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汉族社会的普通民居，北方西夏占领的麟州府（今陕西神木）一带乡村，多居窑洞，“城邑之外，穹庐窟室而已”[81]；南方的长江中游一带，则多为竹楼，王禹偶《新建小竹楼记》曰：“黄冈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二破之刳去其节，用代陶瓦，比屋皆是，以其价廉而工省也。”[82]“茅檐竹屋”[83]构成了江南“茅屋三间围短篱”[84]，“芦蕃映茆屋”[85]的村居特色。
五代宋元时期，古时坐卧兼备的床榻，已转化为单纯的卧具。南方夏天流行竹床，苏轼《仇池笔记》谓成都青城山老人村中有“竹床”；北方则有土床，张载《土床》诗曰：“土床烟足衾暖”[86]，当是现今之“炕”。唐末五代时已有使用的桌椅，至宋时已普遍流行。丁谓《谈录》载曰：宋初窦仪在堂前雕起“花椅子”二把，以备右丞及太夫人同坐。王铚《默记》卷上曰：李后主人宋后，徐铉往见，引“椅”稍偏乃坐。现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宋大观年间（1107～1110）的民家椅子，其形制已与今相差不大（图84）。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居室用具已日趋丰富。《东京梦华录》所载汴京城内的“诸色杂卖”，就有日常生活所需的“铜铁器、衣箱、瓷器之类”。日用家具的品种除床榻、桌椅外，又有凳、高几、长案、柜、衣架、巾架、屏风、曲足盆架、镜台等，其中有不少是当时新出现的品种。在制作上，已讲究材质坚硬细腻，并注重细部的雕刻装饰，善用描金漆红等。此外，酒具、茶具、卧具、文具、灯具等“诸色杂货”，品类已比前代更为丰富。
两宋社会的交通出行，陆路多走“官道”。官道大多设有“堠”，五里、十里一立，以作道路的标志。有的堠上还刻有交通规则，如“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之类[87]。此时，北方的辽、西夏、金等朝，产马甚多，故官民出行，以骑马或驾马车为主。而宋朝，北宋前期官民出行多骑马策驴，而很少有乘车者；皇帝或经皇帝特许者，也可以乘轿。《宋史》载曰：司马光拜相后，朝廷“许乘肩舆”[88]。北宋后期，乘轿者日众，甚至普通百姓也乘轿，《清明上河图》即绘有二人抬轿的形象。到了南宋时，乘轿者更众，“百官不问大小，尽乘轿，而宦者、将命之类皆乘轿”[89]。即使平民百姓也大多乘轿，当时临安的街头巷尾，随时可以租赁到轿子（图85）。妇女出行，则又有乘牛车者，如“成都诸名族妇女，出入皆乘犊车”[90]。若要载物，则开封有浪子车[91]，陕西有挽车[92]，“蜀中有小车，独推载八石，前如牛头。又有大车，用四人推载十石”[93]。（图86）在山道、小路等无法通车之处，则有马驮、驴驮、骡驮，或人力背驮肩担。
江南水乡车乘不行，而舟楫发达。南宋时，都城临杭的船只已向专门化发展，如有“为载往来士贾诸色等人，及搬载香货杂色物等”的“落脚头船”；“搬载诸铺米及跨浦桥柴炭、下塘砖灰混等物，及运盐袋船只”的“大滩船”等。“若士庶欲往苏、湖、常、秀、江、淮等州，多雇舟同船、舫船、航船、飞篷船等。”[94]（图87）宋代海外贸易发达，海船众多。海船大多为尖底，“上平如衡，下侧如刃”[95]；船的动力除传统的帆、桨等外，还有车船，即以人力踩踏翼轮，激水而行；当时远航的“海舟以福建为上”[96]，“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可见，指南针已用于远海航行。（图88）
两宋官吏出行，临行时由官府发付驿券，可投宿于馆驿。庶民出行，则多在私家邸店投宿。随着经济交往的增多，当时私营邸店业发达。僧人参寥《归宣道中》诗曰：“数辰竟一虚（墟市），邸店如云屯。”[97]说明宋代邸店业的兴盛。
宋元是我国民间百戏繁荣兴盛的时期，汉族社会的娱乐风俗十分丰富。当时的戏剧娱乐主要有傀儡戏、影戏、杂剧和南戏。杂剧出现于北宋前期，由唐代参军戏发展而来，演出时有音乐伴奏，以锣鼓为拍节。开封习俗，每年从七月七日起上演《目连救母》杂剧，一直演到十五，“观者增倍”[98]。金代杂剧又称院本。（图89）元代，杂剧得以空前的发展，出现了关汉卿、王实甫等一批出色的戏剧家和《窦娥冤》、《西厢记》等一大批传世名作。南戏又称戏文，两宋之际兴起于南方温州等地农村，初以村坊小曲演唱，太学生黄可道将南戏引入临安，以致“戏文盛行于都下”[99]，和杂剧并驾齐驱，标志着戏剧由萌芽走向成熟。
宋元时期的曲艺娱乐，主要有“说话”、“杂说”和“弹唱”等类，其中鼓子词说唱结合，以鼓伴唱，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曰：“斜阳古道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100]写的是农村盲艺人用鼓子词说唱东汉蔡邕故事。陶真以琵琶伴奏，演唱小说、平话，深受乡下人欢迎。《西湖老人繁胜录》曰：“听陶真，尽是村人。”
此时比较流行的竞技娱乐活动有蹴鞠、竞渡、弄潮、斗草、斗禽等。（图90）又有“水球”项目，宋徽宗《宫词》曰：“戏掷水球争远近，流星一点耀波光。”“水球”形如足球，持球者站在水边或船上用力向水面抛掷，以远为胜。博弈娱乐品目众多，流行最广的当为象棋和围棋。象棋，唐时已具雏形，五代两宋时已基本定型，棋盘以河为界，分9路，双方各16子，有将、士、象、车、马、炮、卒等7种棋子[101]。围棋发展到宋时，其棋盘已有纵横19道、棋子361枚，与现在相同；只是动法为执白者先行。此外，还有双陆、象戏、打揭、掷五木、掷骰子等。角智游戏则有拆白道字、顶针续麻、酒令、猜枚、藏阄、覆射、商谜等，多用于节日聚会饮宴。此外，跳竹马、放风筝、踢毽子、荡秋千等游戏在民间也颇为流行，如陆游《观村童戏溪上》诗曰：“竹马踉跄冲淖去，纸鸢跋扈挟风鸣。”[102]
3．趋向活跃的礼仪风俗
五代宋元时期的人生礼仪习俗，比之前代，显得更为活跃。如育诞礼俗，仅祈子仪式，就有婚礼的“传袋”和“撤帐”、“观音送子”、敬妈祖、七月七日供“摩喉罗”，以及于别人家洗儿会时争食枣子等方式。对于后者，《东京梦华录》卷五《育子》曰：洗儿时，“盆内有立枣儿，少年妇争取而食之，以为生男之征”。
此外，宋代孕妇临产前，妇家父母还要送银盆或彩画盆，以及婴儿绣棚彩衣等，称为送“催生礼”。妇女临产时除准备干草、剪刀等助产物品，及保气散、保生丸、催生丹等助产药物外，多备催生符、海马、马衔铁等，或贴于产房，或让产妇握于手中，俗信有克服难产之神效。助产则有职业产婆，又称老娘、稳婆或坐婆。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曰：“子谓母曰娘，而世称稳婆曰老娘。”
此时仍流行坐草分娩之俗，产家在铺草时要念：“铁铁当当，非公所当，是王一言得之铜，一言得之铁。母子相生俱蔑铁。急急如律令”[103]等咒语。产后，胎盘要用瓶钵盛好密藏，以防止鬼灵侵害。南宋内宫皇后妃子产育时，有专用的“装画胎衣瓶”[104]。
婴儿出生第三日的“洗三礼”形成于唐时，在宋朝则已广为风行。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育子》条曰：洗三时，“亲宾盛集，煎香汤于盆中”，还要与婴儿“落脐灸卤”。（图91）婴儿满月时，要落胎发，“浴儿落胎发毕，以发人金银小合，盛以色线结绦络之，抱儿遍谢诸亲坐客，及抱人姆婶房中，谓之移窠”[105]。生子百日，称“百啐”，家中要开筵庆贺。婴儿周岁，称“周啐”，要进行“拈周”，又叫“试啐”。《东京梦华录》曰：是日“罗列盘盏于地，盛果木、饮食、官诰、笔研、算秤等，经卷、针线应用之物，观其所先拈者以为征兆，谓之试啐，此小儿之盛礼也”。
男子成年时的冠礼，宋时“之废久矣”[106]，为了整伤风俗，恢复古礼，司马光、朱熹均主张予以恢复，提倡“年十五已上”，“然后冠之”[107]。至于女子笄礼，宋时不行已久。朱熹等也主张“女子许嫁，笄。年十五，虽未许嫁亦笄”。
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祝贺生日风俗，经隋唐的发展，至五代宋元时，又有了祝寿之举，届时献寿之物有寿桃、百寿图、寿酒等。据黄庭坚“欲将何物献寿酒，天上千秋桂一枝”诗句，可见当时多用桂花酒作为寿酒。
宋代社会严禁婚姻乱伦，反对异辈婚，废止收继婚。元时，则将禁止婚姻乱伦的做法推向极端，规定同姓不婚。此时，由于汉族社会经济发展，商业兴盛，故社会上婚姻论财之风流行，无论士庶，“取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材”[108]。上层社会传承已久的士庶不婚俗规被基本打破，“士庶婚姻寝成风俗”[109]。两宋时，由于科举制度的盛行，官宦、富豪等家，还纷纷榜下择婿，无形中抬高了进士的身份，于是促成了“进士卖婚”习俗的出现，并诱使许多士人抛弃发妻，另攀高门，从而导致社会上“负心婚变”成风。后世戏剧中为另攀高门而离弃发妻的陈世美，即是此种社会风气孕育成的艺术典型。
唐末五代，由于战乱频仍，繁缛的婚姻六礼已不行。宋时为了整饬风俗，士大夫纷纷自行编修礼书，试图以古礼为蓝本统一礼仪，但未能通行。宋代风俗，男女缔婚，“先凭媒氏，以草帖子通于男家。男家以草帖问卜，或祷签”[110]，倘是吉卦，即回草帖。女方也要占卜，若是吉卦，则由“媒氏通音”，然后起细帖。细帖又称定帖，由媒人“两家通报，择日过帖”。在定帖上，男家要开列聘礼数目，女家开列陪嫁资装。
北宋开封在互换定帖之后，有相媳妇的习俗。《江邻几杂志》曰：“京师风俗，将为婚姻者，先相妇。”在南宋临安，《梦粱录·嫁娶》曰：“男家择日备酒礼诣女家，或借园圃，或湖舫内，两亲相见，谓之相亲。”相媳妇后，如果双方家长都满意，就要定聘，俗称“下财礼”。定聘后则双方不许翻悔。当时法律规定：“许嫁女，已投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行送聘礼后，就可以择日成吉礼。
亲迎之礼，向来有专用花车，但民间则流行花轿迎亲。司马光曰：“今妇人幸有毡车可乘，而世俗重檐子，轻毡车。”[111]亲迎前一日，女家备礼往男家，铺房、挂帐、摆设妆奁器具等，时称“暖房”。亲迎日，迎亲队伍到达女家，要作乐催妆，促请新娘上轿，女家则赏迎亲者花红利市，俗称“起檐子”；“迎至男家门首，时辰将正，乐官妓女及茶酒等人互念诗词，拦门求利市钱红”[112]。起檐子、拦门当系唐代“障车”习俗之变异。
新娘到达男家，有撒豆谷之俗。《东京梦华录》曰：“新妇下车子，有阴阳人执斗，内盛谷、豆、钱、果、草，予出咒礼，望门而撒，小儿辈争食之，谓之撒谷豆。”新娘下花轿后，脚踩青褥行走，进中门前，要行跨马鞍之仪，以祈求平安。新娘人堂，由新郎以同心结牵引，缓缓而行，称牵巾。然后，新郎用秤或机杼挑开新娘盖头，引新娘拜见祖先神灵；然后夫妻交拜。司马光曰：“古无婿妇交拜之仪，今世俗始相见交拜。”[113]可见，夫妻交拜之俗始于宋代。交拜毕，夫妻被送入洞房，双双坐在床上，礼官抛撒同心花果及特制钱币，称撒帐。然后“男左女右，留少头发，二家出匹缎、钗子、木梳、头须之类，谓之合髻”。交卺，又称交杯或交杯酒，王得臣《麈史》曰：“古者婚礼合卺，今也以双杯彩丝连足，夫妇传饮，谓之交杯。”[114]
婚后次日，新婚夫妇拜见尊长。《东京梦华录》曰：“次日五更……拜尊长及亲戚，各有采缎、巧作、鞋袜等为献，谓之赏贺。”[115]婚后三日，女家要置礼物送婿家，称“送三朝”。婚后三日或七日，新郎、新娘要回拜娘家，叫“拜门”。
元代婚姻礼俗基本上依据“汉儿入旧来体例”，一般具体内容有议婚、纳采、纳币、亲迎、妇见舅姑、庙见、婿见妇父母等仪式。
五代两宋承隋唐遗风，蔑视赘婿婚，戏称入舍婿为“布袋”，谓如人布袋，气不得出。元代法律则认可这一婚姻形式，《通例条格》曰：“目今作赘召婿之家往往甚多，盖是贫穷不能娶妇，故使作赘，虽非古礼，亦难革拔，此等这家，合令权依时俗而行。”
宋元时期，指腹婚流行。司马光曰：“世俗，好于襁褓童幼之时，轻许为婚，亦有指腹为婚者。”[116]元代法律则禁止这种陋习，《元史·刑法志》曰：“凡男女婚姻各有其时，或有指腹割衫襟为亲者，并行禁止。”童养媳现象始见于宋，元时则已成风俗，并称之为“绾角儿婚”或称“绾角儿夫妻”。典雇妻妾习俗则起于宋而盛于元。《元典章》曰：“吴越之风，典妻雇子成俗久矣，前代未尝禁止。”对此，元代法律曾屡加禁止。宋代法律允许寡妇招夫。被招之夫一般不改原姓，且“自有田产财力”。故妇女改嫁现象普遍。如名臣范仲淹母改嫁朱氏，丞相王荆公改嫁儿媳等。但宋代理学家则提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反对妇女再嫁。故寡妇守节之俗在社会上已屡见不鲜。冥婚习俗由前代沿袭而来，在宋代一些地区更加流行，社会上甚至出现了专为死者说媒牵线的“鬼媒人”。康誉之《昨梦录》曰：“北俗，男女当嫁娶未婚而死者，两家命媒互求之，谓之鬼媒人。”
宋元时期，按朝廷规定的礼法，人死应当土葬，“入土为安”。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土葬、火葬并存。宋元火葬习俗之流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实属罕见。《日知录》曰：火葬“自宋以来，此风日盛”[117]。洪迈《容斋随笔》载曰：“自释氏火化之说起，于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118]火葬之俗，元代尤盛。《马可·波罗游记》载曰：杭州“人死焚其尸”。[119]（图92）
宋元时期，虽民间社会火葬流行，但上层社会的主要葬式还是土葬，讲究“入土为安”，并十分讲究葬后的尸体防腐问题，有装裹、深葬、防水、石灰封墓等习俗。人死后以布帛、衣服装殓尸体的习俗十分古老，宋时仍然十分流行。司马光《书仪》日：“死亡明日小殓，又明日大殓……束以绞衾，韬以衾冒，皆所以保其肌体也。”[120]元时则称之为“装裹”。《马可·波罗游记》曰：沙州（敦煌）殡丧时“把整个尸体用绸布包扎起来”。
宋代丧礼程序，基本按前代之规制。（图93）但此时已有闹丧之俗。闹丧，即丧家停柩于堂屋，会集亲友乡邻，喝酒击鼓、终夕歌唱。《潮州府志》曰：当时潮州“葬所鼓乐优觞，通宵聚乐，谓之闹夜…[121]。元时，《马可·波罗游记》曰：杭州“送葬队伍中有鼓乐队，一路上吹吹打打”；沙州（敦煌）也是“所有乐器全部击响起来，霎时吵闹喧嚣，震耳欲聋”[122]。
古代流行的丧葬卜宅兆葬日风俗，宋元时期得以留存。《潮州府志》曰：丧葬“多感于堪舆，择地寻龙，有停棺数十年未就窆者”[123]。避煞习俗则已流遍汉族各地。《夷坚乙志》曰：“江浙之俗信巫鬼，相传人死则其鬼魄复还，以其日测之，某日当至，则尽室出避于外，名为避煞。”[124]为超度亡灵，唐前民间就流行的“七七”之俗，此时仍得以沿袭。司马光《书仪·丧仪》曰：世俗“于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期年、再期、除丧，饭僧设道场，或作水陆大会，写经造像，修建塔庙”。约始于唐代的纸明器，此时大行于世。赵彦卫《云麓漫钞》曰：明器“以纸为之，谓之冥器，钱曰冥财”[125]。开封和杭州都有专售纸明器的商店，称“纸马铺”，甚至出现了“凿纸钱为业”[126]的工商业者。
南宋时杭州多南迁的北人，故流行“缓葬”和“权厝”之俗，即死后要等三天再入棺，又停柩不葬，希望“返骨”故乡。元时，有暖墓之俗，人葬前夜，家人去墓坑过夜，以驱走墓中的寒气。还有引灵之俗，把装有五谷杂粮的瓶子或口袋放进棺材随葬。
宋代礼法规定，居丧期间不得饮酒食肉、不嫁娶、不作乐、不生子、不应试、不入仕等，违者被视为“不孝”，受法律惩处[127]。
五、五代宋无汉族风俗文化的基本构架（下）
1．基本定型的节日风俗