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清水桶里的粽子已经没有泡泡冒上来了，奶奶在灶上架起了大铁锅，把粽子一个个码了上去，注上清水。煮粽子各家也都不一样，有的是用电，有的是用柴，还有的土洋结合高压锅加柴，我家是老铁锅加木柴。
木柴煮出的粽子，说不清是多出了一层味道，还是压住了一层味道，总之，都要比用电烧的好吃得多，似乎经过木柴的煅烧之后，所有的味道都会升华，一定要用字词来形容的话，那就是“柴火味”，“人间烟火”，大约最初的本意就是如此。
柴分两种，草柴和木柴。草柴是盛夏的时候到山上去镰回小丛灌木，在户外堆成一垛放着，入冬后，灌木的叶片就被沤烂了，这时枝叶分离，腐叶堆到干栏第一层，就是来年的春肥，细枝晒干后堆到棚屋，就变成了草柴。草柴用来引火，起爆炒用的大火是极好的，但煮粽子要用的是老火，只能是木柴。上世纪五十年代大炼钢铁的政策一下，谁也挡不住，山上的草木被镰得跟婴儿的胎发一样薄，最高的鬼山也未能幸免。风声过后，据说是九伯的爸爸，也就是我堂爷爷力保，鬼山才勉强封上了，其他山还是连年采伐。石山植被的恢复比不得土山，后来别说是木柴，就连草柴都难镰得到，家家户户就只能凑合着烧玉米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各家分到了耕地，林地和第一批任豆树种，就赶着种下了。任豆树是南边难得的落叶大乔木，种下七八年后，就养成柴木了，这才挡住了上山镰柴的人。冬天将任豆树的枝杈砍下来当柴烧，只留主干，用不了三年，又可以重新采伐，民间都称它为“砍头树”。我们现在烧的木柴，都是任豆树木柴。
奶奶给我的任务是搬柴。棚屋的柴还是去年爸爸回来的时候备下的，已经被抽得差不多了，地上都是虫子蛀下的木屑。
“要是柴烧光了，你爸妈还不回来，就要你到你光伯家去借。”
“不去。”
“你以前不是挺喜欢去的嘛。”
“现在不喜欢了。”
“为什么？”
“他昨天差点吃了我们送九伯的水圆，在背后说九伯的坏话，对了，他还笑话爸爸妈妈没带我去旅游呐。”
“说到水圆，我昨天还真是忘了给他留。”
“不留，他是坏人。”
“小孩子懂什么。”
“反正爸爸妈妈一定会在柴烧光之前回来的。”
我只知道爸爸妈妈会在这几天回来，但没办法知道确定日期，奶奶也和我一样。在我刚出生的头几年，村里有不少人到红岭水泥厂打零工，来回还可以传个口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外出打工的人基本上都辗转到广东去了，连个传话的人都没有；村里的电话线也还没拉上；靠不定期到来的邮差，是不切实际的，奶奶和我能做的就只有盼和等。
将近傍晚的时候，爸爸妈妈回来了。他们昨晚从厂里赶到那坡镇码头，坐了夜客船，顺右江而下，清晨登上果镇码头，再一路走回山里来。之所以选择坐船，是因为水路的花费要比陆路便宜一半以上。
他们从水门关上下的时候，我远远就认出来了，虽说也是大包小袋，但和去广东回来的人不一样，他们穿的是旧的蓝色劳保服。“挤船赶路，一路上磨蹭的地方多的是，就要穿旧的，坏了也不心疼。”回到家，爸爸放下担子说。
大黑叫了起来，奶奶佯嗔拍了它的头，它安静下去了。
“久不爬山，挑着担子走了一天，还真是有点不太习惯。”爸爸卷起裤管，他的小腿已经肿胀起来了，我双手锤下去，硬得像石头，一点回弹力都没有。
“不是快要修路了吗，通了路，多少会好一些。”妈妈说着，——掏出了包里的东西：旱藕粉，粉利，面酱，沙糕，米花，麦乳精，糖烟酒，鞭炮，还有奶奶和我的新衣鞋袜。她眼里都是沉积的血丝，但精神却是极好的。厂里的单职工一年有一个月的探亲假，双职工没有，对他们来说，每年最长的假期就是春节那三天，要是回老家过年的话，刨去路上的两天，也就只能在家里呆一天。想要一个相对安稳的假期，就得替别人倒班，当时还是一周六天工作制，连着上一个星期的班，才能腾出一天的假。他们今天就能回来，也不知道连着倒了多少个月的班。
“修什么路？”铁锅里的水已经沸了，扑哧扑哧地顶着锅盖，把炉里的火浇得一灭一灭的，奶奶拿了把生铁刀压上去，安静了。
爸爸摸出一只牛皮纸信封，抽出一张大红的信笺：“上个月收到的募款信，果镇籍的在职职工都收到了，说是要修路，政府出一部分，群众自筹一部分，现在自筹这块还缺着。”
“我怎么不知道？”
“我户口是农转非了，可光哥还拿我当户主，他大概是想等我回来罢，我过去问问他。”尧村的村长老了，口齿不太清楚，而李光脑子灵光，又善于和上面的人打交道，不是村长，胜似村长，村里打架吵嘴的事他不管，但凡和上面打交道的事，他都经手。
“可别，你听听现在他那边什么动静，再晚也没散的，最清净的时候就是大清早了，到时你再过去罢。”
“行。”
“还有，你九哥回来了，不太好。”
“怎么了？”
奶奶看了看妈妈，又看了看我。妈妈便一手拉着我，一手拿起扫把，到棚屋扫木屑去了。奶奶和爸爸在伙房里说了良久。
晚饭过后，我们一家人在伙房里烤炭火。炉灶里的粽火湉湉地烧着，还要烧上一整夜。
爸爸找出了两瓶桂林三花酒和一条青竹烟，对妈妈说：“心里觉着不太好，我们现在就去看看九哥罢。”
奶奶说：“早去早回。”
我吵着也要去，妈妈背起了我，爸爸把烟酒装到了编织篮里，拿了只手电筒，我们就出了门。起霜了，石板路是湿滑的，我们走得很慢。鞍马山山腰的屋子亮着灯，深蓝底调上微弱的光，在朦胧的水汽里透出一层蓝边的晕。大门是虚掩的，爸爸推了进去，黑的，只有九娘房间亮着灯，借着从门缝透出来的光，还可以看到蓝幔帐。爸爸试着推了推，还是锁的，他凑到了门上，母亲扯了他的衣角，指了指伙房。那里火光依稀跳跃，爸爸走了进去：“九哥！我们来看你了。”九伯坐在火塘边上抽着水筒烟。他看到我们，瞪圆了眼睛。爸爸忙说：“是我啊，你还认得罢，我这几年也老得厉害了，哦，这是我爱人，你还没见过呐。”妈妈把我从背上翻了过来，抱在了怀里。九伯看到我，就安定多了——他知道爸爸是谁了，他找出了两只矮脚凳，推了过来。
爸爸坐了下来，把编织篮递了过去：“十五年了，像发了一场梦，你走的那年我也才十六，可你看现在，我孩子都那么大了。”
九伯嘴巴动了动，没说成话。
“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吧？”
九伯拿起了脚边的酒葫芦，闷了一口。
“九嫂那屋子不是放空了吗，怎么还亮着灯，费电呐。”
九伯听了这话，头陷入了双肩里。
大家半晌无话。
火塘里烧的是新柴，青烟燎得人眼睛酸酸的，我便把头埋到了妈妈怀里。不久，就听得妈妈说：“九伯，你看孩子都睡了，时间不早了，我们该走了，你也早点休息罢。”
爸爸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跟我们说一声。”
九伯点了点头。
从艾草坡上下来的时候，我还是眯着眼。
爸爸问：“孩子睡着了？”
妈妈说：“在火塘边上就睡了。”
“九哥看上去不太好。”
妈妈说：“我小时候，村有人从崖上摔下来，当时风声严，但那户人家还是偷偷请了个叫老九的人去‘做事’，应该就是他罢，怎么也从来没听你提起？”
“他走了那么多年了，我们都以为他不会回来了，再说，当初他离开的时候，也不是什么好的事。”
“什么事？”
“他这人什么都好，就是滥酒。九嫂快临盆的那几天，他还跑到邻村的红脸家去喝。红脸的老婆说，你老婆这几天随时都会生的。他趁着酒兴说，不急，他算过了，必定是在三天之后。谁知当天晚上他回到家，九嫂的羊水就破了，熬了三个晚上，也没生下来。三天之后，也就是第四天，天快亮的时候，九嫂人已经快不行了，他找了红蓖麻籽，捣烂了，敷在她脚板上。这药是虎狼药，一般人碰都不碰。用药的多少要随孕妇的年纪来定，二十岁段的，用两颗，实岁二十八九的，虚岁算三十，就用三颗，以此类推。他那次用的量没错，可结果孩子是出来了，产妇的子宫也跟着脱落了，他又赶紧把药敷到她头顶的百会穴上去补救，但是因为失血过多，晚了。处理完后事，他就抱着孩子离开了。他走的那天还来找过我妈，没进屋，就在晒台上说了一会话。”
“干嘛要走，一个男人带着个刚出生的孩子到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有多难，他不知道么？”
“你现在这么一说，我倒也想起来了，当时我在屋里，听到他说：‘……算过了，他十七年后会埋在这里，我得带他走’。我妈就说了句：‘这是讳的。’他说：‘我不能这么眼睁睁看着。’这样看来，我妈今天跟我说的事十有八九是真的了。”
“今年第几年？”
“第十五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