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深蓝色皱皱巴巴的工作服，开裂的棉袄袖口露出了花白的棉花，牙齿发黄，脸上堆积着道道皱纹，“延安泥塑王”王文海看起来与家乡河南农村的一名普通农民没有什么区别，一头黑白相间的长发凌乱地披散下来，是从外型上表明自己“艺术家”身份的唯一标志。
王文海在北京的交通工具，是一辆价值28元、锈迹斑斑的自行车，他推着这辆“坐骑”大踏步行走在大山子艺术区，“原先买了个155块的，骑了没几天，在五道口一转眼的工夫就不见了，还是这辆好，破点，但是一直骑到了现在。”我们选择了离他工作室不远处一个安静的小院作为采访地点，他小心翼翼地拿出把链锁将自行车锁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出自己的汗，吃自己饭
王文海1951年出生于河南省长葛市董村乡龙卧坡村，十几岁就跟着父亲离开家乡，到陕西省黄龙县范家卓子安家落户、做工生活，帮着父亲卖猪仔、压棉花、拉大锯。父亲是个性格倔强的老农民，信奉“出自己的汗，吃自己饭”，这句话影响了王文海的一生。
1969年底，延安革命纪念馆的老讲解员都上五七干校锻炼去了，馆里决定重新招收一批毛泽东思想宣传员。招收的条件非常严格，“人员要由各县推荐，而且家庭成分必须是贫下中农，历史清白，并且热爱毛主席。”18岁的王文海是黄龙县两个推荐人选之一，出发前，父亲特意把儿子包装一番，买了双黄胶鞋、黄书包、扯了四个兜的黄衣服、武装带，王文海回忆说：“小伙子挺精神，神气得很！”他全副武装，背着被面印有《红灯记》的铺盖卷，一个人出发了，从黄龙到延安，整整走了3天。
各地选出的70个年轻的男男女女经过挑选、培训和试讲，最后留下了29个，仅剩的4个男讲解员里，就有王文海一个，他试讲的内容是《重庆谈判》，王文海自豪地说：“我一没钱、二没熟人，完全是凭真本事考上的，那时还比较公道，没有走后门的事，要是现在，恐怕就没戏了。”
从早讲到晚，不漏一个观众
讲解员的工作就是了解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从那时起毛主席就成为王文海最熟悉、最热爱和最崇拜的人，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毛主席那时在我心中就是神圣的。我们经常接待外宾，从农村来的孩子谁见过外国人呀，用当时的话说真是‘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来宣传毛泽东思想’，讲解员是‘不化妆的演员’”。
初到纪念馆，一下子接触到那么多的历史照片和历史人物，对王文海来说需要学习和记忆的东西太多。每个周末，馆里都开展“毛泽东思想讲用会”，馆员们汇报自己是怎样学习和怎样实践的，王文海成了讲用会上的红人。
“因为女同志多，她们都不好意思上台，所以一开会她们就说让王文海发言去。”于是他只好晚上加班写讲稿。第二天讲完后，女同事们都拍手说讲得好，他自己也不知讲得好坏，就知道害羞，女同事们一拍手他就脸红。
大会小会都被推荐上台发言，这促使王文海不得不苦读毛主席的著作，毛泽东选集他读了四五遍，画满了红、蓝、绿各色的杠子。因为老家是河南，四声发音不准，他就天天练习。这些无形中都提高了他的讲解技巧，也使他成为担任讲解工作时间最长的人——很多男同事随着年龄的增长都渐渐被淘汰掉了，而他却讲了十几年。
“当时参观的人多，又不卖门票，我们确实饱含感情从早讲到晚，不漏一个观众。”从杨家岭到枣园，又到王家坪、南泥湾纪念馆，因为讲得好，延安的所有革命纪念馆王文海都待过。哪里讲得不行，就会有人提议：“让王文海去吧。”
要像苏联朝鲜的老太太，干一行爱一行
在纪念馆工作时，王文海一度迷上了摄影和画画，西安美术学院的老师和学生经常到纪念馆里画油画、做雕塑，许多有名的大画家也来这里临摹写生。与他们的接触，引发了王文海一直深埋心底的兴趣。“我从小爱画画，小时候家里的被面上印有《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的图案，我就把被子拉到院子里画，那时的美术书籍太稀少了。”
但是当时负责管理讲解员的军代表却不允许王文海“见异思迁”，教育他“要像苏联、朝鲜的老太太那样当讲解员，要宣传一辈子毛泽东思想，干一行爱一行。”王文海至今都相信，如果当年他不去纪念馆，后来肯定会成为一名画家。
1976年毛主席去世，对王文海震动很大，他产生了“动手做点什么纪念毛主席的念头”，但是他喜爱的摄影、画画成本太高，他也囊中羞涩，“买不起设备”，怎么办？王文海想到了一个不花钱，只要出苦力的办法：泥塑！“王家坪后山有很多红胶泥，我和妻子、孩子一起去挖，从山上挑回来直接用，做雕塑！”
塑像完成的当天，邻居和纪念馆的几十号人都来围观。“其他人很奇怪，咦？王文海，没见你塑像，为啥捏得那么好啊？当时我也奇怪，毛主席的头、鼻子、双眼皮什么的，我一闭眼睛，毛主席的各种形象就出来了！”
塑完10尊毛主席像，王文海在自己家里办了个小型展览。1987年，延安革命纪念馆正式展览了他塑造的百尊毛主席像。2002年，北京798“长征空间”举办“民间的力量”展览，王文海受邀来到京城，“延安泥塑王”声名大振。
塑像没多大意思，我并不想当个雕塑家
王文海小时候家里很穷，父母担心他将来娶不到媳妇，就在他十几岁时，在河南老家为他找了个叫王艳花的女孩子订了婚。没想到他18岁就成了“公家人”，而且身边围绕着一大群同样吃“公家饭”的女孩子，文化程度不高的“准媳妇”王艳花对王文海说：“你不要我就算了，我也不后悔！”而“出息”了的王文海却没有抛弃这个“小糟糠”，两人在王文海25岁时结了婚，并把妻子也带到了延安。
在王文海的影响下，沉默寡言的妻子也开始跟着他捏泥人，为他砸泥、和泥，他们的创作速度很快，没几天就能做出十尊八尊。夫妻俩没想着出名，更没想着赚钱。王文海的工资不高，妻子对他的要求也不高，“不吃鸡蛋不吃肉，只要有面条白馍吃就满足了。”朋友都说他娶了个好老婆，要是换了别的女人谁愿意跟他过这种日子？“我们的房子什么装修都没有，家里除了摆满了泥人，其他啥也没有。老婆不打扮，多少年也没给她买一件新衣裳，她也不计较，就是跟着我做泥塑。”
十几年前，有个在南方做房地产生意发了财的商人看中了王文海的泥塑，打算出一笔当时王文海看来是“天文数字”的巨款把他的塑像全买走，妻子却不同意，“咱们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泥塑是家里的精神支柱，不能卖给他！”而夫妻俩却把辛辛苦苦塑了1000匹价值10万元的骏马，无偿捐献给了北京亚运会，“没有拿一分钱，只发了个证书。”
王文海“不认为自己成功，也没多大能力，我觉得塑像没多大意思，都只是模仿艺术，多了去掉，少了添上，有什么好学的？但我塑的是毛主席像啊，用雕塑的形式表达对毛主席的热爱，用雕塑表达自己的思想，我并不想当个雕塑家。”
“不想当个雕塑家”的王文海却有三大雕塑理想：“第一是亲手在延安山塑一座130米高的毛主席像；第二是修一座130米高的毛主席纪念塔，里边举办毛主席生平事迹展览，外部用现代化灯光照射；第三是在毛主席生前住过的杨家岭到王家平山上塑25000个红军战士像，纪念长征夺取胜利。”为此他也跑动了一些地方，但发觉实现起来的确很困难。有人嘲笑他：王文海你在替市长、省长考虑问题。他坦然说：“就算我实现不了这三大理想，还有我儿子嘛，发挥愚公移山的精神！”
已经从延安革命纪念馆退休的王文海来到了北京，“我当时看《齐白石传》，齐白石56才定居北京，我也50多岁了，也该到北京看看！”
在北京，经一位艺术家介绍，王文海认识了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隋建国教授。隋建国知道他创作了上千尊毛主席塑像，很感兴趣，提出要和他合作一尊毛主席雕像，以纪念长征、纪念毛主席，并参加“长征艺术展”。他们共同讨论后决定做一尊毛主席盖着被子睡觉的塑像，取名《睡觉的毛主席》，“意在表现延安窑洞中毛泽东安详睡眠的情景”。作品由王文海单独创作完成，隋建国负责雕像的外表上色，算是两人共同创作的雕像。
王文海把雕像塑成后交给隋建国，让他把雕像运到世界各地去展览，宣传“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隋建国起草了一份《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共同拥有该作品的版权和著作权、发表权及其他一切权利；对该作品的复制及复制的数量，须经双方共同认可后，方可进行；该作品所有与艺术家有关的利益或资金回报，双方各占50%。达成协议后，两人分别签字画押，不但签署了姓名，还按下了指印。
长两米、高一米的雕塑作品《睡觉的毛主席》第一次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展出。毛主席躺在那里，像一座大山。王文海在作品中所表达的主题是：“毛主席没有去世，他睡着了。”作品独特的表现手法，得到观众好评。国内外报刊杂志电视台都做了大量的报道，“展出以后，隋建国就没了消息。”王文海皱着眉头回忆道。
不告窝囊得很，不给他敲个警钟不行
王文海的儿子在网上看到隋建国把《睡觉的毛主席》搬到美国旧金山展出的消息，在王文海不知情的情况下，隋建国在《睡觉的毛主席》雕塑周围装置了数以万计、色彩斑斓的小恐龙，取名《梦魇》。王文海说，由于他不认识梦魇的“魇”字，便查了字典，得知了“魇”是“魔鬼”的意思。“哎呀呀，快把我气晕啦！”
隋建国的个展《理性之沉睡：隋建国雕塑展》在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展出100天，包括《梦魇》这幅作品。还正式出版了画册，名叫《理性的沉睡》，图片及内容都署的是隋建国的名字，而王文海作为合作者却没有丝毫体现。这件装置作品《梦魇》又在北京798艺术区一家画廊展出，出了画册，也没有提王文海与隋建国合作的事。
王文海很愤怒，无法接受隋建国把“我心爱的毛主席”装扮成这个样子。他说：“简直是恶作剧！”
隋建国提出要王文海把《睡觉的毛主席》雕塑的版权卖给他，王文海忿忿不平地说，“他的原话是‘开个价，但别想要那么多钱！’我听了很不高兴，咋那么霸道呢？连个道歉的话都没有！”
对方是作品的合作者、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国内雕塑的权威，怎么办？王文海“思想斗争了一年多，几乎要折磨成神经病”，最终决定用法律武器为自己讨回公道，“不告窝囊得很，不给他敲个警钟不行。”
王文海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隋建国侵犯其雕塑作品《睡觉的毛主席》著作权，要求隋建国赔偿经济损失费、精神伤害费100万元人民。对于100万赔偿，王文海并不抱多大希望，“能赔多少算多少，关键是出这口气，打击腐败，保护知识产权，我要上法庭告到底！”
王文海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打完这场费神的官司，赶快回河南老家看望已经一年多没见到的、92岁高龄的老母亲，“老母亲在河南我妹妹家住着，那么大年纪了，在物质上也没沾到我什么光，我一直在外面工作，也没能尽上孝心，我不是个孝顺的儿子。”王文海哽咽着喃喃自语，泪水顺着眼角的皱纹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