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钱柳的运作下，我虽然足不出户，但却大名远播了。
也竟然获得允许在校内开这门公选课了。由于人太多，最后只好在学校的电影院上课。学生说，听这课比那个年代接吻只让你看后脑勺、男女一卧倒就关灯的爱情片过瘾多了。
钱柳那天晚上忽然就带着两个皮箱到我这里了。
“我想和你一起同居。”她说。
“不行。”
“是你身体不行？”
“倒不是……”
“那就没什么不行的了。我对你就差这最后一个疑问了。”
“我能像现在这样，完全是老天的一种恩典，这恩典随时都有可能被收回去。四十年前，我常担心女人爱我的时间太短，如今我就怕有人会爱上我，即使一天都会觉得太久了。”
“谁要求你承担什么责任了？就算你明天就被老天收回去了，那至少今天晚上我还拥有你呢。你不用担心我今后怎样，没有谁的明天是已经完全被定制成幸福的，或不幸的。难道我和一个80岁的人做爱，我就注定不幸了？我相信只要我愿意，我就会幸福的。”
沉吟良久……我说，“看来我好像没有退路了。”
“那就破釜沉舟，奋力一勃吧，”她说。
幸好，灵犀已经在大学住校了。否则，我们没办法在客厅做爱。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她要把电视开着，正在直播一场中国史上最大的演唱会。听着“让世界充满爱”并不会分散我的注意力。她听到其中一个人的声音，“这是我前男朋友。听说我爱上了别人，气得说真想把以前射向我的精子都变成子弹，把我打成筛子。”
“那你还听。”
“我哪是为了听他。是为了这场演唱会将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我要见证这个晚上，是时代的晚上。”
是啊，那十年是思想自由的黄金时代。
可是，以我的判断而言，所有的革命，不论是哪一种，大致都有相同的情节，哲学家说的好，“太阳底下没有哪个大饼是新的。”只有饥饿了很久的人才会认为他手里的那一块是最好的。
“你的精神怎么从不兴奋呢，比你的肉体差远了。”她说。
“与其看残阳如血的艳丽，还不如让平淡的白昼再漫长些。”我拿我最擅长的隐喻来教育她。
事实也证明我的预感是对的，尽管我一点也不为此欣喜。
钱柳那段时间特别暴躁，碰到什么摔什么。
她说，现在客厅里如果有一手雷，她也想摔。
我对她说，中国会变好的，但你们太着急。你们看看美国现在这么好，可是那套制度也是经过了300年的建设呢，你们总是想毕其功于一役，想缔造一个时代，你不觉得太骄傲，太自大了吗？像华盛顿、林肯、罗斯福、里根这些伟大的政治家，也只能把历史推进一小步，何况你们这些一直生活在东方传统中的年轻人呢。
但她听不进去。
我则更觉得无聊。
我常站在北大门口，一站就是大半天。那时候我真希望有条狗来咬我，我也能踢它一脚。
钱柳开始信基督教了。
可是正如那个摇滚歌手唱的，“不是谈论政治，还是感到紧张，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是身体上需要的。”
有一天，她摸着我的下身，惊讶道，“这些日子做的太频繁了，好像磨出茧子来了。”
我说，“为了博你一笑，我都快铁杵成针了。”
后来，她还是恢复了坚强，去了美国了。
我修订了一下《春宫》，交给她在美国重新出版，这书又卖到纽约时报排行榜上去了，版税都给她，避免她靠骂中国政府去白宫领美元。她以此为起点，成了美国人眼里中国式性爱的专家了，但她每次都在书里明确把我说成是master of sex，把很多美国人忽悠的还真视我为本世纪最被低估的中国学者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