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宋元时期的社会风俗是我国传统风俗承上启下阶段。首先是传承了历代的风俗，但传承中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有的被变形运用，有的被丰富发展成完善的通例。如礼仪风俗中的产育之俗，形态比前代更加完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婚葬礼仪，至宋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整套程序，为后代所承袭，从此变异不大。再如节日风俗，发展到宋，从活动的内容到方式都得到了充实、丰富，如春节时的换桃符之俗，自五代转化为贴春联后，至今也无多大更易。其他像生活风俗也如此。比如缠足之俗，在宋代获得空前的发展而被定型。据考，缠足之风首先在五代贵族妇女中时兴起来，北宋宣和之后益盛。其传播方式“大致是由统治者的宫廷传人教坊乐籍，由教坊乐籍传到京城，再由京城外传到各地城市，渐次增多起来”的[36]。据《枫窗小牍》载，当时闺阁妇人即使被金人所掳，也复花鞭弓履。对此，北宋末的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说，“妇人之缠足，起于近世。”此说虽有失偏狭，但说明缠足之风，此时已较普遍。南宋之后，缠足逐渐普及开来。家妓、厨娘等也都已缠足，普通妇女缠足也已成为时尚。南宋理宗朝的宫人还发明了一种叫“快上马”的缠足之式。因此，不缠足倒成了一种例外。对此，目睹缠足痛苦的车若水，最早提出了异议，认为“妇人缠足，不知起于何时？小儿未四五岁，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苦，缠得小束，不知何用”[37]？道出了当时深受缠足之害妇女的心声。这种限制妇女行动，以畸形为美的习俗，在后来中国历史上盛行了近1000年，其影响不可谓不大。
再如家族制中的族谱、祠堂等形制，都在宋代趋于定型。族谱是在过去的谱牒基础上变异而形成的，它改变了由官方掌握图谱的方式，族谱不仅由族人修撰，而且由宗族自行保管。其目的也由原来以谱牒夸示门第而一变为理清支系、确定长房嫡传、弘扬宗族精神、团结同族之人。因此，“敬宗收族”成了宋代时修族谱的主要目的。祠堂是基于宋代品官很少有建立家庙祭祀祖先的特点，经由朱熹、陆九渊的倡导而逐渐建立起来的。为了与家庙之制不相混淆，“特以祠堂名之”。正如朱熹在《家礼》一书中所指出的，祠堂的建立目的是为了体现“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守，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为此朱熹不仅主张于居室之东建祠堂，祠堂由宗子主持，族人共同所有，祠堂内设四龛，供奉高祖以下先世神主；他还规定了祠堂所设祭器及祭祀的仪式、服式等[38]。就在朱熹倡导建祠堂的同时，陆九渊已建起“祖弥祠堂”，规定每天清晨暮寝，家长率族人请安致礼[39]。因此，它不仅是祭祖的地方，也是全族人各种习俗活动的中心。宋代所建祠堂虽并不普遍，但它为后世祠堂制度的普遍流行不仅起了开先河的作用，而且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范式。元明清之后祠堂在家族组织活动中的地位日显重要，即使时至今日祠堂仍在许多农村大有市场。追其源头，当在宋代。
总之，宋元时期汉族风俗在承袭上古之俗的基础上，经过南北融会，不同民族的交融和不断变异、丰富，逐渐趋向定型，对后来汉族风俗影响极大和深远。
四、五代宋元汉族风俗文化的基本构架（上）
1．新俗屡现的生产风俗
宋元社会，由于人口剧增，耕地不足的矛盾日益严重，故隋唐以来重视垦辟的习俗得以进一步发展，人们习惯于“田尽而地，地尽而山”[40]地垦辟种植，于是出现了圩田、涂田、梯田和架田等风俗。圩田即围堤建圩，“盗湖为田”；涂田，即利用海涂，筑堤围田；梯田，即将土山“裁作重蹬”，平土成田；架田，即在水面架设木筏，铺盖葑泥而成的人造浮田。（图75）
此时随着旧有农具的改进和新式农具的创造，农具风俗比过去更为丰富。当时踏犁、犁刀、秧马、扬扇等，都得到了普遍使用。秧马，苏轼《秧马歌》序目：“予昔游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41]（图76）前代已有的龙骨水车和筒车，则已在宋时已得到普遍推广；水利灌溉设施又新出现了虹桥和渡槽[42]。
随着农具的改进和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宋元时期耕作栽培风俗进一步趋向精细化。南方稻田主要有耘田、烤田和耥田等习俗，水稻良种“占城稻”曾一时流行。随着北人南移的增多，麦类向南方的扩展，促进了稻麦两熟制在长江流域的形成。如北宋时，苏州地区已是“刈麦种禾（稻），一岁再熟”[43]。岭南水稻种植则有一年三熟的，周去非《岭外代答》曰：钦州一年三次种收水稻，“故无月不种，无月不收”。
这一时期，农业生产中仍有重巫信神的风俗，有祭田神、祈雨等俗信。如四川地区，“风俗皆重田神，春则刻木虔祈，冬则用牲报赛”[44]。传承已久的祈雨习俗，则已发展出画龙筑土龙祈雨、贴龙王神马像祈雨和向龙王庙、城隍庙、关帝庙及本地其他神庙祈雨等多种形式。
宋代园艺以茶叶为大宗。两宋的茶叶加工，北宋时均为饼茶，有“掺香”习俗；南宋以后则散茶流行，出现了茶叶的窨花方法，《调燮类编》曰：“木樨、茉莉、玫瑰、蔷薇、兰蕙、橘花、栀子、木香、梅花皆可作茶。诸花开时，摘其半含半放香报全者，量茶叶多少，摘花为伴。”[45]福建武夷山一带，农家多以种茶为业，茶农有“喊山”俗信。清人高士奇《天禄识余》曰：宋代武夷山御茶园，“每岁惊蛰日，有司为文致祭。祭毕，鸣金扬鼓，同喊曰：茶发芽！谓之喊山。”
宋代江南地区养蚕已超过了北方，养蚕用具已新出现了蚕网和木制蚕勺，并出现了中药添食增丝的习俗，《鸡肋编》曰：“每槌间用生地黄四两，研汁洒桑叶饲之，则取丝多于其他。”[46]同时，传承至今的许多蚕忌习惯已经形成，范成大诗曰：“三旬蚕忌闭门中，邻曲都无步往踪。”上元夜，吴地还要以粉米为茧团，预祝蚕收之盛，或书吉语置其中，以占一岁之福，谓之蚕卜。吴中一带腊月二十五（或二十、二十四）夜，村农以秃帚、笤、麻秸、竹枝燃火炬，缚长竿之杪以照田，烂然遍野，以祈丝谷，谓之照田蚕[47]。
宋代的手工业比前代有所发展，行业规模扩大，分工细密，生产技术和产品数量、质量均有提高。在南方许多城镇，出现了大批专业丝织工匠，如婺州金华县（今属浙江）“城中民以织作为业，号称衣被天下”[48]。梓州专以织绫锦为生的机户多达数千户。在丝织业发达的地区除以丝织为业的机户、柜户外，还出现了雇用工徒的“机坊”、“染肆”等。与此同时，至迟在北宋时期，闽广一带已有棉织习俗，彭乘《墨客挥犀》曰：“闽、岭以南多木棉，土人竞植之。”范正敏《逐斋闲览》曰：采木棉之花可织为布，谓之“吉贝”。南宋末年，棉织习俗已流行于江南地区，到元代时，黄道婆从崖州带回先进的棉纺技术，改进了江南的纺织旧俗，以“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的方法织造出各种美丽的棉织品，短期之中，“松江棉布，衣被天下”[49]。
两宋时期造纸业发达，当时造纸的原料在继续使用麻、树皮的同时，又大量地使用了竹、麦秆、稻秆等。并已习惯于用“纸药”，使抄出的纸薄而均匀。在盛产纸张的地区，则出现了许多专以造纸为主的纸匠、纸户。如陕西凤翔府郿县，“今人以纸为业，号纸户”[50]。
宋代刻书业发达，除官刻外，各种书坊遍布各地城镇，并形成了开封、杭州、成都和福建建阳、麻沙四大刻书中心，并在雕版印刷基础上发明了铜版印刷、型版套色印刷和活字印刷术。其中活字印刷术系平民毕昇于庆历年间（1041～1048）发明成功，《梦溪笔谈》曰：“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
宋代社会自始至终弥漫着官商融合、士商渗透、弃儒从商、弃农经商的社会风尚。一些历代以耕桑为业的农民也逐渐弃农经商，麻城县有《风俗谣》曰：“东乡田庄，西乡文章，南乡经商，北乡酒浆。”
此时都市的贸易市场称“瓦子”，四周有酒楼、茶馆、瓦舍和各种商店。中间的方形广场上则设立浮铺，定期举行集市贸易。（图77）当时，各类商行分类越分越细，开封至少有150行，杭州多达414行[51]。元代时，大都（北京）则出现了许多着名街市，如猪市、骡马市、羊市、米市、珠市、骆驼市等。宋元时期，城外的市集称“草市”，乡村叫“小市”，乡村市集均定期开放，并各地相互错开，以方便买卖。另有以祭祀神灵为主的综合性庙市，此时已发展出许多颇具特色的专门集市贸易，如上元灯市、五月五鼓扇百索市、七夕巧儿市、中元冥器市等。
宋代商业店堂门口多悬挂招牌幌子，以此招徕顾客。（图78）当时酒店所挂的幌子，亦叫“酒帘”或“酒旗”；村镇酒店的酒旗上有“望”字，又称酒望子。此时，四川商人已有使用自行印制的“交子”纸币，以代替铁钱的风俗。《宋史·席旦传》曰：“蜀用铁钱，以其艰于转移，故权以楮券。”因当时的纸张多用楮皮制成，民间通称纸为楮，故“纸币”又称“楮币”。这是我国最早使用的纸币。
由于城市人口的剧增，宋元时期城市的各种服务行业十分发达，形成了特有行业习俗。娱乐服务业，除官办的乐伎服务机构教坊外，有“街市乐人”沿街赶趁，官、私妓女随时“请唤”，还有“百戏踢弄家”、“角觚者”、“说话者”等职业服务者，为居民提供娱乐服务。在汴梁和临安，还有专门帮办礼席的服务机构“四司六局”，“凡民间吉凶筵会，椅桌陈设，器皿合盘，酒担动使之类，自有茶酒司管赁”[52]；“士庶家与贵家婚嫁，亦乘檐子，只无脊上铜风花朵，左右两军，自有假赁所在。以至人人衫帽衣服从物可赁”[53]，服务可谓周全。
2．富于变化的生活风俗
两宋服饰，虽然朝廷规定“士庶之间，车服之制，至于丧葬，各有等差”，但违礼逾制的现象较为普遍。故比之以唐代，两宋服饰习俗则更富于变化性，有追求华美、服饰多变、尚胡好古等特点。如北宋时，司马光曰：“内自京师士大夫，外及远方之人，下及军中士伍、畎库农民，其服饰器用比之数十年之前，皆华靡而不实矣。”[54]南宋时，都城临安，服饰“必要绮罗绫縠、绞绡靡丽、新鲜华粲、絺缯绘画、时样奇巧、珍贵殊异，务以夸俗而胜人”[55]。
与此同时，宋代社会除官服保留汉制外，其他服装则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胡化”的倾向。北宋时，朱熹曰：“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类，先王冠服扫地尽矣。”[56]尤其是北方辽、金统治地区，汉族服装胡化现象更为突出。曾出使金国的范成大曰：金地“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57]南宋时，由于宋金两国交往的增多，女真服饰也传到都城临安，以致“临安府士庶服饰乱常”[58]。到了元时，本为北方蒙古、女真传统服饰的团衫，也成了汉族的常服。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曰：“国朝妇人礼服，达靼曰袍，汉人曰团衫，南人曰大衣，无贵贱皆如之。”元代末年，则“四方衣服鞋帽器物，皆依高丽样子”[59]。
此外，宋时男子服装又有好古特点。上古的“深衣”，已久不传，宋代则又在士大夫中流行，司马光曾依《札记》作深衣自穿；朱熹作“深衣之制”，于冠婚、祭礼、宴居、交际时穿服[60]；宋末金履祥认为深衣乃古代士大夫闲居之服，合于周礼“规矩准绳”，并撰《深衣小传》，力倡恢复。
宋代男子帽式，主要有幞头，系承唐末五代服制而来。（图79）此时不论男女，均有戴花习俗，所戴之花有真花和仿生花之别，每遇节庶日，官民均戴花，远望“全如花世界”[61]。（图80）男女流行的服饰则有背子，主要从前代的半臂发展而来；男子多以背子为衬，衣女子则以背子为常服。（图81）
这一时期，妇女以足小为美，故流行裹足习俗。妇女裹足一般认为始于五代南唐，自李煜命宫嫔用帛绕足，以弓绕足，以弓纤为妙，后渐渐仿效。北宋时裹足之风已从宫廷传人教坊乐籍，尔后传到京城，再外传各城市。张邦基在《墨庄漫录》曰：“妇人之缠足，起于近世。”可知北宋时缠足已较流行。南宋裹足之风渐盛。南宋初，刘光世的家妓都缠足，“稳小弓鞋三寸罗”[62]，誉为“脚绝”。到元代时，妇女“人人相效”裹足，“以不为者为耻”[63]。
五代宋元时期汉族社会的饮食风俗，其主食较普遍的是一日三餐，方回《古今考》曰，“诸寺观不耕而食”，“披剃之余，二粥一饭”。但穷苦人家则一日三餐不能保证。陈淳《上庄大卿论鬻盐》曰：乡村贫苦客户“不能营三餐之饱，有镇日只一饭，或达暮不粒食者”[64]。主食结构依然是南米北面。但随着北人的大量南移，南方主食中面的比重有所增加，花色品种也比隋唐更为丰富。就面条而言，仅开封和临安食店出售的就有生软羊面、桐皮面、插肉面[65]和丝鸡面、三鲜面、笋泼肉面[66]等20多种。此外，又有馅包、馄饨、铧锣、馉诎等面食。同时，粟、菽、黍，以及荞麦、薯芋等杂粮也为当时社会所食用。如饶州“民种荞麦，可充一两月粮”[67]。
此时的副食仍以蔬菜为主，其品种除古已有之者外，五代以来先后从国外引进胡萝卜、甘蓝、苴蓝、菜花、丝瓜、苦瓜、南瓜等，丰富了汉民族的馔肴。对蔬菜的保存和加工，主要采用了腌渍方法。如北宋开封夜市有咸菜、辣瓜儿[68]，南宋临安市有藕蚱、醋姜、脂麻辣菜、盐芥等出售[69]。豆腐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日常副食品之一，僧赞宁《杨类相感志》曰：“豆油煎豆腐有味。”此时的肉食，大抵为南鱼北肉。北方肉食以羊为主，其次为猪，以及鸡、鸭、鹅等家禽，水产、野味之类也占有一定比例。北宋时，开封市场中有盘兔、野鸭肉、鹌鹑、鸠、鸽、螃蟹、蛤蜊等出售[70]；元代则有“烧鹅”、“白蝶鸡”、“鸡汤”[71]、“川炒鸡”、“卤鹅鸭”[72]等。对肉类和水产保存，仍沿用腌、腊、糟等方法。在广南一带，“以鱼为蚱，有十年不坏者”[73]。
此时设酒筵待客，都要铺陈果品。果品的进食，往往是饭前。宋高宗亲幸大将军张俊府中的御筵“节次”，最初是“进奉”干果、“雕花蜜煎”、“砌香咸酸”瓜果、“切时果”和“时新果子”等，然后再进菜“下酒”[74]。
宋元时期，茶已成每个家庭的必备饮料。元曲《玉壶春》曰：“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图82）这一时期，社会上饮酒习俗仍相当流行。当时的酒，已有黄酒、果酒、药酒和白酒四大类，其中北京大名府的香桂和法酒、南京应天府的桂香和北库、西京河南府的玉液和酴醵香，是当时的名酒。除茶、酒之外，宋代出现了许多用于消暑的饮料，俗称凉水。如北宋时的甘草冰雪、凉水荔枝膏[75]，南宋时的甘豆汤、鹿梨浆、卤梅水、姜蜜水、木瓜汁、沉香水、荔枝膏水、五苓大顺散、香薷饮、紫苏饮[76]，元代的五味子汤、人参汤、仙术汤、杏霜汤、四和汤、枣姜汤、茴香汤等[77]。
宋元社会居室有制，如宋代规定：“凡民庶家，不得施重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庶人舍屋，许五架，门一间两厦而已。”[78]但越礼逾制现象普遍。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时，都城中“居室服用以壮丽相夸”；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和南宋《中兴祯应图》所绘酒楼、居室均装修华丽，体现出奢侈之特色。（图83）但此时的普通百姓，则“起造屋宇，最人家至难事”[79]，故贫士大多是“稻草高茨屋，绳枢窄作门”[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