。这种病的患者会有严重的心脏方面的症状，并且会引发全身的种种不适，但不管做什么检查，心脏就是没问题。因为归根结底，这是一种神经方面的病症，发疯的不是心脏而是神经。它的致病原因大同小异，基本都是由于压力过大和过于疲劳造成的。而得这种病的人大多都是年轻人，而且心思细密，想事情想得太多。
陈非回想起过去半年的辛苦工作，回想起自己每晚夜不能寐为了房子而忧心忡忡，回想起在埃尔兰根看到苏小麦邮件时的茫然，回想起在阿姆斯特丹机场书包失而复得的恐惧和狂喜，渐渐有点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得这种怪病了。
“我想的太多了，”陈非拍拍自己的脑袋，“每天都有无穷无尽的事情去担忧害怕。”
“这种病其实就是变相的焦虑症，”苏小麦说，“网上说了，可以吃抗焦虑抗抑郁的药物，吃营养神经的药物，但最重要的在于放松神经，改变心情，才能从根上治愈。也就是说，你要淡定。”
淡定个鬼！陈非唯有在心里苦笑。眼下内外交困，不把自己急死已经是万幸了，哪儿还淡定得起来。他很清楚，自己历来是那种事无巨细都要仔细思量、全盘考虑的人，简单形容就是想得太多，这样的性格已经形成了二十多年，怎么可能轻易放得下。
所以陈非又去医院看了神经科，弄回来一堆死贵死贵的抗焦虑抗抑郁的药物，配合着维生素B和谷维素天天吃。心脏的症状果然有所缓解，可见药物还是对症的，但他焦虑的情绪并没有得到改善，该惦记着的事情一样也没放下。
他变得心烦、易怒，即便是“原来我患有轻度焦虑症”这个事实本身都能让他更加焦虑。似乎是为了赌气，他在单位又开始发狂似的干活，得到处长一通赞扬，但转过身回到家，不堪重负的心脏开始提抗议，他又吞了一把速效救心丸才避免了再次跑夜间急诊。
“我不是叫你悠着点么？”苏小麦很不满意，“我总不能跟到单位去看着你吧？”
“废话，我工作都要丢了，不卖点力怎么行？”陈非怒气冲冲，“到时候什么房子、什么结婚，都变成狗屁了！”
苏小麦嘴唇动了动，似乎是很想反唇相讥，但又忍住了。这些日子她已经习惯了陈非总会突然爆炸开来的脾气，好像陈非就是一串熟透了的热带浆果——随便爆吧，大不了溅一身果汁。
这是一个渐渐陌生起来的陈非，他的情绪已经很难得到有效的控制，时不时就会发点或大或小的邪火。苏小麦和李萌都知道那不是出自他的本心，而是他的神经有了毛病，所以都尽力容忍。好在他也不会干出太出格的事情，只是变得格外絮絮叨叨，仿佛天底下什么事都很难让他满意。
尤其他的疑心开始变得重了起来。他开始觉得自己成为了一个累赘，一个招人讨厌的废物，这些年来在苏小麦面前的良好形象就像柏林墙一样崩塌掉了。苏小麦还会喜欢我么？这么一个喜怒无常、病病殃殃、惹人心烦的货色？她会不会一怒之下抛掉自己，真的回去听太后的话相亲去？
尤其让他沮丧的是，根据在网上所查到的，很多得了这个病的人都陷在苦闷中，因为没有人相信他们真的有病——现代化的科学仪器都检查不出来的病症，究竟算什么？虽然这个病的症状之繁多令人乍舌，却更加容易令身边人认为你是在装病。处长在开会的时候就指桑骂槐地说：“大家平时都要注意好身体，有病就要赶紧医治，不要弄出些没法治又好不了的病来。”
陈非终于发现，自己进入了人生中一个极其微妙的时刻。在上一秒钟看过去，他有体面的工作，有漂亮的女朋友，好像在北京城混得还不错，下一秒钟他就可能失去所有的这一切，仅剩下一个正在犯神经质的肥胖的躯壳。
如果这是在老家呢？作为本地人，他的工作会比在北京稳定得多，或许也有一个见到下属请病假就气得嗷嗷叫的处长，但也未必会打算炒掉他。而家里的父母不管有什么毛病，儿子得了病，无论如何也会尽心尽力地伺候。他们都退休在家，有更多的精力照顾病人，不会像苏小麦那样累到黑眼圈。
陈非突然开始想家了。他平躺在床上，感受着从胸口不断传来的闷痛感，忽然间很希望自己此刻正躺在家里。他觉得自己的健康和希望都是被北京一点一点消磨光的，开始对北京产生了厌憎。这些日子里，他回到家就什么也做不了，只能躺在床上东想西想，许许多多不敢想、不能想的念头都清晰地冒了出来。他的头脑里多了一个陈非——姑且称为“陈非乙”，总是向他灌输一些邪恶的念头。
“别坚持了，和苏小麦分手吧！”陈非乙说。
“为什么？”陈非问。
“你明白的，你不能让她为了爱情真的和家庭决裂，那不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陈非乙说，“你说说你能给苏小麦什么？你是一个穷光蛋，在一个没什么前途的公司，混到三四十岁也就那样。”
“我还可以跳槽！”陈非不服气地说，“我可以加倍玩命地工作！”
“你敢跳槽吗？在北京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有多难你又不是不知道，”陈非乙说，“加倍玩命工作更是开玩笑，你的心脏给你提的抗议还不够多？”
“那我该怎么办？总得有个办法吧？”陈非吼道。
“人类之所以愚蠢，就是因为他们总是天真地以为‘世上的事情总有办法解决’，”陈非乙悠悠地说，“但事实上，大多数难题都是无解的。你的一生注定这样了，做一个小职员，平平稳稳地混完一生。也许你根本没资格结婚，即便结婚，也不是苏小麦。你以为你重点大学毕业、搞定户口、在稳定的国企上班就算征服了北京？你太天真了，兄弟，北京随便挥手一拳就能打得你头破血流满地找牙……”
“我要跳槽！我能挣更多的钱！”
“算了吧，你已经快三十岁了，大学毕业时的那股子冲劲早就被磨平了。除了房子的问题之外，你的生活大体上比较舒适，更加助长了你的惰性。而惰性这种东西一旦生出来就不可能消失，所以你根本没有改变现状的勇气。”
这就是陈非和陈非乙对话的大致过程，每一次都以陈非乙的完胜而告终。只有陈非乙真正了解陈非，知道他的一切弱点，能够说出丝毫不留情面的真话。每次和陈非乙对话之后，陈非的自信心就会下降一个数量级。
这是陈非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刻，不是因为他内外交困，不是因为他生了重病，而是因为他渐渐失去了自信。他看着苏小麦的眼光总是很怪异，仿佛对方下一秒钟就会消失无踪，结果苏小麦终于忍不住了。
“你给我听好了，我只说一遍！”苏小麦恶狠狠地瞪着陈非的眼睛，“我不在乎你生病，我不在乎你生病的时候我照顾你、半夜拖你去急诊，我也不在乎背后有没有老太婆天天催命而你帮不上什么忙……但我真的很讨厌你现在这副要死要活患得患失的样子，我苏小麦看上的男人不是这个德行！”
但我已经是这个德行了，陈非躺在床上，神情木然地看着苏小麦，看到苏小麦忍无可忍转身离开为止。就这样吧，陈非想，裂痕已经产生，也许永远无法弥补了。
他索性请了十天的假在家休息，至于处长会不会在此后的竞聘会上更加坚决地要求辞退他，他已经懒得去想了，辞就辞吧。
他已经做好了最灰暗的打算：被公司炒掉，滚回老家，花上一年半载养好病，然后随便找个工作，敷衍完下半辈子。继续呆在北京太耗钱了，近期北京房租猛涨，房东已经明确表态，秋天开始涨房租，尽管他还有些积蓄，也舍不得太过浪费。至于苏小麦，毫无疑问，他只能放弃掉。
而苏小麦似乎也对他灰心失望了。有那么几天，苏小麦显得心事重重，也不怎么主动和陈非说话，而在此之前她会不断找话题和陈非聊天，因为陈非这种病非常需要多与人交流。此外太后的电话越来越少，往好处想太后也不愿意真的把苏小麦逼死，往坏处想……也许她们之间已经达成了什么陈非不知道的妥协？
陈非连这一点都懒得深入去想了，他觉得自己虽然还不到三十岁，却已经开始认命了。虽然焦虑症在医学上早就明确了是一种疾病，但一切疾病都有成因。陈非的脑子比一般人聪明点儿，所以想的事情太多，思虑得太多；而他平时有太有城府，不管在工作中受了什么委屈，总是把气憋在心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慢慢郁积成长长的堤坝，把正常的情绪发泄也都挡住了。也就是说，性格酿成了疾病，疾病又反过来更加强化了性格，这是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
六月渐渐进入了尾声。请假在家的第五天，是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干热的风在北京城盘旋，仿佛空气中的水分都被蒸发掉了，而家里的空调老旧失修，不停地漏水。这段时间陈非和苏小麦都被他的病所折腾，没顾得上找人来修空调，于是只能用水盆接着。陈非靠在枕头上，看着一滴滴的水滴进盆子里，把水花溅到墙上，心想这一块的墙皮也会慢慢侵蚀剥落，房东又有机会罚自己钱了。
正看着水花出神，床头柜上的手机开始震动。这些日子因为害怕受到电话铃声的刺激，他的手机都是调到震动静音，尽管如此，手机在木头平面上震动的声音仍然让他觉得很不舒服。他赶紧伸手接起来，喂了两声之后，忽然瞪大了眼睛：“什么？你在哪儿？……等着我马上去！千万别冲动！千万别冲动！千万别冲动！”
他挂了电话，以生病以来从未有过的敏捷速度跳下床穿好衣服，冲到门口，犹豫了一下又退回来，把一瓶新的救心丸揣进兜里，然后夺门而出。
四十分钟后，他已经打车来到了东边。在开着空调的出租车里摇晃了四十分钟，让他的胸口又开始闷得厉害。下车后，他先狠狠地喘了一口气，然后抬起头，在刺眼的阳光里看向高处。这里是一片商住两用的高档小区，楼层很高，楼下已经围了几百号闲人，都在抬头往上看，脸上带着兴奋的表情不断朝上指指点点。
陈非也顺着他们的手指朝上看，在十四楼的楼道窗户那里，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于是扯着嗓子喊起来：“杜愚！杜愚！”
他很快想到，现场那么嘈杂，这样喊是听不到的，忙拨通了手机：“快点回去！别发疯了！听我的话，快点回去，太危险了！”
杜愚沉默了一会儿后，慢慢说：“回哪儿去？来不及了。”
然后他就挂断了电话，无论陈非再怎么拨，他也不接了。
陈非生病的这段日子，大唐也在生病，那同样是一种慢性病，在大唐的肌体和神经里游走蔓延，缓缓生根。大唐的好日子不多了，我们迟早都要搬迁，这是最近大唐最热门的话题，但在讨论和交流之外，最多的还是妥协和无奈。有人选择继续留在大唐，直到拆迁那一天再说，这是属于今朝有酒今朝醉、死到临头再说的想法；另一些人早早离开，早作打算。但与此同时，仍然有新人搬进大唐，虽然他们也听说了拆迁的消息，但众所周知，等待一条消息成真的时间往往很长，甚至于可能长过一两年，莫如趁着这段时间多省一个子儿算一个。
杜愚不是不想搬，而是无处可去，他很难再找到大唐这样便宜的单间了，除非又去冒着失窃的危险挤群租房。而他的钱包也在一天天瘪下去，付完下三个月的房租后，更是所剩不多了。除了几笔零散的短篇杂志稿费大概会在一两个月内到账，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女歌手的自传了。
笔下的女歌手形象已经被塑造得很丰满，比起最初那些苍白而虚假的、充满粉饰意味的资料，这样的女歌手更像一个活生生的真人。事实上，她和真人也没什么区别，因为杜愚把自己的经历全都写了进去。这仍然是一个枪手活，却是杜愚一生中最用心、最完美的作品。某种程度上这根本不是女歌手的自传，而是杜愚的自传。
初稿完成后，他把稿子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女歌手的经纪人，经纪人看完之后赞不绝口，连夸杜愚才华横溢：“我甚至都没想到你能写得那么好！但是你写得太有文采了，这样的文笔拿出去读者会怀疑的，你还得稍微再改得朴实一点。”
“这个没问题，”杜愚说，“我马上就开始改。但是内容呢？内容有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卢小姐有什么意见？”
这是他最担心的，因为他已经把女歌手描写得不像她自己了，虽然写作的时候十分痛快愉悦，写完了才开始担心：女歌手有意见怎么办？觉得这本书写的压根就不是她的故事怎么办？但经纪人的回答出乎意料。
“她不需要有什么意见，”经纪人斩钉截铁地说，“这本书的目的就是炒作她，美化她，内容是真是假根本无所谓。定稿之后再给她看、把内容记熟就行，免得回头面对采访的时候说岔了。”
可怜的女歌手！放下电话后，杜愚徒生一通感慨。她甚至连拥有自己真实的人生都不可能，只能不断涂抹出虚幻的假象，来面对这个世界。正如经纪人所说，她不需要有什么意见，只要按照写好的剧本一步一步走下去就行了。杜愚不知道她和自己比起来，究竟谁更加不幸。
两天之后，杜愚明白了谁才是真的不幸，那时候他正在绞尽脑汁把手中的稿子修改得更加平实，忽然接到了堂兄的电话。这个电话彻底击溃了他所坚守着的一切，让他从头到脚陷入万劫不复。
“上周末我去看你妈，她的脸色很不好，”堂兄直截了当地说，“我追问了她半天，她才说，她病了，是食道癌，已经到了中期，而且凑不出手术的钱，大概还缺一两万块吧。”
“这不可能！”杜愚吼了起来，“她一直告诉我她身体很好！而且……她为什么不找我要钱？”
“她不想让你担心所以才不告诉你，其实她一年前就开始不舒服了，”堂兄说，“至于钱，我也觉得奇怪为什么不找你要，她只是说你在北京挣钱不易，还要发展，别给你添麻烦了……”
放下电话，杜愚的泪水就涌了出来。他在那一刹那间明白了一切，其实母亲早就知道他在北京过得极不如意，早就知道他的艰难处境，但她仍然装作不知情，仍然每次都做出为儿子骄傲的模样，不断鼓励他，不管他的谎言和借口有多么拙劣。而在背地里，也许她已经不知多少次在暗夜里饮泣不止了。
这就是我妈妈，杜愚想，那个一辈子谨小慎微谁也不敢得罪的普通女人，丢进人堆里就再也找不出来的凡人。她这一生过得平凡琐碎、毫无亮点，在那座破败的小城里默默地成长、结婚、生子、变老、得上食道癌。她有一个不争气的儿子，为了那点可笑的虚荣心，在北京这座可怕的城市里苦苦支撑，而她必须要用自己的强颜欢笑去为该儿子打气，要用自己佯装的喜悦与骄傲作为支撑儿子的最后一根稻草，哪怕癌细胞正在体内疯长，吞噬着她所剩不多的生命。而她的儿子在这段时间内一事无成，几乎混迹于社会的最底层，头顶上图顶着“文人”的可笑光环，说到底根本就是个只会造大粪的废物。
一个废物！杜愚狠狠给了自己一个耳光，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直到把自己的脸打得肿起来，他都不想停手，因为只有这种肉体上的痛楚能让他暂时逃避开精神上的折磨——但那也只是暂时的。
这天晚上杜愚喝得烂醉。他把自己关在那个狭小简陋的单间里，一瓶接一瓶地灌着啤酒，每喝完一瓶就把瓶子往地上狠狠一砸，那清脆的玻璃碎裂声仿佛能让人心情舒爽。楼下的邻居很快上来提抗议，看见杜愚一双眼睛红得像恶狼，不敢招惹他，又回去了。好在最后杜愚终于喝光了所有的啤酒，也就没有更多的啤酒瓶可砸了。
夜深之后，他仍然醉醺醺地在屋里转着圈，并且觉得尿意盎然，而房间内并没有厕所。他做了一个此前他从来没有做过、甚至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他打开了窗户，费力地踩着桌子站到窗户前，对着楼下开始撒尿。那一刻他觉得浑身舒畅，似乎一切的烦恼苦闷都可以随着这泡尿离开自己的身体。接着他倒在床上，沉入了没有梦的黑色睡眠。
第二天上午，他被电话吵醒，那是女歌手的经纪人打来的。
“稿子不用写了，”经纪人的声音一夜之间变得淡漠而遥远，“我们和她解约了。那本书不会出了。”
那本书不会出了，那本辛辛苦苦耗费了大量心血的、几乎是杜愚个人自传的书，不会出了。只需要一句话，就不必出了。而经纪人甚至连一句对不起都没有说。杜愚在头脑里回想着自己在这本书上花费的精力，以及对它所寄予的期望，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平静了，像冰块一样平静。人们总喜欢说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现在这根稻草已经飘了起来，轻轻落在杜愚的背上。
杜愚镇静地挂掉电话，然后挎起自己的背包，更加镇静地把自己那把长长的水果刀塞进书包。然后他走下楼，走到大唐尘土飞扬的街头。这一天是个工作日，大唐的街头并没有太多的人，来来往往的大概都是杜愚这样没有工作的闲人。但他们的脸上都充满快乐和希望，并不担心自己今天没有工作，在他们的眼前，有无穷无尽的明天在等待，有无穷无尽的未来在伸展。今日的赋闲只属于今日，何不快乐一点去面对呢？
杜愚靠在一根肮脏的电线杆上，全身心地充满了羡慕，看着眼前的一切。然后他跳上公车进入到市区，在换了两次车后，来到一栋商住两用的高楼外。杜愚坐着电梯上到十四楼，来到一间挂着影视公司招牌的办公室，告诉人们他要找那位经纪人。人们指给了他经纪人的小办公室。
杜愚没有敲门，直接推门进去。经纪人从办公桌前抬起头看到他，脸上现出恼怒的表情：“你来干什么？我跟你说了，我们的合作已经结束了。你快点出……你要干什么？”
经纪人的腔调都变了，变得尖细而惊恐。他看见杜愚从挎包里掏出一个闪着寒光的东西，并且对准了他。他一跃而起，想要逃跑，但这间窄窄的办公室和室内宽大的桌椅让他根本无路可逃。三秒钟之后，他感到一个锋锐而冰凉的物体抵在了他的脖子上。瘦弱的杜愚在这一刻好像力大无穷，他用左手夹住经纪人，右手握刀，按在经纪人颈部的动脉上。他的眼睛就像在喷火，嘴唇轻轻颤动着，手上却决不放松。
“救命啊！”经纪人歇斯底里地嚎叫起来。
影视公司是这样一种地方，它自己的雇员未必有多少，但穿行在公司里的外人总是络绎不绝，谈合作的、试镜的、兜售剧本的。这家公司也不例外。杜愚走进去时，公司里已经有了很多人，所以接下来的场面也格外热闹。
人们涌进办公室，又赶紧退出去，看着杜愚左手揽住经纪人，右手拿一把水果刀逼住经纪人的脖子，一步步走了出来。他们并不认识杜愚，只觉得这个瘦瘦小小的年轻人看上去不大像是个凶徒，因为他脸上的表情并不是那种吞噬一切的悍恶，也不是那种蔑视一切的冷酷，而是莫名的混乱。他就像是一个梦游的人，虽然拿住了经纪人，却完全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应该干什么，眼神里充满了茫然。
“快报警啊！”经纪人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但这几个字却让杜愚浑身一震，水果刀割破了经纪人的皮肤，让对方更是杀猪一样地尖叫。
这一声尖叫让杜愚似乎清醒了一点。我在干什么？他问自己，我想要干什么？而当他清晰地听到报警电话后，恐惧感终于从心底生起来。
我干了些什么？他觉得自己的手在发抖。这不是杜愚，不是那个常态下从来逆来顺受，一辈子没打过架的杜愚。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自己有一天会拿着刀威逼一个人，最可怕的在于，这不是梦，而是真实的。真实的杜愚握着一把真实的水果刀，胁迫了一个真实的人。
我该怎么办？杜愚又陷入了茫然。人们看他的眼光就像看一头野兽。他已经被从人群中剥离出来，成为一头危险的野兽。
经纪人已经吓得快要晕过去了，但显然他的受欢迎程度并不高，因为在周围的人群中，隐隐可以见到幸灾乐祸的表情——这一幕说不定是很多人早就盼望着的。杜愚更加觉得荒谬：我到底做了些什么？在一个热得让人窒息的夏天，拿着一把刀去挟持一个人质，是夏天让我热得发疯的么，还是我早就已经疯了？
杜愚觉得胳膊很酸很累，目光漫无目的地扫视着周围，那些或惊讶或恐惧或好奇或窃喜的面孔，慢慢开始扭曲变形。杜愚看到了妈妈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