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畜禽饲养方面，北方养马，在饮食方面讲究“食有三刍，饮有三时”，喂料有先粗后精之俗。同时，还出现了让驴马杂交而生骡的习俗，《齐民要术》曰：“以马覆驴。所生骡者，形容壮大。”（图44）此时，养蚕习俗仍十分流行。据《齐民要术》所记，农家在蚕的饲养、蚕室的温度、湿度及采光等环境条件的掌握和调节，蚕病敌害的防治方面都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做法。同时，养蚕多有祈祷，有以咒逐鼠、祭蚕神、迎紫姑以祈佑蚕业丰稔等习俗。
男耕女织是我国古代社会家庭分工的传统格局，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经济虽遭到了严重破坏，但女子纺织作为传承已久的家庭副业并未中断，生产技术也保持了前代固有的传统。北魏时，政府大力奖励农桑，家庭育蚕织帛之俗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今山东地区，古已闻名的“齐纨鲁缟”声名不衰，齐地的大文绫、连珠孔雀罗、冰纨、吹纶絮，以及鲁地薄如蝉翼的阿缟等，主要出自家庭纺织。江南地区的家庭纺织则以织布为主。以麻为原料；另外又有“南布”，或称“筒中细布”，有可能是棉布。无论南北，此时的家庭纺织大都是一机一杼，规模很小，因此发展缓慢。此外，制瓷、造纸、冶炼、酿造等行业风俗也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从而使这一时期汉族社会的手工业风俗呈现出一定的丰富性。（图45）
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中的商市仍沿袭原有的格局。大都会的市内还建有旗亭，亭上建楼，楼中悬鼓，每至天晚则击鼓罢市，关闭市门。农村集市一般都在中心村镇或交通便利的村镇，叫草市。草市集会的间隔各有不同，有的四日一会，有的五日一会，交通偏僻或商业不发达的地方则间隔时间长些，可至十日一会。
此时的商贩，有小商贩、巨商和官商之分。小商贩小本经营，贩卖的一般是简单的日用品或农副产品，规模很小。如刘宋时戴法兴的父亲专门贩伫为业，法兴小时也曾卖葛等。巨商一般都是远途贩运，所经营的皆系价值昂贵的奢侈品，如北方的名马、骆驼，南方的羽、毛、齿、革，西域的玛瑙、琉璃、水晶，以及海外的犀、象、玳瑁、珠玑等。此一时期由于南北阻隔，民间通达艰难，故各处地方官员从商渔利者颇众，即使士族也经商成风。当时官员因营商而为有司弹劾者屡屡有之。如刘峻曾到兄长任刺史的青州贩货禁物，为有司所奏而免官；柳世隆在湘州时营商，也为御史所奏，等等。
当此社会变乱莫测之魏晋南北朝，官方一方面仍竭力贬抑商事，如规定在城里的商人必须穿特殊的服装、戴特殊的头巾，并贴白布于额头，上写姓名及所卖商品，以及要求商人一只脚穿白鞋、一只脚穿黑鞋以示区别等，以致社会上有身份者不但耻于言商贩，而且不愿临商市居住；另一方面又趋利若鹜，许多官员直接营商，虽为舆论所鄙，也在所不惜，形成此一时期独特之社会时尚。
2．汉胡融会的生活风俗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深衣发展而来的袍衫已基本定型，并作为礼服而受到礼制的肯定。《隋志》曰：袍衫“制本深衣，然则不殊衣裳，古以为便服，汉晋以为礼服矣”[34]。另外，今谓之背心的柄裆，在此时由内衣而渐成外服，并成为居处之常服。所谓“至元康末，妇女出裲裆，加乎交领之上，此内出外也”[35]。南北朝时，头戴兜鍪，身着袴褶，下配柄裆铠，是士兵的主要服制。
随着民族融合的加深，胡服对汉族的影响日趋加强，穿用胡服成了这一时期的社会时尚。本为胡服的裤褶，其形制是上衣下裤，经过变左衽、变小袖为大袖的改造，南北朝时已为汉族社会所吸纳，并得以流行。裤褶的流行，改变了汉族“上衣下裳”的传统（图46）。同时，合裤袄子、蹀躞带、靴、胡帽、毡帽、辫发等胡式服饰也在此时为汉族社会所吸取。
此外，这一时期服饰风俗还有崇尚奢丽、宽衣大袖和服色尚白等特点。《周书·儒林传》曰：“其时富贵之家，为意稍广，无不资装婢隶……服饰华美，炫耀街衢。”《颜氏家训·涉务篇》曰：“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晋《东宫旧事》曰：晋时兴白色，“太子纳妃，有白縠、白纱、白绢衫，并紫结缨”。
此时，冠礼已渐为士夫所不取，冠已为巾帽所取代。《宋书·礼志》曰：“汉承秦制，冠有十三种，魏晋以来，不尽施用。”此时的帽式，主要有纱帽和合欢帽。纱帽，流行于南朝，据《隋书·礼仪志》记载，宋齐之间，天子宴饮都戴白纱帽，士庶多戴乌纱帽。合欢帽，圆顶，由两片面料合缝于中央，形似北方少数民族的“突骑帽”，但下无帽围。另有哈，是一种便帽，也叫“幍”，有单、夹两种，以不同的色彩分出等级贵贱（图47）。同时，巾帻流行。巾帻本是卑贱者之服，但南北朝时则士庶皆服，甚至成为太学生之标志。《宋书·礼志》曰：巾“今国之太学生冠之，服单衣以为朝服，执一卷经以代手板，居士野人皆服巾焉”。
此时的鞋式，士族阶层流行木屐，如《晋书·阮籍传》曰：“祖约性好财，（阮）孚性好屐”；并不断推出流行式样，如连齿屐、高齿屐、谢公屐等。平民社会流行穿屩。多以草为之，又称芒必必屩。又有舄、履、靴等《隋书·礼仪志》曰：“凡舄，惟冕服及具服着之，履则诸服皆用，惟褶服以靴。”
魏晋南北朝时男子佩物有绶带、击囊、紫荷和佩剑等，主要是作为朝服的附件。妇女佩饰物主要有步摇、挡、钿、钗、簪、跳脱（臂钏）和指环等。挡，即今天的耳环，《释名》曰：“此本出于蛮夷所为也。”此时已为汉族女子所崇尚，西晋傅玄《有女篇》写女子头饰曰：“头安金步摇，耳系明月挡。”[36]此外，妇女佩饰还有绶带、珠饰、铃饰等。
此时女子发式尚高髻，其样式则魏有灵蛇髻、白绾髻、白花髻、芙蓉髻、涵烟髻，晋有缬子髻、堕马髻、归真髻、翁郁髻（又作郁葱髻），陈有凌云髻、随云髻、叉手髻，等等。为了将发髻尽量做得高大，又流行以假髻装扮，《北史·齐本纪》曰：“世祖武皇帝时，妇人皆剪剔发髢以作假髻。”（图48）
此时还流行男子傅粉之俗，如梁朝时，贵族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女子则在面傅粉之外，又面妆额黄及贴花黄之俗。庾信《舞媚娘》曰：“眉心浓黛直点，额色轻黄细安。”[37]古乐府《木兰辞》曰：“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女子又有涂口红之俗，晋傅玄《苦相篇》曰：“低头和颜色，素齿结朱唇。”[38]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社会的主食结构南北有异，江淮以南以稻米为主，北方则以粟、麦及豆类为主。无论南北，饭是当时人的主要食物，南方为稻米饭，北方为粟米饭和麦饭。饭的做法为蒸或煮，与现代的做法基本相似。除饭以外，粥在日常饮食中也能当做主要食物。依所用原料的不同，粥有白粥、粟粥、麦粥、豆粥等不同种类。另有饼，是当时各种面制品及部分米粉制品的总称。无论南北，上至宫廷宴会，下至庶民日常饮食，都离不开饼。当时饼的种类颇多，有胡饼、汤饼、水引饼、蒸饼、面起饼、乳饼、髓饼、白环饼、细环饼、截饼、豚皮饼等。汤饼亦称馎饦，当系后世之面片。水引饼类似于今天的面条。此外，又有膏环、粲、牢丸等。
此时，人们已初步掌握发酵技术，当时的蒸饼、面起饼、白饼、烧饼均系发酵面食。当时已有馒头出现，束晰《饼赋》曰：“三春之初……享宴，则馒头宜设。”馒头据传起于“昔诸葛武侯之征孟获也”[39]。当时节日食品有粽子和醴酪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的菜肴结构，仍以蔬菜为主，肉食为副。当时人们经常食用的蔬菜有茄子、葵菜、韭菜、蔓菁、芹菜、堇、芦菔（萝卜）、芋头、菜瓜、胡瓜（黄瓜）、冬瓜、瓠、蘑菇、芥菜、芸苔（即今油菜的一种）、胡荽、兰香（一名罗勒）、荏（白苏）、桂荏（紫苏）、苋菜、蓼、薤白、竹笋、藕、菰菜、莼菜、邪蒿等。肉食种类主要有猪、牛、羊、犬、马、驴等家畜，鸡、鸭、鹅等家禽，鲤鱼、鲂鱼、鲫鱼、鲈鱼、鳝鱼、鲋鱼、鲶鱼、乌贼鱼、比目鱼及虾、蟹、蚶、蛎等水产（图49）。此外，还有兔、鹿、獐、野猪、雁、雀、鹌鹑等野生动物。由于南、北方物产不同，人们的肉食习惯也有差异。除猪、犬、鸡等普遍饲养的家畜家禽外，北方羊比较多，南方则鸭、鹅等水禽较多。
当时蔬菜的烹制已非常精制，同样的原料可做出许多花样。梁武帝萧衍信佛素食，臣下进食，“变一瓜为数十种，食一菜为数十味”[40]。并应用咸菹、淡菹、汤菹、酿菹、卒菹、酢菹等腌制方法来保存蔬菜。对于肉食和鱼类的烹制，其手法已有炙、炮、煎、炸、烩、蒸、煮、烧、炖等。暂时不吃的肉食，则制成脯腊、糟肉、鱼蚱或肉酱等，以便保存。菜肴烹饪的佐料已很丰富，当时常用的佐料已有葱、姜、蒜、茱萸、花椒、桔皮、橘叶、木兰、桂皮、白梅、胡荽、葱头、胡椒、胡芹、荜拨、安石榴、酒、醋、蜜、酱、豆豉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社会饮酒成风，酒的消费量远大于秦汉时期。因此，当时社会酿酒业十分发达，并出现了许多着名的酒品，如酃酒、鹤觞酒、河东颐白酒、九酝酒、秦州春酒、桑落酒、夏鸡鸣酒、黍米酒、秫米酒、糯米酒、粱米酒、粟米酒、粟米炉酒、白醪、黍米法酒、秫米法酒、当粱法酒等。
此时汉族社会流行饮料，除酒外，还有茶。茶原产于我国西南地区，在汉代以前已被发现可供人饮用[41]。魏晋时期，茶作为饮料，已在社会上有所流行。据《三国志·吴书·韦曜传》记载，三国时吴国已有“赐茶，以当酒”的礼俗。西晋时茶饮已进入一般家庭[42]，东晋以后，南方饮茶已形成风气，并逐渐成为招待客人的必备饮料。如桓温，“每宴惟下七奠袢茶果而已”[43]。
此时，本为北方游牧民族常用饮料的酪浆，逐渐融入北方汉族社会的饮食结构；北朝时，酪浆已在汉族社会的饮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齐民要术》已载有制作酥酪、干酪的方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社会所食用的果品种类和数量已相当多。据《齐民要术》记载，当时中原地区的果品即有枣、桃、樱桃、葡萄、李、梅子、杏、梨、栗、榛、柰、林檎（沙果）、柿子、安石榴、木瓜、茱萸等，南方出产的果品则有枇杷、甘蔗、杨梅、椰子、槟榔、橄榄、龙眼、荔枝、芭蕉等。除食用鲜果外，还被制成蜜饯、果脯或果粉。果粉俗称“麨”，《齐民要术》即载有酸枣尠的制作方法。
在居住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地主崇尚造园，当时也称“别业”、“别墅”或“山居”。因它造在庄园里，故又称园宅。如谢安次子谢琰，“资财巨万，园宅十余所”。在建筑风格上注意山、石、泉、林和亭、台、阁、楼的有机配合和协调，体现出当时士族社会崇尚自然的风尚。
当时的居民宅院，其基本格局仍沿袭汉代的传统，少者为一堂二内，多者则有两进、三进乃至多进的大宅院；一般外面皆有院墙。宁夏彭阳北魏前期墓葬中发现的土筑房屋模型，由门楼、房屋及两者之间的空间天井构成一完整的庭院[44]。尽管砖瓦的应用在当时已很广泛，但居住草屋茅舍的人还相当多。如东晋时孔愉“在郡三年，乃营山阴湖南侯山下数亩地为宅，草屋数间”[45]。南朝梁时的裴子野“无宅，借官地二亩，起茅屋数间”。
在一般民居宅院中，除住房外，厨房与厕所也是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汉时大多将厨房设置在东房，故称东厨。魏曹植《当来日大难》曰：“日苦短，乐有余，乃置玉樽办东厨。”[46]表明在这一时期仍沿袭汉制。厕所当时被称为厕或清，因常将其与猪圈连在一起，故亦称为溷。
居家器用主要有床，既是坐具又是卧具。床之外，有榻，比床小，是床的变种，同样兼有坐卧之功用。比榻更小的坐具称独坐或枰。（图50）此时的床榻主要是木制，但也有石制或玉制的。据《邺中记》，十六国时后赵石虎“后宫别院中，有小形玉床”。南朝齐时还有玳瑁床[47]。
胡床作为可以折叠的坐具。本自少数民族。由于可开可合，携带方便，东汉时期已进入汉族地区，但流行未广。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胡床得以普遍使用，并形成了“交胫肆踞”[48]的胡坐。由于“交胫肆踞”的胡坐比汉族传统的跪坐和箕踞在生理上更科学，随着胡床的普遍流行，“席地而坐之风，此时盖几绝”[49]（图51）。
此时又有凭几流行，一般三足，故又称三足几。凭几出现之初，只是放于面前供坐者凭倚用。随着胡床的普及和箕坐流行，凭几已置于身后，用于靠倚。凭几的出现及其功用的改变，对于唐代以后带靠背椅的产生，起了先导作用。此外，又有几案和屏风。屏风多为木制，木板多加以彩绘，三国吴时画家曹不兴因为孙权画屏风而出名。当时上层社会还有以琉璃、云母等做的琉璃屏风和云母屏风[50]。
此时的道路交通虽缺少秦汉那样以都城为中心向四处辐射的道路体系，但也先后形成新的以邺城（今河北临漳）、成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平城（今山西大同）等新兴都市为中心的交通网络，而呈现出自己的时代特点。此时的桥除梁桥外，又有拱桥和浮桥。晋时杜预所造的富平津河桥，“造舟为梁”，可见是浮桥。西晋在洛阳宫附近建造的旅人桥，“悉用大石，下圆以道人，可受大舫过也”[51]，则是石拱桥。
此时，官办的传舍驿亭就总体而言，处衰落状态，因此，私家逆旅发展较快。当时投宿旅客的饮食、饲料可由逆旅供应，亦可由客人自备。如三国魏时胡威探望父亲，“每至客舍，自放驴，取樵炊爨，食毕，复随旅进道”[52]。
车辆作为人们出行的交通工具，此时仍有严格的礼制规定。《晋书》和《南齐书》等都设有《舆服志》，《宋书》则将舆服的内容归人《礼志》，显见当时对车舆制度的强化。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帝王囟簿车舆中，有金根车、司南车、计里鼓车、轺车、并车和辎车等。司南车，《晋书·舆服志》曰：“一名指南车，驾四马，其下制如楼，四角金龙衔羽葆。刻木为仙人，衣羽衣，立车上，车虽回运而手常南指。”（图52）计里鼓车，上有一木人执槌向鼓，车行一里，则击一槌，可知晓道路远近。
犊车自东汉末年起进入上层社会，魏晋南北朝时，已增加了装饰，并演化出不少新的车型。如以云母装饰的云母车，以皂漆轮毂的皂轮车，以及油幢车、通车、四望车、三望车、夹望车、油幢络车、通幌平乘车、长檐车等。其中云母车和皂轮车，只有经特赐的王公贵臣方可乘坐。此时民间社会使用的则是无盖无棚的露车，多用于运货，亦可坐人。嘉峪关新城7号西晋墓前室西壁画像砖中的牛车即为露车[53]（图53）。又有鹿车，是单人推的独轮车，尤多见于蜀地[54]；《三国演义》所描写的“木牛流马”，据有关考证，就是经诸葛亮改进的一种鹿车[55]。
在北方，人们除了乘各式车外，更多的是骑马，或者乘驴。《北史·常爽传》曰：“天平初迁邺，收百官马，尚书丞、郎下以非陪从者，尽乘驴。”
原来由畜力牵引的舆，魏晋南北朝时已被省去轮子改由人力抬扛，并普遍流行，其制式有肩舆、板舆、襻舆、篮舆、卧舆、步舆、考古》1986年第1期。载舆等。（图54）如《晋书·谢安传》曰：“谢玄尝衣纶巾，乘平肩舆。”《晋书·孝友传》曰：孙晷，“父难于风波，每行乘篮舆，晷躬自扶持”。
此时水路出行则有舴艋舟、赤马舟等，帝王出巡则乘坐龙舟。为了增加船只的稳定性，当时还经常将两只船连接在一起，称为舫、航或方舟。西晋末，“顾荣征侍中，见王路塞绝，便乘船而还。过下邳，遂解舫为单舸”[56]。有时船还被权作旅舍。如东晋张凭被举为孝廉，乘船到建康（今江苏南京），上岸访客后，就归住船上[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