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中的“拜时妇”、“三日妇”等俗的出现和流行，最能体现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风俗倾向于注重实用的变迁轨迹。杜佑《通典》载曰，“自后汉魏晋以来，或为拜时之妇，或为三日之婚”；“拜时之妇，礼经不载。自东汉魏晋及于东晋，咸有此事。按其仪或时属艰虞，岁遇良吉，急于嫁娶，权为此制。以纱觳蒙女氏之首而夫氏发之，因拜舅姑，便成妇道”。说明拜时之婚、三日之婚是不按“六礼”行事的，只是在魏晋南北朝这一特殊历史时期适应社会现实需要的一种权宜之俗，这些习俗之所以能流行，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本身所具有的实用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动荡的社会和政权的快速变更，使这一时期的一切文化现象更加注重实效和现世功利目的，风俗文化也不例外，其变迁更张的特征之一就是注重实用。
4．趋向奢华
魏晋南北朝时期风俗的奢侈化趋向得到加强。这一方面是源于当时贵族追求标新立异；另一方面是战乱频仍，政权更替频繁促使人们安于眼前现实，及时行乐；还有一方面则是人们攀比消费的社会心理所致。三者的结合，促使魏晋南北朝时期，崇尚奢华成为一种时尚，不仅衣饰要华丽高贵，坐车要别致新颖，而且饮食也要精良细味，居室高屋大户。难怪周朗要感叹曰：“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贩之室，饰等王侯；佣卖之身，制均妃后。见车马不辨贵贱，视冠服不知尊卑。”[17]正是权贵的斗奢竞丽，施及民间，使风俗古今大异，所谓“古者尧有茅茨，今之百姓竞丰其屋；古者臣无玉食，今之贾竖皆厌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饰，今之婢妾被服绫罗；古者大夫乃不徙行，今之贱隶乘轻驱肥”[18]。
因奢侈而至斗富，是魏晋的一种时尚，石崇与王恺斗富是其中的一件典型事例。在争奢竞侈的社会风气下，贵族社会衣食住行，皆争奇斗艳。《晋书·王恺传》载曰：“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尽四方珍馔，恺乃逾之，一食万钱，犹云无可下箸处。”《世说新语·汰侈》载曰：“石祟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无不毕备。”竞奢斗富之俗至北魏时仍然不绝，时“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而河间王元琛尤为豪富，琛曾说：“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过我！”[19]其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魏皆南北朝汉族风俗文化的主要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人口迁徙频繁、民族融合深广、思想观念开放和门阀制度盛行等多方面原因，使得汉族社会的风俗文化具有叛古、趋时、多元、怪诞等时代特点，成为汉族风俗文化发展史中具有特色的一环，对隋唐及其以后的风俗文化发展演变匡定了一定的方向，具有深远的影响。
1．叛古
叛古是对古礼的挑战和背弃。一般情况下，汉族社会是最讲究泥古的。但是，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当时的统治者或民众往往因时势，或吸取教训而人为地改变，使风俗习惯在许多时候或背古俗而行之，或另创新俗，从而形成这一时期汉族社会风俗文化的叛古特点。
如南北朝婚礼中的共牢合卺之俗，不见于“六礼”。共牢即新婚夫妇共用一个牢盘进食，合卺即将瓠一分为二，夫妻各用其一酌酒。这种仪式在南朝齐时变得繁缛而且奢费，当时尚书令徐孝嗣曾向皇帝进言去奢从简，曰：“……太古之时，无共牢之礼，三王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妇之始也。今虽以方标示约，而弥乖昔典。又连卺以鏁，盖出近俗。复别有牢烛，雕费采饰，亦亏曩制。”提出要“婚亦依古，以卺酌终酳之酒，并除金银连镍，自余杂器，悉用埏陶。堂人执烛，足充燎，牢烛华侈，亦宜停者。庶斫雕可期，移俗有渐”[20]。又如却扇之俗，新妇出嫁时，双手张扇自遮其面，与丈夫单独见面时才拿掉扇子，谓之却扇。虽为古礼所无，却在南方婚礼中有所流行。据《世说新语·假谲》记载，温峤娶从姑之女为继室，婚礼之日，女以手披纱扇。对却扇习俗，南朝的诗文中多有反映，南朝梁何逊《看新婚诗》曰：“雾夕莲出水，霞朝日照梁。何如花烛夜，轻扇掩红妆。”南朝陈周弘正《看新妇诗》曰：“暂却轻纨扇，倾城判不赊。”这种却扇习俗，系后来婚礼中新娘以红盖头遮面习俗之本源。另外如丧葬风俗，汉族社会自古以厚葬来表达对死去亲人的孝心；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却刮起了背弃古俗的薄葬之风。
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阶层不以放达失礼为怪的社会风尚，更导致叛古违礼生活方式的发生。他们喝酒、下棋、吹箫弹唱，以个人或群团行为挑战传统礼俗文化。“惠帝元康中（291～299），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21]，则更是对古礼的背叛。尤其名士们在朋友丧礼上的违礼叛古行为，竟直是千古绝唱。如《世说新语·伤逝》曰：“孙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宾客皆笑。”这种放达违礼的行为，不仅名士，帝王也有。“竹林七贤”之一的王粲好驴鸣，他去世后，“既葬，（魏）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这一时期汉族社会风俗文化的叛古特点，由此可窥全豹。
2．趋时
趋时是魏晋南北朝时风俗习惯的又一特点。魏晋南北朝风俗文化的趋时特征，主要表现为风俗文化常常摆脱礼制的羁绊，被社会时尚所左右。
社会时尚本来仅仅是一种暂时流行的趋势，但是这种趋势被锁定，并且在被更多人所趋附、在现实生活中被重复时，则往往演变成一种风俗习惯。如魏晋时权贵斗富竞夸奢丽，后来演变成了争奇斗艳的奢侈风俗，它表现在衣食住行婚丧礼仪的各个方面，所谓“愚民因之，浸以成俗，骄艳竞爽，夸丽相高”[22]。指的便是这种现象。魏晋时崇尚服五石散，散发时极其痛苦，需宽衣才能使皮肤不至磨破，因此，那些名士服散者不得已宽衣大袖，后竟成为天下人仿效的对象，并以此表明自己的潇洒放达，终于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宽衣大袖、貌若神仙的服饰风俗。所谓“一袖之大，足断为两；一裙之长，可分为二”[23]便是其明证。另外，南北朝时佞佛成风，人们便创造形成了斋七、百日、浴佛节、盂兰盆节等习俗样式；官民信鬼神成风，便创造了各种神只，并修建大量寺庙以供大家祭祀。凡此，都是崇尚而成为习俗的例证。
又如尚白，是这一时期服饰的色彩时尚。魏晋时极兴白色。晋《东宫旧事》曰：“太子纳妃，有白觳、白纱、白绢衫，并紫结缨。”《修复山林故事》曰：“梓宫有练单衫、复衫、白纱衫、白縠衫。”可知魏晋时期汉族社会的中、上层阶层所通用便服崇尚素雅，以白色为多。又，《颜氏家训·勉学篇》曰：“魏造白帢，横缝其前以别后，名之曰颜哈，传行之。”《晋书·五行志》曰：“为车乘者，苟贵轻细，又数变易其形，皆以白篾为纯。”则此时车乘也有饰以白色者。而白色，在古代礼制中本为丧服之色，则可见此时风俗文化已脱离礼制轨道，而接近于社会时尚，从而体现出它的趋时特点。
3．多元
多元，是指当时汉族社会风俗文化中的不同习俗事象，其源起由来的多元性。如当时社会所流行的袴褶，本系胡服。在汉以前，北方少数民族多着紧窄长裤，以便乘骑。后来传到中原，为汉族人民所采用。东汉末年，两只裤管做得十分肥大的“大口裤”开始在社会上流行。至南北朝时，和大口裤配套的上衣，俗称“褶”。褶与大口裤穿在一起，则叫“袴褶”。褶的式样，《急就篇》载曰：“褶为重衣之最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而广袖。一曰左衽之袍也。”魏晋南北朝以后，流行“袴褶服”，南、北方的汉族，上至帝王官宦，下至庶民百姓均喜穿此服。在此基础上，百官的朝服将裤口放大，将褶的袖口加宽。北朝还将右衽改为左衽。由于裤管过于宽松博大，给骑马行走带来不便，因此人们又以锦缎丝带截为三尺一段，在裤管的膝盖处紧紧系缚，以免松散，时谓“缚袴”。凡穿袴褶者，一般在腰间束有皮带，贵者镂以金银为饰。
又如婚礼中的催妆，本为北方少数民族婚礼习俗，南北朝时已为中原汉族所吸取。《酉阳杂俎续集》引《聘北道记》曰：“北方婚礼，必用青布幔为屋，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新妇，夫家百余人挟车俱呼曰：新妇子，催出来。其声不绝，登车乃止。今之催妆是也。”还有新妇乘鞍，也本系北俗流人中原而成。《酉阳杂俎续集》载曰：“今士夫家婚礼露施帐，谓之入帐。新妇乘鞍，悉北朝余风也。”可见迎娶时新妇乘马鞍是北朝婚礼的一项内容。还有谑郎。《酉阳杂俎》载曰：“北朝婚礼……婿拜阁日，妇家亲宾妇女毕集，各以杖打婿为戏乐，至有大委顿者。”此俗后来演变为“闹新房”之风。
不过多元仅仅是一时之特色，随着历史发展，南北有别、胡汉分明的许多风俗事象在学习交流中不断地被吸纳、改造和同化，到隋唐之后，已基本融合成为一体之风俗。
4．怪诞
魏晋南北朝时期具有时代特征的士庶分明的阵营，也使得当时汉族社会的风俗文化带上鲜明的时代个性。门阀制度的发展制造了大批凌驾于平民百姓、甚至当时出身低微的皇帝之上的士族。他们自我封闭，不与庶族发生联系，因此，使此期的许多习俗演变出畸形怪诞的禁忌。如在交往中士庶不同坐，太后之孙路琼之拜访王僧达，王不仅语言傲慢，并且将琼之坐过的床烧掉[24]，而这仅仅是因为路出身庶族。又如士庶不通婚，为了不外嫁庶族，不惜中表结亲[25]，甚至将庶族认为“非类”[26]，拒绝结亲等等。在家族乡里等习俗方面，也是以士族占主导地位，因此，权贵名士的风俗行为，对民众产生极大影响。像谢安兄弟居丧不废乐，虽然是违犯古礼的怪诞行为，但“衣冠效之，遂成俗”[27]。
另一方面，在魏晋南北朝这战乱离散的时期里，有许多人深切地感受到生命的短暂，因而放纵自己，尽情享乐，也使得当时社会的风俗文化染上怪诞、放达的鲜明特征。如社会上的服散风气，据传自魏尚书何晏始，后遍及士大夫，甚至皇帝。《哀帝纪》言帝“服食过多，遂中毒，不识万几”。服散本为强身健体，而服食之后，药：陆发作时，却极为痛苦，往往无法拘从礼仪，时人却谓之放达，竞相效慕，则成时尚。侯白《启颜录》曰：“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乃有热者，非富贵者，亦云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因众人竞看，同伴怪之，报曰：我石发。同伴人曰：君何时服石，今得乃发？曰：我昨在市得米，米中有石，食之乃发。众人大笑，自后少有人称石发者。”[28]可见服散者本起自王公大臣士大夫，但流风所及，普通市民也以服散为时尚。
此外，当时社会及时行乐、竞相奢丽的生活方式发挥到极点，势必导出许多颓废不经的风俗事象，如男子傅粉、男兴娈童、女置面首等习俗，在贵族社会中，从魏晋到南北朝一直流行未绝。曹魏时的何晏是“粉白不离手”[29]，梁朝时贵族子弟也是“熏衣剃面，傅粉施朱”。男兴娈童就是同性恋。魏晋南北朝时，宠幸娈童与当时的酗酒服散一样，成为上流社会怪诞风俗的一大景观。据《北史·废帝殷本纪》记载：许散愁以“不登娈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为清高，可见当时社会男宠之风之盛行。男人宠幸娈童，女人也竞相仿效，设置面首。史书记载，当时权贵妇人放荡不亚于男子。《南史·齐文安王皇后传》载曰：“郁林即位，尊为皇太后，称宣德宫。置男左右三十人，前代所未有也。”其实，山阴公主已有前例。《宋书·前废帝纪》载曰：“山阴公主淫恣过度，谓帝曰：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身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唯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为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可见当时社会怪诞风气之一斑。
叛古、趋时、多元、怪诞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社会风俗文化的主要特点，此外，这一时期的风俗文化还有讲究奢华、士庶分明、不拘规范等特点，使得此时期的风俗具有独特的时代个性。
四、魏皆南北朝汉族风俗文化的基本构架（上）
1．缓中有变的生产风俗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征战不已，居民流离失所，迁徙频繁，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生产风俗发展缓慢。但此时北方农耕已有几千年的历史，积累了大量经验；南方则由于北方流民的迁入，带去了先进的耕作技艺，农业生产风俗还是有所发展。在这一时期，由于南北自然条件的差异和作物品种的不同，所以耕作习俗也各有特点。北方气候干燥，降雨量小，有“春多风旱”、“四月亢旱”、“六月中天不霖望连雨”等气候特点[30]。耕作的主要是旱地，重视保墒，故在耕作上有“耕-耙-耱”之俗。南方江南一带，自三国的吴国以来，铁犁牛耕风俗得以逐渐推广（图43）。晋室南渡以后，随着北方移民的大量植入，南方水田也开始精耕细作，出现了适合水田耕作“耕一耖”习俗。1963年在广东连县一座西晋墓葬中出土了犁田、耖田模型，广西梧州倒水乡南朝墓出土有耖田模型，表明此时南方水田以耖耖田已较为普遍。
这一时期农作物的种植格局与秦汉时基本相同，南方以水稻为主，北方以粟、麦为主。但麦类种植更为普遍，在北方已有追赶粟类之势，在南方则随着北方移民的人迁，也有较多的种植。园艺作物则除蔬菜和瓜果外，还有染料作物红蓝花、栀子、蓝、紫草，油料作物胡麻、荏，饲料作物苜蓿、菁，以及糖料作物甘蔗，纤维作物麻和绿肥作物苕草等。
为了提高土地利用率，轮作、间作、套作和混播等方式已被广泛使用。因此，北方已普遍流行二年三熟制，南方则出现了一年二熟或一年三熟制。为了赶农时，南方已有将种子“催芽”以“补时”的习俗。
此时，人们在兴修陂塘沟渠引水灌溉的同时，对排灌机具进行了改良，始见于东汉的翻车，已被使用于农业生产。《三国志·魏书·杜夔传》裴松之注曰：“马先生钧，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内有陂可为囿，无水以灌之，乃作翻车，令童儿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于常。”刘仙洲先生认为此翻车即后世的龙骨水车[31]。
农业生产中颇多禁忌习俗。如《泛胜之书》曰：“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秫忌寅末，小麦忌戊，大麦忌子，大豆忌申卯，凡九谷有忌日，种之不避其忌，则多伤败。”[32]等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多种经营习俗得到较大发展，每一地主田庄都是农、林、牧、副、渔俱全的综合经济实体。如南朝刘宋孔灵符庄园“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33]。此时对果树苗木的繁殖，已有播种、插条、压条、分根（株）和嫁接等方法。南方又有种茶风俗。当时茶的产地很多，而且多与佛教有关，名山寺院周围常常大面积种茶，江西的庐山，浙江的天台山、径山、雁荡山，湖南常德的西山，安徽的九华山、黄山，四川的青城山、峨嵋山等，都产有名茶或好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