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易帜”之后的十年，是中国相对安定的十年，也是我最安逸最声色的十年。
我从北大毕业后先在政府的教育部做了两年干事，接着就认识了“流氓博士”张寿彭。
他在普林斯顿拿到了心理学博士，是弗洛伊德的徒孙辈，在上海的杂志和报纸上纵谈性欲问题，被很多人视为学界流氓。
因为我在报纸上发过一篇关于中国历史上“和亲”的文章，他如获至宝，引我为同道，热情邀请我去上海和他一起从事性学研究。
实际上，他在上海租界的“高唐研究所”只有他和蜜思许两个人，经费主要靠美国的一个财团支持，目的就是要研究中国人的婚育和生殖文化。
跟他第一次的聊天，至今还让人记忆犹新。
他问我，“你说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外交就是和亲，这真的很好，比起那些天天把李广、霍去病、岳飞挂在嘴边的学者们强多了。”
“杜甫说，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岂止是能够制侵凌，还能造成生物学上的大效果。就以汉藏和亲来说，吐蕃王室中汉族人的血统占的比例非常高。如果历代王朝能不受儒生们虚伪道德观的左右，把这种策略广泛运用到周边民族，估计俄国沙皇和康熙皇帝长得就像兄弟俩了。”
“放眼世界，此种策略是最经济的，当年埃及艳后献身恺撒，避免了罗马铁蹄蹂躏其国土，奥地利少女以自己的身体解决掉了匈奴王阿提拉。”
“这就是以柔克刚，阴蒂制夷。”
就是这句“阴蒂制夷”，把和亲策略的本质表述的再精妙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